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主义的产生及发展（二）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种形式，表现为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是以维护、巩固人类社会的私有制和人剥削人制度为目标的思潮和势力，其本质上的私欲膨胀性、相互联合协作性、国际性都有是十分显著的。自正式产生以后的一百多年来，就像瘟疫一样地在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中传播开来，非凡是当历史发展到了20世纪下半叶，这种瘟疫曾一次又一次地以执政党——共产党的非凡形式，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大规模地泛滥起来，一步一步地摧毁了共产党人向共产主义目标奋斗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共产党改造成了一个个“社会民主党”，甚至是把共产党搞成了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天然敌人；把社会主义制成了资本主义，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引向了邪路和不归路，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和甚至是致命的危害，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最终被瓦解。这之后短短几年时间里，又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先后把几乎所有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搞垮，使这些代表正义力量的国家绝大多数走上了亡党亡国之路。
（一）执政条件下修正主义产生及发展
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经过杰出的领袖和无产阶级及其广大劳动人民，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艰苦奋战和流血牺牲，终于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当杰出领袖们于世长辞后没有了从上到下的制约，加之广大的劳动人民监督各级政权治理权力的被重新剥夺，其执政后的共产党成员中非凡是身居高位的一部分领导人，私欲就会与时俱进地迅速膨胀起来。在这种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就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现出来。这些修正主义分子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国家权力当作自己分肥的后盾，不断地采取欺骗和施“仁政”、威胁利诱等的手法，把人民的胜利果实经过“改革”充实到自己私有财产的帐下，不断地设计和推行私有化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向资本主义复辟，最终又通过国家法律的模式合理合法地固定下来，变成“永恒”的东西。在社会主义条件修正主义进行资本主义复辟，往往是以反“教条”、反专制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而实现否定马克思主义，以“改革”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而逐步实现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创新”和“改革”成为了修正主义大行其道的专用名词。所以列宁早就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14~665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修正主义能够泛滥并形成主导社会发展的势力集团，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条件的，原苏联和中国20世纪50年代及其以后，所展示出来的历史现实最为突出和充分，但两国又都因自身的“党情与国情”的差异，表现出了各自的特点，而两国在修正主义在“创新”与“改革”的发展中，又相互借鉴、相互映证，共同推进了修正主义的发展，最终都把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劳动群众共同开创的革命事业送上了不归路。
1．苏联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操纵集团。
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集团，既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第一个以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面目形式出现，直接地、公开地和全面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创始集团，又是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第一个逐步把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定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创始集团，还是最终达到把强大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分化、瓦解、消灭，并使苏联——东欧共产党和国家，最后实现亡党亡国的资产阶级势力代理集团。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操纵集团的出现、发展和修正主义目标的实现，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创新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标志着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修正主义正式替代，被引入其反向发展的重要时代。
㈠始作俑和创始者——赫鲁晓夫修正集团。社会主义条件下修正主义的鼻祖和创始人赫鲁晓夫，1894年 4月17日出生于库尔斯克省卡利诺夫卡村一个矿工家庭，幼年当过牧童、雇工，15岁起在顿巴斯的机械厂当学徒和钳工后因参加罢工被开除，十月革命期间在卡利诺夫卡村任贫农委员会主席，1918年下半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布)、1919年初参加红军，在南方战线骑兵第一军第九步兵师所属作战单位做政治宣传工作。1922年初复员后任煤矿副经理，后到顿涅茨矿业技术学校工人专科班学习,任党支部书记和政治指导员，1925年毕业在顿巴斯任区委书记,后在斯大林诺任区委组织部长，1929年进莫斯科斯大林工学院学习并于1930年任学院党委书记，1931年 1月起先后任联共（布）莫斯科市鲍曼区委第一书记、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第一书记，1932年任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后任第一书记兼莫斯科州委第二书记。1934年 2月在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上选为中心委员，1935年 1月任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38年 1月当选为联共（布）中心政治局候补委员，派往乌克兰任党的第一书记和基辅省委、市委第一书记，1939年 3月当选为联共（布）中心政治局委员。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基辅非凡军区、西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南方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 2月授中将军衔。1947年 3月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2月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心第一书记，1949年12月任联共（布）中心书记主管农业并兼任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在1952年10月当选为苏共中心主席团委员兼中心书记。