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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如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呢？谁拳头大就听谁的，谁地位高就听谁的。可以颠倒黑白，可以蛮不讲理，可以一边逼迫着你屈服他的意志，还得一边让你赔笑赞美这种奴隶一样的压迫。而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则截然不同，当不涉及敌我矛盾的时候，人民内部之间永远都是要靠讲道理，靠设身处地体谅对方，靠调整改善生产关系，靠发展生产力来解决问题。然而这样美好的未来是不会天上掉下来的。要靠革命奋斗，要靠流血斗争才能获取。但是又有什么不值得为之努力的呢？
2、路线问题是一切的关键，是问题的核心。正如毛主席所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脱离了路线，谈论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机会主义者就喜欢剥离路线谈论所谓的技术，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技术问题也没解决，自己的团体又还是乱成一锅粥，分裂的一地鸡毛。所以，真正的革命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要抓住最根本的路线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纲举目张”。
一、两个社会两种结局——关键在政权问题
事情本身是简单的，一名中学生在上课铃响了之后仍在踢球，此时一位曾与他“颇有怨言”的老师批评其行为，后该生一脚将球踢向老师，这样一件学校中寻常的小事，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复辟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对立般的结局。在纪录片中，该事件的展开是教师/干部与学生/红卫兵开批判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在会上双方都针对自身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总之是一片团结一致争取更大胜利的氛围。而同样的一件事，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则是管卡压的走向，甚至使悲剧频频发生。
可见，没有什么脱离政治、脱离路线的事件，小到此事中的师生矛盾大到教育方针等各种“目”都被一定的阶级的政治路线所统帅着。泛左翼或者群众看到此纪录片时会感慨教育方法、官僚主义等问题，但真正的要害在于政权问题，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是资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说代表着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路线“无法无天”要使一切方面遵从它，纪录片中所进行的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基础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学生、革命教师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在干革命推动革命的权力上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为革命利益出发的发言权，教师或者说干部所具有的职权只意味着带头推动革命、使群众如学生也干革命的权力而不是私有制关系下上级对下级的一种私有物般的管卡压的权力。哪个阶级掌权、何种阶级地位情况，这又具体体现在何种政治路线掌握领导权，是政治挂帅通过民主集中制灌输群众以自觉代替自发的革命路线还是假以“遵守制度、指标”之名推行利润挂帅、仆从关系的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而这个政治层面的路线的体现或被具体的物质力量——组织来进行执行。
无产阶级无论是走资本主义设定的“奋斗道路”还是去自发斗争以期维护剥削制度下所规定的权利都屡屡失败，原因就在于与社会主义社会相比，无产阶级一盘散沙，没有一个执行正确路线的能够对资产阶级实行强有力专政的并源源不断将原子化个人的无产阶级转化为组织力量的革命家组织。纪录片与现实之所以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就源于政权问题，而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就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家组织，要有其领导下源源不断生产出革命力量的路线与战略。
二、老师何以行动？在革命路线下编织成源源不断生产出革命力量的大网
显而易见，只要不是在沙漠，人做事都不仅是凭借个人的物质力量，而是要凭借、通过一定的社会力量或者说某种组织办事。在封建时代可能是宗族关系、地主衙门，在资本主义社会可能是仲裁法庭等等，而无产阶级要想办事，必不能依靠吸食自身血肉的剥削阶级的组织，而要另立门户建立为自己办事的独立政治力量、革命组织。
