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棒——紧追穷寇——机会主义者的‘地上党’究竟是什么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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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地上与地下概念的本质是是政治意义上与中修不相容和直接交锋的环境。机会主义者所倡导的手工业融工路线是完全暴露在中修眼皮底下的,所以就是纯粹的地上融工;而马列毛主义者明确的知道唯有地下才是发展革命家组织的环境,同时随着革命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必然也只能在地下环境中成长。机会主义者地上地下不分,所以从一开始就必然要在地上暴露出自己的政治目的,这种做法立马就会招来中修的镇压与打击。而马列毛主义者严格区分地上地下,受地下革命家组织领导的地上工人小组更多是起到筛选与锻炼先进工人的目的,但真正能成为革命的组织力量就只能在地下接受政治灌输后转化为革命家组织的一部分,而地下政权的组织程度与暴力烈度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组织力量的核心。总结来说,坚持地上地下的严格划分与隔离,坚持地下领导地上的工业化融工路线才能真正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前推进。
2、对于当下的中修来说,其作为一个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只有在远离资产阶级专政的地下才能建立领导全部运动的地下革命家组织,任何妄想从地上到地下,或是机会主义者鼓吹的地上党都只有被专政的命运,徘徊在泥潭中,绝无可能实现革命。机会主义者基于其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嘴上宣称要革命,但都是假借革命行反革命之实,坚决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不可或缺的组织建设。

最近,机会主义者云水怒小组秉承着从地上到地下的反动路线,从修正主义者马识途的著作中取经,寻章摘句马识途等人在白区工作中的总结,把它当作地下革命工作的范本。在机会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碰撞的大毒草中,对于地下革命家组织是这样描述的:“地下党是地上党的配合部分…地下党的斗争,是党领导群众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的配合部分或前导部分”。文中的‘地上党’指的是当时在红区部分领导割据政权的党,对应到现在就是暴露在中修统治之下或者直接与中修公开对抗,直接和群众混在一起的党。众所周知,现在的中修既没有地下党也没有‘地上党’,机会主义者照搬过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夸夸其谈‘地上党’的核心作用,却不说出来今天应该怎么办,他们梦寐以求的‘地上党’也只是作为空中楼阁,这是机会主义者没有明确路线的一贯糊涂作风。但组织路线是生命线,即使机会主义者三缄其口、装作糊涂蛋,我们也能够从机会主义路线扒一扒他们嘴中的这个‘地上党’究竟是什么货色。

要有这个‘地上党’就得先有个革命组织,机会主义者对此一贯坚持他们小组融工从而建立革命家组织的反动路线。还是拿他们失败的融工来举例,他们大都希望招贤纳士聚集几个泛左翼好友,然后一溜烟地跑到工厂中去融工并以此建立地上工人组织。正如他们所抱怨的那样:“当今中国革命左翼…缺乏依托于工厂工人而建立的小组”,因此即使他们有所谓的地下,其本质目的也是为了凑能够去融工的人数,地下的作用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交流的场所,也即这些融工可以当作是他们妄图通过‘小组融工建设地上组织、从地上到地下’的典型。工农解放社派出三两个代办员在建立地上组织的时候屡次碰壁,最后竟然选择在中修工厂官方的工会下挂靠一个轮滑社组织,并不得不邀请黄色工会中的管理人员参加,毫无疑问管理这个地上组织的不是工农解放社自己,而是资本家的走狗即工厂管理人员;在这样的地上组织中充斥的只可能是小资产阶级的赚钱养家思想,就连一点工联主义的想法都会被工厂管理人员提前知晓并镇压。东风的失败融工则更是不堪,且不说去年的融工中四个代办员跑三个这样的闹剧,他们自己也因为失败的融工闹剧使得早就潜藏的各个山头以此为由头导致分裂。由此可见,小组融工中,代办员做不到对地上组织的领导,弥漫在地上工人组织中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机会主义的小组融工路线也根本就不可能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即使侥幸通过交朋友、送礼物形成组织也是如工农解放社的怠工组织那般落后——实际上是被落后工人想要获得更多好处的自发性裹挟的组织,和革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甚至比工联主义还要差劲。自然无产阶级不可能得到锻炼,也不可能得到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不可能得到提高。事实上,产生小组融工的机会主义思想恰恰是经济主义和跟在工人自发性后面的尾巴主义,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中对于手工业组织的论述:“手工业方式这个概念…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企图为这种狭隘性辩护,把它上升为一种特殊的理论,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也崇拜自发性”。此外,小组融工还常常导致流寇主义,即机会主义者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里组建了一个怠工小组,等到时机成熟呼吁工人为了一点经济利益而罢工,不管这个罢工成功还是失败绝大多数工人都会因为怕资本家的秋后算账而跑掉,然而这时机会主义者却抱怨现在的工人流动性太强,不能和他们一起继续进行融工工作!最终,一点点的经济利益也会丧失掉,无产阶级在机会主义者的小组融工中什么也得不到。