斯大林逝世后，于1953年9月迫使马林科夫辞职遂任苏共中心第一书记，并于同年兼任苏共中心俄罗斯联邦局主席，1956年2月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以批判斯大林和个人崇拜等为名，攻击和否定斯大林的在苏联革命和卫国战争中，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故意夸大和抬高自己，采取种种手段打击马忠实的克思列宁主义者，全面修正苏联共产党历史，推行个人需要的新个人崇拜，1958年3月接替布尔加宁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晓夫修正集团，在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势力和国内新生贵族势力形成的形势下，代表已经形成的新生资产阶级贵族势力集团，采取聪明的迂回战术，不断地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用部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否定整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修正主义来替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于1961年10月公开在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三全两和”等修正主义纲领的政治路线，推出欺骗性十分强的“在1980年前在苏联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和目标”。一是赫鲁晓夫集团在政治路线方面，全面推行和实施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苏维埃国家已变成“全民的国家”，苏联共产党已变成“全体人民的党”。二是赫鲁晓夫集团在经济方面，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扩大集体农庄、农场自主权，进行工业、建筑业治理改组，用地区原则取代部门原则和把经济治理重心从中心移向地方，提倡利润原则、强化物质刺激等。三是赫鲁晓夫在对外关系方面，推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社会经济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原则，认为世界大战并非绝对不可避免；在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推行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和分裂主义，破坏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兄弟党准则，否定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内部发生重大分裂，苏共作出“鉴于赫鲁晓夫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心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心主席团委员职务、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但赫鲁晓夫开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修正主义局面并没有结束，仍然被勃列日涅夫及其领导的苏共较完整地保持下来，直至杰出的继续人戈尔巴乔夫上台，最后把苏联共产党搞垮、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搞到全面消失，才宣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历史使命的胜利结束。
㈡继续和发展者——勃列日涅夫修正集团。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操纵集团头目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1906~1982），1906年12月19日生于乌克兰卡缅斯克(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19 29年入加入苏共。1931~1935年在矿业冶金学院学习并从事党的工作，1939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党委书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期间以中校军衔参加红军，虽然在前线从事政治工作，但并未真正上过前线只是在后方隐蔽所里鼓舞士气。时任苏联工农红军政治部检察员、团政治委员维尔霍鲁博夫在1942年对时任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的勃列日涅夫鉴定中，除了肯定他对党的忠诚之外有这么一段评语：“（勃列日涅夫）怕干粗活，军事知识极差。许多问题是作为总务治理人员，而不是作为政治工作人员来解决的。对人不是一视同仁，喜欢安插自己偏爱的人。”后获少将军衔并于1942年任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战争结束时任乌克兰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46年8月成为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950年调任摩尔达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1952年任苏共中心委员会书记，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改任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任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心第二书记、1955年8月任第一书记，积极推行赫鲁晓夫的垦荒政策；1956年再次当选为党中心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心书记，1957年升任主席团正式委员。1960年5月被任命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后，接替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心第一书记，1966年改称为总书记，1977年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2 年11月10日去世。勃列日涅夫是苏联第四任领导人，其仪表堂堂、面容英武、身高1.78米，举手投足总是流露出一种军人气概，长着两道吓人的浓密眉毛，经常能激发起各国漫画家和幽默家们无穷无尽的创作灵感，从1964年10月起到1982年11月去世为止，是在苏联存在69年的历史中执政时间和执掌苏联最高领导权仅次于斯大林的人，共达18年之久。
勃列日涅夫能上升到苏共修正主义最高执政者的地位，是因为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人物”（平庸、能力弱、性格暖和没有野心），虽然爬到了苏联这个大国的权力巅峰，由于是意外地得来的权力没有任何思想预备，因此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即宣称要继续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修正主义路线，说这一路线是列宁主义的路线，但也不指名地批判了赫鲁晓夫搞“个人崇拜”和“唯意志论”，并继续执行修正主义式的“调整”和“改革”。一是在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勃列日涅夫采取了“稳定政局”的方针，恢复了部分赫鲁晓夫“改组”以前的党政领导体制，1964年11月苏共中心全会通过《关于把州、边疆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的决议》，恢复了1962年前各州、边疆区统一的党委会和统一的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等组织，1965年12月由波德戈尔内接替米高扬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最高领导核心构成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3人的所谓“三驾马车”的集体领导体制。