苏式修正主义“改革”进程及结果（八）
高扬“改革与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时代（四）
老共产党人
四对执政核心领域彻底“革新”的内容及后果
戈尔巴乔夫集团上台后在“改革与新思维”的诱导和推动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不断地赋予修正主义以新的内容，在党内和国内乃至整个社会政治思想上造成了极度的混乱，最根本的还在于思想上和政治上导致党与国家的核心层极度混乱及溃烂，为最终实现苏联乱党——亡国——分裂提供了理论和行动指南。
（一）执政的核心领域进行彻底“革新”的内容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前几年在经济体制方面“改革”的尝试感到阻力很大，于是在1988年的苏共第二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告苏联全面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并以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作为目标，并于1989年11月26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文，提出要“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根据这一根本性的“改革”指导思想，苏联开始了上层建筑－－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随着“改革新思维”的升华和“改革”进程的加快，其“改革”的内容也具体化起来。
1．进一步修正苏共的性质和奋斗目标。
关于苏共的性质问题，明确规定了苏共既不是“把苏联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先进的最有觉悟的部分联合起来的、苏联人民战斗的久经考验的先锋队”，也不是“工人阶级的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党”，更不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及其“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关于苏共的指导思想问题，确定为苏共是接受社会民主党人社会主义思想来源多元化的，“主张创造性地对待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张在建设性地反思20世纪的历史经验以及摆脱教条主义解释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遗产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利用人类聪明的优秀成果，必须利用世界各国在有效的经营治理、解决社会问题、发展民主制度方面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关于苏共的奋斗目标问题，苏共虽然还保留着“苏共是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途的政党”，但所向往和追求的却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实现人权作为社会主义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内容；关于苏共的组织原则问题，苏共“果断否定在行政命令体制条件下形成的那种民主集中制，那种僵硬的集中制”，主张实行党的民主化和民主制。但戈尔巴乔夫付诸的实践，却是在推行所谓“民主化”的改革创新中，把一切决策权集中在自己一人手中，使决策不民主、不科学、脱离实际、唯意志论盛行的状况更加在全党、全国中肆无忌惮盛行起来。
2．强制推行所谓的“一切权力尽归苏维埃”。
戈尔巴乔夫上台年立即着手解决“苏联权力过分高度集中”的问题，决定实施一步到位“真正的完全符合普遍平等直接选举的原则”，并“成为所有社会阶层的代表、个人，以及共产党、社会团体和运动、个别候选人提出供选民评判的各种主张，进行正当竞争的天地“的选举制度；引进和移置西方议会民主模式“修改”苏维埃制度，把竞争机制运用到政治领域；从基层政权机关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律实行直选；为实现国家权力重心转移，积极恢复并推进把苏共把握的一切行政权力交出来，由苏维埃行使“充分权力”并让苏维埃立即把握“全权”。
3．取消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集团在实施“改革与新思维”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受到了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党外广大工人、农民等十分广泛的强烈抵制，于是戈尔巴乔夫熟悉到“改革”的阻力主要来源于共产党内，共产党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要“改革”首先就要彻底“革”共产党的命－－冲破“阻碍机制”，提出了要“将苏共改造成为能够表达并捍卫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在公民社会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名符其实的政党”，取消了原宪法第6条规定的“苏共在苏联国家和社会中的领导地位”，“苏共果断舍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垄断地位，舍弃取代国家机关和经济治理机关的做法”；提出并实施“一切权力重归苏维埃”的方案，严格规定苏共的职能应是政治先锋队，而不再对苏维埃和社会团体实施直接的领导，通过党在国家机关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贯彻执行苏共的政治方针，凡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都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研究解决，党不能作出含有对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直接指示的决定－－不再是国家事务的决策者和领导者，长期由党把握的国家权力开始迅速转移到人民代表大会和苏维埃，“苏共同其他社会政治团体和群众运动一样，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治理，将自己的代表推举到人民代表苏维埃。党将不再独揽国家大权。它的作用是成为通过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经民主认可的政治领袖，不觊觎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巩固自己的非凡地位”。
4．把苏共变为国家中普通的社会团体。
戈尔巴乔夫由于精心设计了彻底的“改革”，并在“改革”的过程中启用大批优秀的“改革专家”，经过从上到下的艰苦卓绝的精心实施，经过70个多年无数无产阶级英雄流血牺牲，而换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权和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决策作用，终于在眼花缭乱和灯红酒绿的“改革”中被彻底取消了，最后苏共变成了仅仅等同于其它的普通社会组织、群众组织，只有通过参与平等的“自由”竞争式的选举，才有可能再争取到轮流执政的机会。
（二）执政的核心领域进行彻底“革新”的效果
对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苏共进行彻底“革新”的直接后果，就是许多加盟共和国和俄罗斯的大、中城市中的苏共执政地位，迅速而又轻而易举地被瓦解并彻底失去了在国家中一切应有的地位，同时也为苏共自己的彻底垮台和苏联进入国家混乱局面，制造出了优越的条件。
1．全面分裂了苏联共产党。
由于戈尔巴乔夫时代在“改革与新思维”的引导和强制推行下，极大地推动并导致了苏共内部思想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混乱，把苏共推到了大动荡、大分裂、大改组、大崩溃的历史时期。在这个非凡的历史时刻和过程中，苏共内部被分裂成了三大派系，这三大派系的政治主张各异、针锋相对，势力的背后都代表着各自不同的阶级集团利益，有着不同层次的利益集团作后盾并选择着不同的社会发展价值取向，形成了斗争尖锐、势不两立的复杂格局。
