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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夏茅村的自发反抗又一次暴露出自发运动的局限性，毫无组织的村民们一盘散沙、各自为战，被中修轻易地分化瓦解并镇压下去了。革命者绝不诋毁群众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勇气，但也绝不应该把这种落后的自发状态当作理所当然，让群众继续以毫无组织的状态向资产阶级发起自杀式的冲锋，自己也心安理得地沉在自由散漫的手工业小组泥潭里。应当做的是通过列宁导师的政治报路线，先将自己组织起来，建起一个强有力的工业化革命家组织，而后去把无产阶级同样地组织起来，将他们松散的自发反抗转变为有组织的自觉斗争。
2、群众的自发斗争好不好？好的很！但是马列毛主义者对此的思考绝不能只是停留在“叫好”的层面，而是应当反思有没有办法，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压迫作为推动阶级斗争的动力，如何将所有对现状的不满，将所有没有爆发或者爆发后被无情镇压的自发斗争变为以推翻旧秩序为宗旨的自觉斗争。显然，这条路线就是政治报路线，就是列宁导师的先锋队路线。
强拆城中村，群众自发反抗，究竟谁能得利？
6月16日，广东广州白云区白云湖街道夏茅村，抗议强拆的村民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多名村民在冲突中受伤。这次群众反抗中修基层政府的自发运动，起因毫无疑问是最基本生活的住房利益冲突，中修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要把地皮清理出来，卖给能够生成更多“GDP”的资本家，从而让自己的乌纱帽再添一个花翎。群众当中自然人心惶惶，被拉一派打一派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在召开基层党员会的时候，有人大喊打倒街道办，有人拿起水杯几欲先走，最终演变成一次直接的暴力冲突。这样的公开斗争，即使基层的执勤、警察没能拦住，也会被后续的警察、特警代表的镇压力量围剿，群众的自发斗争终于是爆发了、终于是彻底地决裂了，然而经此一役，中修政府的强拆势在必得。马列毛主义者不能让自发斗争的激情变成牺牲未来革命力量的无谓冲锋，在革命的低潮期就要准备政治斗争和革命战争的一切基础，物质的组织基础，以及相应的持久战革命战略。只有把全国范围内受苦受难的阶级同胞发动起来、进入地下领导地上的革命组织，才能把自发斗争的悲惨循环彻底打碎，代以一步一步扩大专政权力的革命实践，滴水穿石，量变形成质变。
中修分化镇压，群众自发的斗争，以及应有的斗争方式
毫无疑问，当夏茅村的居民们冲击街道办、打击基层执勤者的时候，中修就已经赢了，零零散散的中老年同胞们怎么跟警棍防爆盾斗？暴力斗争，更是给了中修专政的口实，想怎么整就怎么整。
我们可以从现有的视频里面，观察事件现场。有纪录的是群众冲击街道办、基层执勤者暂时退却。尤其是群众在党员会上喊口号阻止会议。基层政府开“党员会”，除去发派工作，无疑是要村民当中的党员去给街坊邻居做“思想工作”，肯定有着各种收买。于是，有人在会场大喊打倒街道办，有人听到这话拿起水杯就要走 。这就意味着即使在被强拆群众当中，也是有许多人人不一心的，更不用说肯定存在着被许诺得到较多补偿金的人，而他们压根不会来。
顺着群众的斗争来说，群众需要进行斗争，而且群众的力量是可以做到的。然而方法有很多，实际却限于群众并没有发动和组织起来，只能喊口号、直接与反动势力硬碰硬。 而且，群众需要的斗争方法，并不都是处在公开环境、一直受资本主义人际关系荼毒的群众所能做到的，必须有舍弃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革命者，以集体的纪律将内部敌人筛出去，有人有纪律，斗争的工作才能做到。会上喊口号，就直接表明自己是政治意义上的“反贼”，即使没有同警察对峙，也会被带走禁闭 。越是在矛盾激烈的时候，就越是要谨慎，把主动权牢牢把握在革命力量手中。敌人力量是压倒性的强，被压迫的一方就不要公开地去上升矛盾层次，这只会受人以柄，引来镇压。如果被强拆群众有着相应的集体组织，敌人开会，我们在会上有内应，能知道部署信息、能记住积极当走狗的几个人，就是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了 ，这跟直接到会上喊打倒XXX的口号来比，无疑是有利于进一步指定斗争计划、延长时间的。群众的队伍也要做到能协调绝大多数被强拆群众的利益，主要是政治的揭露，然而又不可能让自己人在街上大谈，亦或者向处在地上公开状态的群众串门秘密会谈，涉及政治斗争的部分无论如何不能让处在地上的、资本主义熟人关系当中的群众去干，否则就是重新回到了冲塔的路线上。