1966年3月苏共二十三大召开将党中心主席团改回称中心政治局，并重设中心总书记取代第一书记，同时取消了赫鲁晓夫时期实行的“干部更新制度”，避免大批干部轮换，保持干部队伍基本稳定；1966年成立社会治安部1968年又改名为内务部——专门负责社会治安，同时动员社会力量参加治安工作，广泛建立社会治安站、同志审判会、人民纠察队等；1977年10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这是继1924年和1936年之后的苏联第三部宪法，以专门条款阐明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并确定了在苏联社会政治体制以及所有国家机关与社会团体中的核心地位。二是在苏联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等定位问题上，勃列日涅夫以建成“发达社会主义”提法代替赫鲁晓夫的“到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1967年11月正式公布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1977年进一步阐述说“成熟的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是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道路上一个相当长的发展阶段”。三是在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勃列日涅夫先后实施了“八五”、“九五”、“十五”（1966~1980年）三个五年计划，并在经济部门推行“新经济体制”并对经济领域进行了“改革”，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治理，完善工业生产的计划工作和加强对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实行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将国家计划指标由20多项减为9项，加大企业的利润留成并实行奖金与企业最终效益挂钩；70年代初期到末期主要是进一步改组治理机构并成立各种联合公司，开始推行以集约化经营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治理的若干规定》的决议，到 1979年联合公司达3 947个、产品占工业总销售额47. 1％、从业人员占工业人员总数48. 4％，其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明显增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主要是实行一些“新”措施，通过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的作用》的决议，实行以5年累计完成计划情况作为评价企业的依据，将基建投资首先用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并在建筑业中推广施工队包工制，把企业物质鼓励基金的形成指标，由产品销售额改为定额净产值，由新产品销售额改为优质产品产量增长额，将科技人员的物质利益与科技进步的经济效益挂钩等；农业“改革”上于1969年制定了新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主要措施是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7次，并实行“固定收购，超售奖励”的办法（超计划交售加价50％），参照当地国营农场的劳动定额和工资标准，先由集体农庄每月向庄员支付一定货币报酬并在产品收获期发实物报酬、年终最后结算，支持发展个人副业并发放银行贷款支持、减少税收、放宽私有牲畜头数和农庄市场价格，扩大拥有宅旁园地的居民范围等，进行经营建筑、建材生产、农畜产品生产及加工、社会服务业等的农工综合体试验。四是在对外交往“改革”方面，勃列日涅夫奉行霸权主义，提出了“有限主权论”并对外进行了一系列侵略扩张活动，1968年8月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3月和8月侵犯中国珍宝岛和铁列提克地区，1978年12月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12月出兵入侵并占领阿富汗；在苏联与西方关系上，前期以继续和发展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主体，执行与西方搞缓和为主并发展同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70年代中期后随着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形成推行进攻性的国际战略，加紧苏美争夺世界霸权并获得了与美国争霸的国际地位。
勃列日涅夫执掌政权时间长达18年间，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少有的、非常“稳定”的、祥和的时代，沉醉在经济繁荣、科技发展，人民文化水平、生活水平提高，文学艺术事业繁荣、社会保障健全等虚幻“发达社会主义”的自我满足之中，但“新经济政策”的措施的推行，“改革”来“改革”去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力也越来越少，党员干部越来越脱离群众、特权腐败孳生、长官意志和官僚主义盛行，生产中惊人的浪费，资源的过度消耗，军备竞赛对社会资源的消耗……，正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继续执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必然结果。虽然把苏联国势推到了虚幻的顶峰，也为不久落入不见底的深渊聚集了能量。
㈢继大任并完成者——戈尔巴乔夫修正集团。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头目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生于俄罗斯联邦南部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红色近卫军区普里沃利塔夫耶村一个农民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苏联恢复国民经济亟需劳动人手,戈尔巴乔夫在中学读书时中途辍学,于1946年到农机站作农机手助手,业余坚持自学,读完中学全部课程，1950年经推荐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4年当选莫斯科大学党委委员，1955年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共青团工作，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团委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56年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团委第一书记，1958年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团委第二书记不久任第一书记，1962年起先后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农庄农场生产治理局党组织员、边疆区党委机关部部长，1966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在职期间自学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的农艺学和经济学函授课程,1967年毕业并获得学位，1968年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1970年任第一书记，1971年在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上当选苏共中心委员。因在边疆区领导农业作出了有分量的“贡献”，1978年当选苏共中心书记并主管农业。1979年进入苏共中心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为苏共中心政治局委员，1982年起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和苏共中心政治局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改革委员会主席，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逝世，次日戈尔巴乔夫被推举为苏共中心总书记，并任苏联国防会议主席， 7月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88年10月 1日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9年 5月25日苏联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同年12月当选苏共中心俄罗斯联邦局主席，在任内强行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和“改革”、“新思维”，其所撰写的《改革与新思维》等作品是纲领性的修正主义大成。