第一，形成了苏共中心纲领派（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改革派）：这个派系本质上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党，主张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重申并坚持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行重大的修正与改革，坚持有选择地部分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核心和代表人物是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其追随者和代表主要是苏共党和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当权派，代表的利益是在“改革”和“转型”中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个派系最显著的特点是在党内左与右势力之间热衷于搞平衡术，往往表现出突出的中庸性和折中调和性，被称为主流派或中间派、摇摆不定派。
第二，形成了民主纲领派（坚持资本主义和民主派）：这个派系本质上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性质，意识形态上主张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政治上要求实行资本主义的多党制，经济上要求全部推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主要代表的利益是暴发起来的、新的生大资产阶级分子和权高势重的部分已经“育肥”的领导人的利益，其核心和代表人物为叶利钦，其主要追随者是来自13个加盟共和国的162个党的俱乐部和党组织的代表，这个派系既向残存的马克思主义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向民主社会主义派发起挑战，并在苏共二十八大会议上公开退出了苏共。
第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坚持马克思主义派）：这个派别本质上属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性质，认为以前的“改革”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涵义，主张加强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改革”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轨道上，并真正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核心和代表人物为党内主管宣传、意识形态的二把手利加乔夫，其主要代表的是广大工农群众根本利益和应有却正在失去的合法权益，其追随者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较深研究和共产主义信仰的部分真实马克思主义者。
2．让苏共拱手送出国家执政权力。
戈尔巴乔夫时代在进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在所谓的揭批大量苏联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历史罪恶，并掀起了整个社会上丑化、诋毁苏共思潮泛起的基础上，把苏共逐渐被当作了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大“阻碍机制”、产生一切罪恶的源泉来对待，并及时打出和推行”一切权力重归苏维埃“的旗帜和路线，迫使苏共自己交出交出原来执掌和指挥国家正常运转的各种权力，强调并强制推行交由所谓的直接“选举”出来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苏维埃”行使。
3．积极为资产阶级自由竞争国家权力制造了条件。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一切权力重归苏维埃”的鼓噪下，已经具备一定实力的各种社会团体、非正式组织迅速兴奋并进入高潮，积极运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政治手段和政治手腕参加竞选，许多“苏共”推举的所谓候选人在声名狼藉中纷纷败下阵来，而所谓的民主派和各种反对派及其民族分裂主义者，充分利用公众的逆反“苏共”的心理的良机，通过大肆攻击苏共和社会主义大造声势，抢夺苏共自己拱手让出的苏维埃权力纷纷得手。
4．为各种势力集团斗争为国家分裂积极创造了政治条件。
苏共党内的民主派和各种反对派及其民族分裂主义者，在1989年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苏维埃选的选举中取得了初步战果的基础上，于1990年3月在波罗的海三国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尤其是1990年5月极右派首领叶利钦，当选苏联最大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使右派和极右派势力占了绝对优势。“自由选举”出来的各级“苏维埃”机关顺利地接过苏共交出的一切权力，各行其是地干自己想干的事，当选的“苏共”党内所谓民主派分子、苏共反对派头面人物、闻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纷纷把各种思潮带进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在议会中组成的23个议员团的议员们，醉心于争吵并把议会作为政治角斗场，对亟待解决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等问题争论激烈、针锋相对、角逐复杂、议而难决、形不成共识－－争权夺利的俱乐部。这种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为苏共的彻底垮台搭好了基本的平台，同时也为国家的分裂建立了必要的土壤和温床。
5．为国家正常运行制造出了“运转真空”。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末期，在其权力机关的角逐中，各种势力集团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既要维护自己已经获得的既得利益，又要谋求更多的将来利益，斗争互不相让毫不妥协，意见始终统一不起来，使整个国家从上到下正常运转急需的权威运作——变成了“真空地带”，把国家治理运行体系拖入了全面混乱不堪的深渊，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早已被抛到了脑后，国家和民族统一的主心骨被彻底倾分化并失去应有的支撑作用，统一的苏联变为了各为其利而奋斗的一堆散沙，国家和人民的分裂却变成了必然的势在必行。
6．国家分裂势力猛然崛起为解体铺平了道路。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末期，随着“民主自由”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程度的不断加深，民族的分裂意识、民族的对立情绪也不断地被煽动起来，一些加盟共和国非凡是波罗的海三国和俄罗斯，在各自的最高权力机关中掀起了与联盟中心争夺从经济主权到国家“主权”的——“主权战”、“法律战”，构建了加盟共和国一级与苏联联盟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政治争斗，加之联盟中心内部斗争的激烈和意见的根本不统一，严重威胁了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能的立法权，联盟中心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能力迅速衰弱。当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称该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在其境内至高无上，俄罗斯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接着其它15个加盟共和国也相继发表独立宣言或主权宣言，7月20日俄罗斯联邦针对共产党的国家机关非党化命令的签署，不仅为各加盟共和国的争权乃至分离提供了可能，也为苏联解体打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