最能解决矛盾的做法，就是找到根源——对提出拆迁改建的区长乃至市长，进行威胁惩处，一如《翻身》当中，张庄的地下组织叫来锄奸队，把服务于日寇劣绅的伪村长处决。然而这是革命力量发展到在局部较强的时候才能使用的做法。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处处都有暴力革命的力量之后再去干，但时刻要根据地方实际的力量对比，在组织革命组织的全局层面上，适时发挥出地下暴力的专政力量 。然后才能为进一步的地上工作打开空间。更可能的是，到了强拆推土机在群众家园面前的时候，可以做到的是，建立起反对强拆的队伍，早晚巡逻、有城市街道可以构筑一定程度的街垒堵路、有土地空间就可以挖出壕沟、揪出并清理藏在群众当中的内应走狗、甚至在斗争烈度高的时候制造所需的物资。这一切都属于地上和地下两方面的组织与暴力斗争。地上的暴力部分只能以低限度的斗争进行阻滞，并不能硬碰硬，街垒壕沟用以一时挡住敌人行动、空间换取时间。地上地下的斗争性质如果不分，就意味着牺牲群众的生命。在革命的物质力量几近一无所有的阶段，马列毛主义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力建设一个能够带领全国范围内群众自觉斗争的革命先锋队。
持久战路线的组织与斗争逻辑
就像上一部分的开头，怎么识别混迹在群众中的内鬼，怎么把大多数人的利益绑定起来，跟革命的组织是紧密相关的。地上地下，一句话，政治上远离中修的专政统治，组织内进行专政清洗从而不断发展。有这样一种洁癖，认为清洗一定是整人、一定是要人非此即彼地站队、一定是叫人去尽心尽力表忠心，所以清洗就是内斗，是权力的集中，又是另一种压迫。无论是群众自发的经济斗争，还是一些自称马列毛的小组，比如南昌外卖员合作社、转战其他平台的东风、近乎停摆的联合时评，它们当中都存在着真实的内斗：技术志愿者跟创始法人派别的冲突；东风分裂出的换新天，还有所谓的融工和革命派的争斗；联合时评当中各个小组的争权夺势，谁都恨不得要挂上名字……马列毛主义者需要的是这样的“组织”、“清洗”吗？简直是邓修的 “不换思想就换人” ，至于改正改造的条件，在派系斗争的争强斗狠当中就是荡然无存，也难怪“清洗”被扣上这些刻板的帽子。
无论组织是大是小，内部的清洗和路线斗争将会决定其生死存亡。马列毛主义者所需的是能够成为先锋队或者辅助先锋队的民主集中制组织。 前文有关地下组织当中的专政 ——将破坏和不支持革命路线及其工作的人批评改造、剔除出去—— 是让革命集体的方法论行之有效的第一步，就像夏茅村的群众们不可能单独为那些拆迁会上的内鬼、已经跑远了的拆迁户想办法争取动员。在内部专政的基础上，以集体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让上下级的监督和服从关系代替小组组织实体的私人利益争权夺势。 党有中央和支部，支部有区和小组，这是组织层级的区别，并不影响在地上地下组织当中任何革命组织的成员去行使罢免权这个最大的民主权利。而这又离不开革命家组织核心、以及暴力力量的组织所开辟的权力机构，不扫除那些顽劣的“村支书”就建不起新的村民大会、不打倒中修的花瓶一样的“工会”就建不起群众的工会和苏维埃。在民主集中制的权力关系再加上地上地下的隔离意味着单线的联系，仅就这一点，基层的地上组织群众和地下组织核心的成员不可能在任何时间和空间条件下为了几个微小的事务全体投票，不是因为无法“大民主”才需要民主集中的三结合——文革时期革命群众代表大会的群众、干部、党员代表——实行民主集中制是 和革命组织内部专政、灌输论、先锋队理论是同一个目的，让革命路线掌握在持有正确思想的革命者手中 ，这就需要尽可能地以组织关系和意见讨论推广开正确意见、争取大多数人支持、最终改造和扫除错误路线的影响。因此， 与前文手工业小组相对的，工业化革命组织则是达到了将团结、批评、团结化为清洗、灌输，平衡了纪律和分工，把革命路线有效地变成发动群众进入组织的力量 。
马列毛主义者要建立起属于革命者、属于拥护组织路线的群众的组织。对于革命组织当中的人、对于革命群众当中的一份子，从来没有本质的阶级区别、也没有权力的区别，在革命的低潮期，主要是知情权、集中权利和负责的工作，因为政治性质和组织性质有区分。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认清敌我，群众是认同了革命组织的路线、参与了组织工作才成为可动员的革命群众；革命家组织核心的成员则是在群众的基础上，增添了政治灌输、明白自己为何而战，从而承担更多义务；相对的，反动分子、机会主义者则会在原则上同意，具体行动上反对（正如前些日子“雪原篝火”照抄持久战的地下斗争路线，结果是用来支持自己的公开融工路线）。于是，在革命组织当中，无论地上地下，由民主集中制的框架组织起来后，组织的纪律就成了最重要的门槛。