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中心总书记后，继续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总衣钵，并全面发展了其“修正思维”，大胆而又有效地推行、发展和加快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思维及步伐。一是在面对由于修正主义造就的国家经济发展“危机前的形势”和“严重的停滞现象”面前，1985年4月召开苏共中心全会上提出“具有改革思想的”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加快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1986年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和1987年苏共中心 1月全会，进一步确认并阐述了这一方针，1987年苏共中心6月全会制定了“改革的完整构想”,全面推行“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条件是根本改革经济治理”：从行政的领导方法向经济领导方法过渡；从过分集中的指令性治理体制向民主化体制和调动个人积极性的体制过渡；企业和联合公司向完全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的经营机制过渡；企业向自主解决从内部生产组织直到选举企业领导人的自治过渡。其核心是“将企业改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同对国民经济的集中领导进行重大改革结合，自下而上地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同时辅以一系列配套措施。二是在大刀阔斧进行修正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遭受严重错折的同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1988年6月底和7月初召开的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若干重大决定：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领导干部实行任期制,任期不得超过两届，每届5年；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实行差额选举制；每隔2~3年召开一次各级党代表会议,部分更换党委成员；党、政职能分开,扩大苏维埃的权力；建立新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改革法制,加强监督,建立宪法监督委员会和党的监察委员会；反对“官僚主义”并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等。三是在对外政策上，戈尔巴乔夫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既布满矛盾，又互相联系、互相依靠的整体，推行他的“新的政治思维的核心是承认人类的价值、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命都将从地球上消失”；十分赞同和欣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新的世界大战不是注定不可避免而是可以防止的观点”，声明“战争绝不是社会革命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在核时代,战争与革命之间不再存在因果关系”；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公式“已经过时”；各国必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和平地生活，应当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进行“和平”竞赛，相互之间的“和平共处不应再看作是阶级斗争的非凡形式”，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与生活方式。四是对外关系的重大实践上，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里根一直在1987年12月 8日签订“中导协定”，1989年 5月15～18日（正值中国的“六四”血腥镇压前夕）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中苏两国修正主义推行人“苏联戈尔巴乔夫——中国第一任修正主义头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有史以来的高级会晤，开创了两国与两党共同主宰复辟资本主义的辉煌和顶峰时期。
戈尔巴乔夫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彻底“改革”，引发了苏联和东欧历史上思想、经济、文化领域的大混乱、大动荡，导致了1991年“8·19事件”的发生，并由戈氏亲自提拔的叶利钦发起了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运动，之后被迫辞去有名无实的“苏共中心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职务，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也随之名正言顺地宣告解体。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位上推行民主化、改革与开放，想踊跃式地进行不动武、不流血的改革——回归资本主义，所以在西方世界里赢得了高度的赞扬和推崇，1990年3月获得了西方主宰的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但由于是搞垮苏维埃联盟和覆亡苏联共产党的罪魁祸首，1992年被俄共开除党籍。
2．中国创始和导演邓——继任完成大任江操纵集团 。
中国修正主义集团是在中国设计、制造、导演、推行，并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中国新老资产阶级贵族势力集团，分别由中国最大的第一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创并操纵指挥，而由第二任修正主义头目及其集团操纵，最终继续并基本完成复辟资本主义历史使命。
㈠创始和总导演——总设计、核心修正集团。中国修正主义集团创始的总设计师和总导演核心人物邓（1904.8~1997.2），1904年 8月22日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赴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心太行分局书记、北方局代理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心晋冀鲁豫局、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淮海战争中任总前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担任中共中心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调到中心工作，先后任中心人民政府政务院（后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心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增选为中共中心政治局委员，在1956年 