想要让代办员真正地领导地上工人组织,想要清除工人组织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就要保证地下革命家组织对于地上工人组织的领导;而想要避免流寇主义,推动地上工人组织一步步向前发展直到工厂苏维埃,就要把地上工人组织作为一根钉子牢牢地扎根在工厂或工业区中,并且各个地上组织之间要能够相互配合,这标志着地下革命家组织领导的不是一个或两个工人小组,而应该是全国性的地下革命家组织领导遍布全国的一个个地上工人组织。要做到地下对于地上的领导,就要求派出的代办员实现对地上工人组织的集中领导,保证地上工人不被落后工人的自发意识裹挟,不被机会主义的交朋友路线、经济派等篡夺,即保证地上组织路线的正确;同时将破坏地上组织纪律的工人清除出去保证地上组织工作的正常运转,而不是像工农解放社的怠工小组一样,组内的工人因为怠工不积极而相互争吵。要能够领导遍布全国的地上工人组织,地下革命家组织必须要有力量,而力量表现在于它的组织程度,这要求其中的成员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并认同组织路线,地下革命家组织路线不明、含混不清根本就是软弱的、无法实现这个领导工作;此外也必须要有一定的人数。建设地下革命家组织正是要沿着列宁的政治报路线走下去,通过政治报的协同劳动锻炼同志们的相互信任,从而建设组织的民主集中制,保证正确组织路线的领导,在这个基础上进而形成工业化,也就能够从这个工业化的地下革命家组织中培养出来一批一批的代办员。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无论是民主集中制的建设还是人数的发展都是坚持政治报路线下的必然结果。

由此我们得到结论,在没有地下革命组织的情况下地上工人组织毫无意义,即使存在地上组织最好也只能是间接破坏革命的工联主义组织,通过融工建设革命家组织也是空想;从地上到地下就是一条死路。但是与此同时,就算有了地上的组织,它也不可能是公开的,更何况是机会主义者梦想的“地上党领导地下党”呢。公开的革命党意味着地方割据政权,这里就是机会主义者的黄粱美梦,毕竟连建立个地上工人组织都不行,更何况是地方割据政权。机会主义者对于地上公开的党在理论上是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庸俗模仿,正如毛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的: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

现在中修作为一个二流帝国主义国家,其对于内部的控制要远远比一百年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强得多,一旦哪里有了‘地上党’,中修也必然调集全国的兵力去围剿;正如蒲城运动中从外县调集来的武警塞满了蒲城的大街小巷一样,哪里有了割据政权也必然很快被中修给围剿。不仅仅是革命组织不能公开存在(要深处于地下),就连地上的工人组织都应该保有一定的秘密性,这一点在过去的数十年融工中有了相应的经验,也即工人组织中新的工人进入需要通过熟人网络。机会主义者却往往希望有个大喇叭宣传自己有组织来吸引工人;如前面提到的工农解放社想要利用中修的黄色工会进行宣传组织,去年年末覆灭的江西南昌骑手合作社也是通过网络招募骑手或志愿者等等;他们一边暴露自己组织的政治意义,并一边抓着这点政治意义使劲在中修的眼皮子地下宣传,即使是未明子这样的走狗都能闻到味道混进组织中替中修收集证据。根本上还是因为机会主义者自身的小组习气导致组织羸弱不堪,进而希望靠政治影响力干革命,公开宣传地上工人组织中去募集人员正是这一影响力路线的具体体现。因此机会主义者幻想的作为领导的‘地上党’乃至于地上组织在现在的中修都不可能是公开存在的。