革命原则产生相应的基本纪律，纪律可能包括各种基本观点的普及、或者是义务劳动的协同、还有可能是特殊的战斗。列宁主义的政治报路线，让基层的报刊投递员记着人名去挨个投递；持久战过程中的村镇地下工作者，则更成熟地各司其职，进行政治工作、刺探情报、军事训练。在地下组织里面，专政和义务劳动，可以清除拒绝革命的人，从而形成社会主义的关系。然而地上则是有限的筛选，因为表露政治性质就意味着公开这个组织的政治意图，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组织不是农民革命的“拜上帝教”、也不是追求政治影响力的“黑豹党”，革命力量不是在私有制环境中能够独立成长的，把革命意图暴露出来，就是把主动权交给敌人。同时，工业化的组织纪律和工作脚手架，又形成了有助于革命组织生长的动力，让每个人都有事可做、能够在地上地下的空间内发挥出最大程度的力量。
前文第一部分的斗争方式，都离不开暴力组织及其力量基础。地下的暴力斗争无疑是“非法”的，是革命家组织领导的、为了达成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地上暴力组织的斗争也需要革命家组织核心领导，是仅限于低烈度地保卫地上组织基本生存的。 地下暴力斗争的队伍，在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发展的过程中也在同步进行准备。正如历史上的斗争逻辑，游击队和党委打入敌人后方，才有了人去组建群众组织，搭建起革命工作的流程，从而才有更多的人加入“民兵”，再之后，加入“红军” 。这才是地上组织和地上暴力的力量根源，也是地下到地上，再由地上反哺地下的原理。过程中，这么多人，这么多种思想，究竟怎么才能为革命统一认识、进入彻底革命的地下组织？灌输，训练，这两点所有人都能提出，可是在基本的思想和协同筛选之后，比如在询问政治立场之后、以一个事件测试主动性之后，这位同志怎么继续提高认识和水平？工业化组织在民主集中制以及革命策略的路线基础上，通过地下状态的义务劳动、灌输和自我灌输，是完全可以扫除个人主义的根源、排除机会主义的思想宣传路线的，从而真正在革命行动的实践当中获取相应的认识。总之，地下地上的暴力斗争，还有灌输工作，和整个革命进程一样，如果没有其他地区、或者说全国范围内的组织准备和人员基础，地上的融工、互助以及地下的斗争也都是空谈。
白云的强拆，是不是需要有革命者进入群众中间进行工作呢，当然需要，然而有两种不同的路线，即手工业和工业化的性质不同 。对于手工业融工，则如同前面对“清洗”的辩论，机会主义者们会拿着融工的实践作为一切自己可行性的证明，然而融工本身这个处于地上的工作类型、为吸引群众加入组织的目的，都被抛开了，只剩下争取政治影响力的诉求。具体的实例已经数不胜数了，从佳士到工农解放社，融工可大可小，宣传和斗争可以有经济斗争、有“怠工组织”去在公开的状态下暴露群众和组织实体的政治性。以上，融工或者说其它群众工作的第一步，这些行动本身是服务于地上地下组织的发展的。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工同酬，仅仅是产生联系，只要还处在地上的公开性质当中，只要群众还没有经过根本的立场检验，实际上就是没有分清楚敌我。以工业化的组织纪律和相应的分工，区分敌友的同时也在地上地下的范围内，就形成了政治灌输的空间。
而融工本身是服务于建设地上地下革命组织的，即使换一些方法变成其它类型，任务仍旧不变。建设互助组织或者再具体些例如前文的强拆，以及要扩大“工会”、“农会”的权力，必然会碰上基层镇压力量。这就要求马列毛主义者在准备革命的过程中不要上升，坚持地上地下的隔离。 由政治报路线的革命家和工业化组织核心，地下到地上，结合群众组织，发展成为先锋队，以思想政治领导，将阶级斗争当中的各种对抗包括群众自发斗争，变为革命专政的暴力力量。在这些革命的物质基础发展到全国、暴力队伍积攒到事实上建立地下革命根据地时，更需要渐近地、波浪式地以地下暴力斗争打开建设地上组织的通道。从而进一步收归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同时动员更多革命群众，转变阶级力量对比。让更多经过斗争训练的群众进入地下暴力斗争的队伍。这就是马列毛主义者在革命低潮期，在战略防御和相持阶段当中，所应落实的持久战战略。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建设革命组织核心、建设地下暴力队伍和地上组织；加强地下根据地、形成主动的武工队开辟新的阵地；最终是各个阵线上的时候全面决战。然而当今最现实的，仍然是革命群体内外部的机会主义，反对他们的路线歪曲，更需要团结起来形成根本的组织力量，以民主集中制的工业化组织，将其私人利益和小团体的物质基础彻底消灭，还革命未来一片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