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任中共中心政治局常委、中心委员会总书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始阶段及其后来的过程中，突出地表现出了深厚的资本主义指导思想和行动倾向，伙同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尔后更是与国际上的修正主义遥相呼应，并一唱一和地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企图架空革命领袖并把各次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的矛头，聪明地转化成残酷地压制学生和群众民主权利的活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被确定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号当权派，而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来因“检讨深刻”于1973年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任中共中心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心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期间，在全国的各项工作全面否定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学说，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而又系统的“纠正”，1976年 4月再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6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的继续、捍卫和发展者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第一任修正主义头目瞅准有利时机，把政客的惯用的手法进一步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最高峰——采取阴谋手段联合一大批党军政要员发动反革命军事政变，用武力方式清除了异己——较忠实遵循毛泽东路线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1977年 7月“恢复”原来担任过的党政军领导职务，尔后发起新一轮战略攻势，导演并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借反对“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果断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又逐步把失去使用价值、可能阻碍其进一步“修正”的“英明领袖”华国锋搞下台，实现了朝思暮想的封建主义个人独裁和骄横跋扈理想。第一任修正主义头目有许多庸俗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修正主义论调，主要通过《×××文选(1938~1965)》、《×××文选(1975~1982)》、《×××文选（1982.9~1992.2》三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和《×××同志重要谈话 (1987年2～7月)》等，其资产阶级思想最明显、影响最深远，布满矛盾且狂妄的修正主义大成的当数《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谈话要点》。后被继续人和追随者追封为中国第二代领导人和有计划、有步骤推行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和总导演。
中国第一任修正主义操纵头目，为了实现心目中天生的“主义”和“理论思想”，当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后，一是纠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人用阴谋和武力——军事政变，清除了较忠实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人物——“四人帮”，仓皇结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熄灭”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的斗争，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理论，获得了第一个回合的决定性胜利；二是再纠合叶、李、陈、胡、赵等人否定毛泽东的伟人形象和把“文革”中一大批走资派平反而实现自己的复出，并通过否定“修正主义”存在而把“华派”抛到历史的一边——宫廷政变，最终把杀人屠刀把握到了自己手中——终极决定权；三是在握牢“刀把”和终极决定权后，逐步扶出胡与赵而把叶剑英、李先念、陈云势力摆到核心圈的边缘地带，适时从宪法中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舆论言论垄断霸权，剥夺了人民的言论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权；四是在臆造“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和”文革空前浩劫”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聪明的“钓鱼”措施，在全国城乡全面地强制推行和有效地刺激私欲膨胀，将国家和劳动大众发展中的长远利益，化整为零地变作具体的眼前实惠投放到群众的消费之中——吃社会主义公共积累下来的老本，赢得当时人民大众对改革开放（复辟资本主义的前奏）环境和做“太上皇”的“本钱”；实行的所谓“承包经营责任制”、多种所有制并存而大力发展私有制，或以承包或公司的名义将人民——把工厂和企业变成事实上的私有——颠覆社会主义经济主导权。五是强制推行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第一任修正主义头目自己首先把子女安排到了能够先富裕的政府部门当老板或经营赚钱的肥窝（如康华公司等），从中心到地方扶持形成了一大批数量惊人的巧取豪率先暴富，并把握实权的“太子党”和经营治理的“权贵强势群体”，为新老官僚资产阶级的发展铺就了“阳光通道”；六是面对资本主义将一统天下的局面，及时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彻底抛弃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原则，把毛泽东时代的亚非拉“穷朋友”抛甩在一边，迅速投入到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阵营的怀抱之中，把共产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引向各自为政、谋取私利的一片片散沙——颠覆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友谊的道路，共同构建起了强大的全面镇压国际革命中正义力量的反动势力集团，天安门事件爆发中中苏两个亲美的修正主义头目聚集在北京，共同商讨了如何按既定目标前进的对策，当苏联和东欧被修正主义彻底葬送时，又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等闻名“乌龟方略”，不仅为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战略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中国加快资本主义复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七是当亲身扶上台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势力可能“不再听话”，有把反腐败引火烧向“太上皇”，且已打乱或破坏自己既定的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行资本主义时，并又先后用“刀把子”将二人撵下台，通过布满“血腥和杀戮味”的手段镇压了“反腐败”运动和“六四风波”——纯粹的军事政变，从而又仓促地亲自把认为信得过的时任上海的书记——资产阶级超级“政客”——第二任修正主义头目扶上马，把此人“靖”到了中国党和国家、军队的统治者集团的第一位。
㈡承继和发展——创新并修正完成大任集团。中国第二任修正主义头目作为第一任修正主义集团承接在头面人物，是由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重要创始人钦定的接班人，其所作所为并没有辜负创始和总设计师的愿望，基本上按要求操纵完成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共同夙愿。