自然,‘地上党’也有另外的可能性,那就是这不是革命党,而是类似于孟什维克1905年大革命失败后被沙皇吓破了胆的取消派,想要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秘密党;想要把地下的组织全部搬到地上成为中修的合法的改良的党;这群机会主义者所幻想的‘地上党领导地下党’中的‘地上党’正是这样的党。他们在小组融工的泥潭中、在地上这个被中修资产阶级专政下直接控制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形成无产阶级政治、锻炼革命者,也不可能将工人组织起来;所谓革命不过是他们用来欺骗的幌子,所谓小组融工不过是想要证明自己有‘革命性’、是‘实际工作者’的幌子与赎罪券。但凡他们想要坚定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想要同中修资产阶级做不调和的斗争,想要将工人组织起来而不是让他们沉溺在小资产阶级自发性中,就必然要磨砺列宁所说的组织——“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而作为核心的就是地下革命家组织,因此就必然要以地下革命家组织的建设为中心。机会主义者根本就不想要有什么地下的党;拒绝将无产阶级引导到革命道路上,而是做工人自发性的尾巴,将工人运动限制在改良主义范围内。进而他们建立地上工人组织的表现就是和工人交朋友,用物质利益来将工人吸引到自己的怠工组织中,用物质利益来吸引工人进行罢工;正如他们反复强调的“从经济斗争过渡到政治斗争”那样,在他们的眼中经济斗争就是纯粹的经济性质——斗争目标、手段,这群机会主义者强调的正是合法斗争并告诫人们不要跨越雷池半步。不过,这群机会主义者要记住的是,杜马议会是沙皇在工人、农民以及士兵起义背景下,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设立的;并且没有布尔什维克这个坚定的革命家组织作为领导,就不可能有1905年革命;现在的这群机会主义者软弱地很,甚至都说服不了工人一起进行怠工,落后工人之间还因为怠工时间不一致争吵,因此他们在地上要么原地解散,要么只有被中修一锅端的份。

机会主义者拙劣地照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借当时的割据政权来说“地下党是地上党的配合部分”,进而为今天的改良‘地上党’招魂,本质上就是为了反对列宁的政治报路线,反对地下革命家组织的建设。机会主义害怕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被戳破,忍受不了围绕政治报这个脚手架的组织工作,自然就对地下革命家组织唯恐避之不及。机会主义者为了盗用革命的声望,为自己赚取影响力,进而篡夺革命领导权,把中国的革命事业推向改良的道路;就在地上进行着他们作为‘实际工作者’的小组融工,这些小组融工就是他们用来装饰革命的赎罪券,因为小组里面的手工业习气使得里面根本就是小资产阶级打闹的地方,没有什么坚定的革命原则,有的人可以融工第一天就跑掉,有的人则会因为承担太多的组织工作而像洪流那样累倒,但是只要去融工了他们就会吹嘘自己进行了‘实际的革命工作’。

最后,只要是革反动政权的命,就首先要有一个革命家组织进行政治密谋,这种政治密谋的环境只能在地下;也只有在地下革命家组织中才能保证革命原则,这之后才能着手建立地上组织,这是一个历史规律。但是接下来是否能够形成割据政权,是否能够形成‘地上党’,这完全看所在国家的政权性质以及革命形势。机会主义者套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地上党’来替代今天的地下革命家组织建设,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地上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党,而是一股脑地希望它能够接近工人以标榜自己革命,更直白地说就是能够在地上活动,能够暴露在中修的反动政权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