纪录片中的老师要解决同学的思想问题也是通过学校建筑以外的另一种物质存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组织的大网办事。文革时，旧的国家机器被彻底砸碎，代之以与资产阶级代议制和各种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革委会的政体。广泛上讲，无产阶级的权力机关从横向上包括有党员组成的党委会、党员、选举出先进群众组成的革委会和群众代表会。从纵向上哪里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继续革命哪里就有执行它的权力机关。比如在学校中，有校党委，有一般的教学事务执行组织（可以视作革委会一样的存在），也有群众组织–红卫兵。其中，每个班级都是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大网下的最小的“行政”单位，（其实可视作最低一级的革委会既有干部也有先进学生）而纪录片中该老师最终解决该问题也是找该班的老师带头开大鸣大放会，而大会开成功而不是流于形式或劈头盖脸的管卡压就源于集中一面的党委、革委会与民主一面的红卫兵组织的共同参与。有了这种组织关系的存在和巩固，才谈得上办事，为什么在如今不能在学校进行如此操作？因为如今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暴力力量掐灭任何谈无产阶级政治的火花，而纪录片中则相反，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保卫科干事会掐灭任何谈资产阶级政治的火花和阻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
因而，抓好路线问题，建设组织力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论社会主义时期抑或是革命时革命组织内的任何同志都要考虑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讲党性，在组织原则上就是要考虑办事是不是通过组织环节（如大鸣大放的班会、党委会）进行自身的行动是有利于还是损害组织团结。比如，此事件中老师就不能采取私下骂街、体罚的形式去完成政治灌输，这样是手段绑架目的，最终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适得其反。同时，也不能陷入脱离了政治路线，但看制度形式、组织纪律的倾向，比如规定某时刻上课的纪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是服务于革命目的而制定的，但如果脱离教育的无产阶级政治目标，纪律、制度就会滑向服务于比拼成绩的利润挂帅的资产阶级政治的容身之所。如事件中老师之所以与该中学生解下“埂子”在方法论上总是个人处理、并常带主观主义不容分说的进行批评也没有注重政治挂帅只是请调纪律、规定本身，最终将小矛盾激化引发“用球踢老师的事件”
三、为什么要上纲上线解决问题？-——“球瘾”背后 的政治及政治任务
在大鸣大放中话题逐渐聚焦在了一个“球瘾”的问题上，踢球的学生解释自己“有球瘾就是想要踢一脚于是就踢了”，虽然该解释只是事件原因中的一个，但“球瘾”背后却有一个以自觉性代替群众的自发性的政治任务，而该政治任务的对象是广泛的、历程的也是漫长的，因而推动这一政治任务的实现不能靠单打独斗或少数先进分子举旗，而要靠组织的民主集中制，让少数的正确意见成为多数意见。
“球瘾”背后是一个有关自发性的政治问题而非鸡毛蒜皮的小事，如纪录片中不仅展现了该学生这样的观点，而且展现出其他学生（可能是此学生的熟人、朋友、小团体等）认为踢球一事无伤大雅并出于熟人关系去为踢球的学生进行辩护，这已经说明偶然事件背后有一种稳定的起作用的政治原因，即群众的自发性。学生对待“踢球”事件并不是采取马列毛主义的政治去分析而是以脱离了马列毛主义的观点，认为体育、个人活动与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组织是无关的，因此想怎么踢就可以踢，兄弟朋友出了事就要去帮忙，但采取的不是上纲上线治病救人通过集体大鸣大放的帮，而是兄弟义气式的袒护式帮忙。但是自发性的这种“非政治化”是表面，实际是非无产阶级政治而残留资本主义政治。比如以小团体关系出发去袒护朋友而非从革命组织、革命任务思考、行动实际就是一种私有制关系、私有制观念的残留。
那为什么要以自觉性代替自发性？沉溺于自发性的机会主义者、泛民主派人士会如此问道？原因并不在于自觉性、马列毛主义路线是一种脱离了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某种神圣的事物，而在于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没有以自觉性代替自发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就得不到实现、机会主义、走资派的利益就能趁机得以实现，或者说在纪录片中的背景即是资本主义复辟。比如说纪录片中“熟人关系、小团体关系进行偏袒”这一自发性的体现，采取这种思想和行动看似是有利于单个犯错的学生的，但这实际是私有制观念、私有制关系的蔓延，而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是私有制关系蔓延、复辟的最大受益者，这一点在分田单干问题上也是类似，集体农民的自发性诉求（小农经济式的小私有）“得到了”走资派的“实现”，但最终结果是进一步壮大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力量，以便农民和工人一同被资产阶级剥削血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