第二任修正主义操纵头面人物，出生于1926年8月17日的江苏省扬州市。1943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上海解放后，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1955年赴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1956年回国后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1962年后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改革开放”的春风使其青云直上，1980年后任国家进出口治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治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1982年后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和部长、党组书记，1985年后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心委员，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为中共中心政治局委员，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被中国第一任修正主义总设计和操纵师选为接班人——中共中心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心委员会总书记，1989年11月提升为名誉上的操刀人——中共中心军事委员会主席，1990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顺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心军事委员会主席，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顺理成章地变为中共中心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心委员会总书记、中心军事委员会主席，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心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位。2002年11月中共第十六届中心委员会后，创造性地学到了第一任修正主义头目掌权的真谛——以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任中共中心军委主席，玩起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自己在中共十六大报告第六条经验语言）控制中国发展方向的超级猫腻游戏。1996年4月俄罗斯帕列亚出版社推出俄文版《改革·发展·稳定》一书，专门选入了中国第二任修正主义头目自1989年9月至1995年9月公开发表过的部分讲话和报告共28篇。
中国第二任修正主义操纵头目继任后在第一任修正主义头目的呵护下，继续接过修正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衣钵，继续把中国经过第一任修正主义头目培育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右派势力纠集组合在一起，构筑和加强了危害党国家及其人民的反动势力集团力量。这个势力集团以党内外既得利益特权阶层（包括党外的依附于变修中共而取得权利或非法暴富的有钱人、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在内）为其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以各级各层各领域培植起来的贪官污吏和资产阶级知识阶层为基本依靠队伍、基本力量，对广大劳动者阶级（包括工人、农民及其城市中普通市民）进行疯狂的压迫和剥削。1989年反革命的镇压运动结束后，经济经过了一个到1992年的相对停滞稳定时期，国民从思想上得到了反腐败是要掉脑袋的信号和走资本主义已经不可逆转的熟悉后，第一任修正主义头目于1992年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南巡”并发表了带有方向性和指令性的讲话，指明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唯一正确的信息，此后的1992年4月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使中国的重复建设和腐败迅速地漫延开来，全面地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推进了全民把金钱作为最终奋斗目标的深入。
在第一任修正主义头目“扶上马送一程”的呵护下，第二任修正主义头目及集团对社会主义的深入修正主要表现在：一是推行政治文化的堕落和腐朽化。站在“先富裕起来”人的立场上，操纵各种宣传和媒介工具故意宣扬与推销“富人”的政治、思想、文化观点和理念——剥削别人有功和崇尚追求高档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不断地向往吃、喝、玩、乐、嫖、赌的天堂奋斗。追求资产阶级的时尚风度，并随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深化和发展，从政治思想上加深了宣扬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非凡是美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高唱金钱专制优于一切，并通过鼓励电影、电视、文学作品的具体神化描写，激发人们如何地实现发财致富转化为人上人的美梦、如何地过放荡的神仙般生活。二是正义和公平终于退到了于无声处化的位置。马克思主义继续被当作口号和骗人招牌——虚化为空无内容的壳，全面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原理的指导性，继续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改革开放”作为衡量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唯一尺度和准绳；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无望和强行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对社会发展的腐朽也只能被动地适应——入耳、入脑、入心，最后正义和要求公平的神经也只能麻木地进入了为获得资本而各自奋斗的角色，从党政官员到普通百姓已把捞钱摆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公务机构之中行贿受贿大到亿元之贪，小到一餐饭、一包烟乃至口头的阿谀奉承——无所不包，表现的差异仅只是与职位及权力的大小相关联；社会上的假政治、假政绩、假言论、假货物、假官员、假钞票、假信息、假事实……铺天盖地——无奇不有，表现差异仅只是与造假的能力及条件相挂钩；全民进入了艳羡大款们呼风唤雨、日进万金、灯红酒绿、夜夜欢歌的时代，在梦想达不到的情况下产生一种极强的失衡心理——世风日下——恨贫爱娼，大家都为钱而发疯不择手段，又不断地朝着更高的消费目标迈进。三是社会发展方向和模式的制度化。在政治、经济、文化模式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接轨且基本定型的条件下，适时地提出和推行了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也进入了国家根本大法，逐步走上了完全与资本主义同道的限制“人性恶”社会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热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发展轨道。
