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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群众自发运动在地上必然面对资产阶级专政镇压，导致运动只能在低水平重复，因此绝不能走影响力路线，再大的工人自发运动要么是被镇压，要么成为工联主义的工会，只有在资产阶级无法触碰的地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构建无产阶级革命军组织，利用地上组织为地下红军输血，不断蚕食资产阶级基层统治，才能扭转敌我力量对比，推翻资产阶级。
2、这类“特训矫正学校”来源于资本主义下为了更好地奴役无产阶级而存在的教育制度，要彻底解决这类问题必须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摧毁其根源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想要保护好自己就得掌握切实的力量，而无产阶级的力量就来源于组织，用影响力吓倒掌握暴力的资产阶级只是机会主义者的幻想，马列毛主义者要做的是走政治报路线进行组织建设并将这种组织的力量带给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必将拥有摧毁旧世界的无穷力量。
近日，中国数字时代（自由主义媒体）转载了一篇题为《紧急关注，关于被消失的15岁学生刘靖蕾》的文章，内容是一名15岁女生刘靖蕾因举报“特训矫正学校”而“被消失”的事情。以下是原文摘录：
2025年5月22日，刘靖蕾向救援小组成员发送紧急求救短信，称有三名自称来自“网监部门”的男子进入她家中，她借上厕所的机会发出信息，随后失联……确认刘靖蕾于5月22日13:30左右被三名人员带走。
2025年6月9日下午6点，刘靖蕾使用陌生手机给“反读经”博主拨打电话，她在电话中很肯定地表示自己有“受伤和被欺负”，但话未说完便被自称派出所警员的人打断，夺走手机，并否认任何迫害情况。
2025年6月10日中午，救援小组成员接到刘靖蕾的语音通话，在对话中明显感到刘靖蕾受到了贵州耕力的胁迫，电话内容主要包含两部分：其一是索要反读经博主的联系方式，其二是教官直接要求下架视频换得刘靖蕾8月份离开。
可以看出，事件的一开始，刘靖蕾等受害人、“反读经”up主以及救援小组就处于劣势。他们的举报对象根本就没有和他们玩打官司的“过家家”游戏，而是直接动用武力，抓走了试图举报的刘同学；在冲突升级后，依然选择使用武力胁迫刘同学，甚至还想警告更多参与此事的人。
“简直无法无天，我们要上法院告他们！”会这么想、这么说的大有人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可能是义愤填膺的群众或是泛左翼，剩下的（也是真正有危害的）应该就是那些以出卖群众，鼓吹政治影响力为能事的自由派和机会主义者。自由派不必多说，只敢挂个文章、喊喊口号而不去做任何实际行动的人有什么好说的呢？革命者要重点关注的只有那些打着为工人群众好的旗号，却只想当个工联书记的机会主义者。不去揭露他们，用革命的扫帚清扫他们，革命运动就永远不能进步，永远处在被叛卖的风险之中。
从事件发生至今，自由派的文章挂在那里也有几天了，b站“反读经”up主更是知名主播，政治影响力可谓足矣，然而人家就是不理不睬，甚至还能冒充“执法人员”，将刘同学关押（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律，这应该可以称作“非法拘留”了吧）到了今天。现实狠狠的打了自由派和机会主义者们一个耳光，告诉他们，所谓的告官也好，舆论也罢，在资产阶级面前一概不值一提。因为法律本来就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存在的，列宁导师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基础，就是把人们分成阶级，分成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这种“教育机构”，乃至整个资产阶级教育不过是这种再生产的一环，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让工农子弟接受资产阶级的奴化。而类似“贵州耕力”这样的教育机构只不过是将资产阶级所避讳的东西摆在明面上罢了。
不仅如此，在此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贵州耕力”既掌握着黑恶势力，又掌握着明面上的“执法”力量（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基层暴力），因此，我们可以将其视作资产阶级专政力量在基层中的一个节点和堡垒。对于这样一个“堡垒”而言，群众毫无组织的自发运动以及机会主义者喜欢的政治影响力不过是一阵微风，又怎么能吹得动它呢？这样的“堡垒”可以说遍布全国，大的有政府机构，小的则五花八门，这里的培训机构也只是其中一例。它们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打手和帮凶，手无寸铁的群众又怎么能与之对抗呢？
既然赵修倒行逆施，不能为群众主持公道，那就由无产阶级自己来主持公道。既然是资产阶级专政力量，那么就要用相对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力量去对抗，要用革命的扫帚哲学清扫其在基层的反动势力。革命者要运用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思想，要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虽强，可它的本质是反人民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它实际上是处于工人群众的包围之中；而革命者呢？虽然无产阶级一开始处于劣势，可一旦革命者能够将工人群众组织起来，让他们接受革命政权的领导，团结在革命政权的周围，便能发挥出他们的历史主动性，逐步扭转这个劣势，组织起清扫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革命力量。
在战略防御阶段，全国一切地区都是处于敌强我弱的状态。因此，革命者就要依靠地上地下的划分，先通过政治报脚手架的义务劳动开辟出资产阶级的专政力量所无法触及的地方——也就是地下搭建起工业化的革命家组织，培养出合格的代办员搭建起全国性的代办员网络，从而保证处于弱势的革命力量不会被资产阶级的专政力量所打击。工业化的地下革命家组织及其领导下地下的全国代办员网络，这两者便构成了地下的革命政权和全国性的地下专政网络。
然后，革命政权便可以开展全国范围内的融工，从而为地下大规模输血，扩大革命队伍了。这个时期革命者的任务便是通过不讲政治的义务劳动搭建起地上工人小组，逐步地将先进工人引流到地下进行政治灌输。这里的地上工人小组不同于群众自发的经济互助组织，它是要通过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将群众初步的组织起来，使其接受义务劳动的筛选锻炼；同时也能够通过代办员的领导间接接受革命家组织的领导，防止其流于自发性成为纯粹的经济互助组织；在这样的组织里群众能够通过暴力值班的义务劳动保卫自己的人身安全，像这样仅仅出动几个人就能绑走群众的事情也不可能再发生了。
随着大规模融工的开展，资产阶级专政的基层薄弱点便逐步的被革命的红色节点所代替。革命者也可以逐步地在地下组织起清扫资产阶级基层节点的革命力量（也就是地下红军）。随着地上的大规模引流的进行和地下执法流程的锻炼，地下红军的组织程度逐步提高，从一开始只能对付黑恶势力，逐步发展到清扫像“贵州耕力”这样反动的资产阶级统治节点，地下革命政权发展的障碍便逐渐的扫清，阶级力量的对比便逐渐的扭转，最终形成“工业区包围华尔街”的态势，革命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届时，虽然在地下革命政权掌握的范围内资产阶级和警察都可以照常从这片区域来去活动，但他们不知道革命者是谁，他们都是待宰的羔羊。这片根据地中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被改变，生产生活在实际上被地上群众组织所管理，地上暴力和地下执法保卫着这个新生秩序，不仅有地上组织建立纪律，还有地下政权建立“法律”。那么资本家和政府官僚们还能肆无忌惮的欺压群众吗？肯定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