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照革命领导者们关于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些至理名言，谈谈我自己的一些亲身体会。因为我当时不过是军团一级的政治思想工作的贯彻执行者。之所以插在这里讲，也是因为红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与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相比，又有许多新的特点，内容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在中央根据地，又是我学习和积累做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打基础的时期。在总政治部时间很短，可不去说它。在一军团任政治委员时，按照政治委员的职责，我除了作为指挥员之一，参与军事指挥之外，日常主要任务，是领导和参与做好军团的政治思想工作。“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这是斯大林关于政治工作的名言。我在中央根据地的工作实践中，也有深切体会。
试问我们的每一个红色战士，为什么要当红军，他们都会回答你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再进一步的问他，他会回答你：“为了苏维埃新中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更进一步问，他会回答你：“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每个农民参军，都经历了一个对革命目的由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由初步具有这种认识，随后就变成每个革命战士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政治思想和斗争信念。战斗力就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
教育战士“打土豪，分田地”，战士们一听就懂。可是，为了使这些战士懂得什么叫苏维埃——这个直接音译过来的外来语，我们各级政工人员，可是费了很大的劲哩。费劲确实是费劲，可是战士们一旦懂得它的基本含义，就会对它产生强烈的感情。许多战士在临危受命时，是一面喊着“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一面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至于共产主义，战士们都觉得比较好懂。他们早就希望将来有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他们把一切至善至美的理想都寄托在她身上。虽然觉得这个社会很遥远，但又觉得她很亲近。她每天都指导和鼓舞我们前进。所以很多烈士临终以前，都深情地说：“为革命而死，死而无憾。只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我看不到了！希望同志们……”
所以，有的人归结说：我们红军打仗，打的就是政治。如果说话的人，他不是轻视军事，不是轻视战术、技术训练，不是轻视后勤保障，而是用这种强调语气，说明政治工作在红军中的重要地位，我认为这是从某种根本意义上讲的，是正确的。那时敌强我弱，我们的装备和火力都远不如敌人，在人数上，敌也数十倍于我。我们之所以能打胜仗，除了靠正确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避实以就虚之外，主要靠压倒敌人的士气。士气从哪里来？靠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知道为何而战。这就要靠政治思想工作，靠平时经常的基本的和时事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战场上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
我的第二个深切体会是，的确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也是直接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土气兴衰的大事情。我进入根据地时，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反复较量的时期，它经常直接反映到红军政治工作上来。我们这个军团究竟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必须立即表态，不容回避。
我到达根据地时，肃反的高潮已经过去了。但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又在根据地得势，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纠正得不可能很彻底。我到达长汀时，还看到了对“破获”的“社会民主党”正法的布告。那时在江西叫肃AB团，在福建是肃“社会民主党”。其实，AB团是有的，但只是敌人打进我们内部的个别人，哪里会有那么多？很多是冤案，是自己在那里吓唬自己，自己在那里疑神疑鬼，自己把自己搞垮，冤枉了很多干部。我看到有的战士也被说成是“社会民主党”。我很奇怪，一个农民才当几天红军，他知道什么叫社会民主党呀？！
我到一军团以后，肃反工作直接归我这个政治委员领导。不久，罗瑞卿又从四军调来军团任保卫局长。我们之间意见比较一致，使一军团的保卫工作没有发生过大的差错。我记得我们在一军团，干部有了错误就批评一顿，没有随便扣上“敌人”的帽子，没有杀过一个干部。
我至今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那是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一次缴到了一些西药。有的西药上没有标签。从外形和气味上看，很象奎宁。那时，部队发疟疾的很多，急需奎宁，军团卫生部就把它当作奎宁发下去了。军团部是近水楼台，机要科黄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正发疟疾，就先服用了。立即产生过度兴奋、烧心、恶心等强烈反映。后来查清楚是误把吗啡当作奎宁服用了。
可是开始并不知道。只看见黄科长等竟然象疯狂了似地在山上跑上跑下，乱抓自己的心窝。这是中毒的表现。这不是敌人在搞破坏是什么呢？于是赶紧追查。先追查到军团部的游胜华医生，他是瑞金中华红色医务学校毕业的，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土”医生，本人是党员，家庭是贫农，难道是他搞破坏？似乎不会。往上追，药是军团卫生部分发下来的。当时在军团卫生部当药剂科长的是戴济民同志，外号戴胡子，他在吉安城内开私人诊所，是红军打下吉安时，动员他出来参军的。是否他是AB团？再往上追，军团卫生部的医务主任是姜齐贤同志，他在被红军俘虏以前是国民党的中校医官。
可疑！当时他们本人都很紧张，旁人也替他们捏把汗。我亲自参与调查处理这件事，发现确实是误用了药，并非蓄意搞破坏。罗瑞卿同志和我也配合得很好，一场风波算是平息了。我给卫生部规定了一条，今后凡是缴到没有标签的药，先找有药剂经验的人辨别判断，然后给狗吃作试验，证明没有毒性才允许给人服。我还告诉这些被怀疑的人接受教训，不要多心，安心工作。一起人命关天的错案才算避免。使许多人懂得正确的保卫工作，保护好人跟打击坏人同样重要，是一点也不可疏忽大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