在受宠若惊和洋洋自得中上台的江总老板势力，确实是一伙与时俱进、着眼未来的修正主义政客专家集团，一方面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需要，另一方面满足创始和栽培人的心理需求，1997年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聪明地将第一任修正主义头目充盈着资产阶级的东扯西拉的观点“钦定”为——“邓小平理论”，并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到一起，平起平坐，还不知羞耻地封之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且要高高举起，并作为全党的行动唯一指导思想，——假如邓在九泉之下碰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等伟人时，会不会羞得无地自容。2000年2月江老板到广东、上海等地巡视后胡诌和创新出了一个所谓的什么“三个代表”，开始时在宣传媒介上大吹特吹，然后并在2001年建党8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阐述了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所谓“两个基础”、“两个先锋队”、“两个纲领”，在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明目张胆地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民国家、全民党，作为党的路线、方向、政策写进了报告和党章，之后又堂而皇之地载入了国家宪法，使修正主义的发展到了中国最新高峰，并恬不知耻地无限拔到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同样的高度，还自擂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二）执政条件下修正主义的产生根源
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推翻了资本主义而进入了社会主义，共产党虽然成为执政党，但由于社会主义不仅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存在着非凡的天然联系——前者由后者经过革命而形成，仍然存在和运用着大量资产阶级的法权，以及存在着许多可能让私欲继续膨胀的优厚条件，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孳生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的土壤气候；而且国际上还存在着数量上占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势力集团，在军事上、经济上、经验上把握着绝对优势的资产阶级势力集团。假如不时时警惕和防止，就很轻易出现各种形式的与资产阶级志同道合的修正主义集团势力，甚至造成严重泛滥的后果，半途而废地把马克思主义开创的，经过亿万无产阶级流血牺牲获得的革命成果彻底断送。
1．旧社会残余势力的影响和作用。
由资本主义脱胎而降生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遗留下许多原社会存在与发展中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等方面的旧痕迹，存在着数量不少的小生产者和私有者，存在着势力不小且盘古开天就遗传下来的、根深蒂固的纵容私欲膨胀的旧思想、旧道德的影响和作用，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势力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就不那么赞赏，很大一部分人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知是什么，但谈起过去人吃人、人剥削人制度和曾有过的“辉煌”却津津乐道。
失去生产资料和政治统治权的地主、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率领着小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不断地鼓噪，凭借其在政治上的熟练老道和经济上曾有过的实力、信仰上的决心，不断地要争取到舆论上的发言权和控制权，通过非凡的“公民”参政议政权而发挥作用，妄图恢复能“随心所欲”发财致富的已经消灭了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理论”对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劳动大众尤其是处于执政地位的领导层，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腐蚀和瓦解作用，而且这些原剥削阶级总是要变换手法从执政的集团中寻找自己利益的代表人物，而这些当了俘虏的代表人物，就会利用其所把握的“发言权”和“代言人”的位置，又总是自不而然地为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伺机而动，遇有合适的条件就主张并推行走资本主义道路，执政党稍不警惕就会顺水推舟、“顺应天时，合乎民意”地推行起修正主义来——走资本主义道路。
2．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
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帝国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失去“亲兄弟”，而成长起一个天生与自己作对的掘墓人，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推行其“胡萝卜加大棒”的战略，运用非法的政治和军事的高压措施、经济封锁手段；运用和平演变的战略和策略，通过合法的“经济援助”收买，或者是“相互协作”进行渗透，或提供“文化理论”研究探讨园地扩大影响，或谋求合适的政治上的“代言人”、或寻找经济上的“代理人”。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通过潜心培养出数量相当的，其意识形态能够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选择的发展道路是能够与社会主义相反的各种层次的“精英”分子，使之形成明里暗里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较量的骨干。
这些人应运而生的神通广大的“精英”和“能人”必然要按主子或明或暗的意图行事，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勾当。假如容忍其长期的存在，其发挥作用的重要阵地、占据领域与市场将会越来越扩大，其不断要求寻求走世界的“大同”道路——复辟资本主义老路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产生的能量和市场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大。这样，修正主义的产生、发展的“灯”就会常绿、大门就会洞开，泛滥和猖獗的趋势也在所难免，复辟资本主义就会可能与时俱进地成了客观的实在。
3．革命队伍中的蜕化变质。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方面是由于这种社会革命运动的主体是由坚持各种理论和理想的，包括各种阶级和阶层、各种思想的人组成的浩浩荡荡大军，金子和泥沙混杂、杂草和五谷并生，其中就不乏许多投机钻营之徒，也不乏许多意志不十分坚强者。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或是在大革命的洪流席卷下不赞成甚至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也必然会由于某种非凡原因被卷入，这些善于伪装的机会主义者往往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以不同的形式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假如说这些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革命性是表面的或短暂的，而谋求到比别人高一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则，是根本所在和永恒的，所有的和一切的“主义”都是为自己转变成为上等人服务的。
当这些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谋到理想的上等人位置后，其革命性就可能消耗殆尽或者说是到了尽头，主要的目标变成了采取各种最有效的办法竭尽心力地维护和发展已有的优越地位，甚至是千方百计地享受起“打天下坐天下”的上等人生活来——一群剥削阶级代替另一群剥削阶级，对一起奋斗过的劳动大众要么“施”点——“仁政”，要么发点——“善心”给予适当的安抚。假如说还有进取心，那就是再往上爬并把这种成功的奋斗永远固化下来，把劳动大众奋斗得来的幸福转化给自己的子孙万万代——希望尽快走资本主义道路——用“法律”的形式固定并保护下来。另一方面是革命运动中的一些意志不坚定或缺乏革命理论武装的追随者，也可能经受不住国内外资产阶级政治的、思想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方式的引诱和拉拢，而逐步顺水推舟地发展或者蜕化变质后站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立场上，从实践当中感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生活原来是这么的丰富多彩，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帮凶和积极实践的推行者。
4．知识分子产生的非凡作用。
知识分子在各个社会阶段的历史中，都是构成社会及推动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知识分子，同样是由学习和把握、研究和发展、推广和应用各种科学、知识、理论的人员构成，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一支生力军。但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有很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天然存在着一种高人一等的遗传因素——精英意识，一部分还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统治别人的意识——精英情节，对广大的劳动大众与自己平起平坐心里总是感到有一种莫名的不舒适，总认为自己要高于工农劳动大众一筹，而且由于知识分子天然地与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非凡的感情上的交往关系，在接触中很轻易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腐蚀，也很轻易把握并接受一些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东西。
知识分子头脑中的这些希奇东西，包括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的形式与内容，对提倡平等、和谐的人总报有一种逆反心理，对论述平等、和谐的理论总觉得不值一顾，遇有适合的条件或气候就会发作，就要对提倡平等、和谐的人及理论进行大肆攻击和任意贬低，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修正主义形成一种一唱一和的格局及氛围，甚至是人为地故意妖化和魔化，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提倡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复辟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创造理论及舆论环境，成为了修正主义在推行资本主义中自觉或不自觉的铺路人。
5．探索道路上可能造成的失误。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由于没有现成的理论和可供借鉴的成功道路，逼着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者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总结、不断地健全完善，不断地有所创新、不断地有所发展，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这就可能导致用百倍的精力奋斗，却收到微不足道甚至相反的效果，假如造成失误，还要承担失败的完全责任。这就需要革命的无产阶级队伍中，产生出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终身的杰出领袖集团。否则，将可能走进半途而废的死胡同。
资本主义在战胜封建主义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民主、法制等方面建设，也已经历了好几世纪的历史，其成功之道堪称博大精深，其精神的糟粕性和巨毒性既十分强，也十分丰富，虽然有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却更多的是为数不少很轻易中毒的精神鸦片。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如何对资本主义的成功之道进行借鉴，借鉴的范围是哪些，借鉴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慎重处理和严厉对待的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乏其主观上是要把社会主义的事办好，实践中要么生搬硬套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要么全盘引进资本主义的治理模式。这样的方法倒也简单，运行起来得心应手，出了问题也有解决的国际惯例可以遵循。但却从根本忽视了自己的国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并同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出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或者走与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相反的道路——取消公有制——维护和扩大阶级分化和加深剥削程度，忽略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按劳取酬和共同富裕。这些难于确定变动因素，都很轻易导致精明人办傻事——不知不觉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中。
6．权力高度集中是公开横行、泛滥的利器。
纵观社会主义国家所走过的政治体制轨迹图来看，基本上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模式，这既有社会主义社会要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无序竞争蔽端的原因，也有被帝国主义全面而又重重包围的客观原因，还有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打歼灭战的现实原因，再有无产阶级领袖威望崇高的历史原因，更有的就是长期一党一人执政难变的特色原因，等等。
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假如最高权力是把握在坚定的无私奉献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所赋予的所有权力都用到为无产者和劳动大众谋福利上，用到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上，这种高度集权应该说是非常必要，更是不可缺少的。倘若这种高度集权的最高权力被私心严重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和阴谋家所利用，甚至篡夺，这些人掌权后通过运用手中所把握的权力，操纵各级政治、经济、军事组织为自己谋取福利来，用集权所赋予的各种能量实行起资产阶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的权力转变成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狼牙大棒，虚化、乌化和污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千方百计打击和迫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费尽心机地采取各种手段把广大工人农民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物质大厦基础，不断地转化为自己和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进而合理合法地对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进行分而治之式的无情剥削、压迫，使用国家的镇压大权把劳动者再次沦为名符其实的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也由于新产生的无产者在资本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多重压迫下，没有人承头也不敢承头起来反抗——争取自己的天然权力，更缺乏必要的组织领导而导致——势单力薄和相互孤立无援的状况，劳动大众又被现代修正主义整体地推到了革命前的境地——弱势群体。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高度的集权的体制，很轻易转化成为限制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再次进行革命运动的桎梏工具，变成资产阶级阴谋家和野心家为自己私欲膨胀的温床，变成修正主义能够相当长时期内公开泛滥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