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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各路机会主义者攻击正确的革命路线是专制独裁，空中楼阁，迷信自发性，推崇毫无集中，一人一票的泛民主、毫无筛选和界限的组织，想要将革命队伍的组织和行动统统局限在自发运动的水准，当工人运动的尾巴。但南昌骑手合作社的例子清晰的展现了：群众凭借自发性最多建立起手工业的小组，而推行毫无集中的泛民主、让三教九流之人都能随意进入的手工业小组，只会让投机分子和警察特务都能轻易混入，成为各个小山头凭借影响力来拉人头、互相征伐的混乱场所，最终在无休无止的混乱中分裂解散。不摆脱这样手工业的组织方式，运动就永远只能低水平地重复。革命者应当走上列宁导师的政治报路线，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起真正强有力的革命组织。而后工业化地把广大群众按照同样的原则组织起来，完成革命！
2、南昌骑手合作社失败的经验就是，不严格区分地上地下，不彻底改变运动毫无稳定性和继承性的现状，是无法在实际意义上改变的。中修的现实是，连纯粹工联性质的南昌骑手合作社都会被迅速打压和消灭，而使其并没有直接消亡，而是坚强地挣扎了一月有余才销声匿迹的原因，正是骑手们之间的组织性。虽然依旧孱弱，但也可窥正确革命路线的一斑—唯有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才能根本改变无产阶级处于原子化状态的窘境；唯有坚持地上地下划分与隔离，才能使运动真正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而机会主义者主张的“手工业融工”，“怠工组织”在其面前，也只不过如过家家一般拙略可笑了。
近半个月以来，产生了新的有关南昌骑手合作社的消息和评论，马列毛主义者会发现，这一事件不仅仅是代表着自发改良的必然失败，背后更体现出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群众的组织到底怎么建立起来、怎么运行下去。南昌骑手合作社在被警方击破之后，并没有直接消亡，在一个半月之后运行起来，结果又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无疾而终”。这不是成员意志力的支撑或者消散，而是切实的组织内部关系催生的成果以及导致的失败。马列毛主义者，不能再让斗争与革命分离，不能再让反动势力和机会主义把人民群众的反抗限制在自发的低水平循环当中。挖掘事件背后组织根源上的矛盾，只是认识矛盾的第一步，要把斗争经验用于建设起革命组织的核心，党造枪，枪造党，“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时刻离不开政治斗争，坚持地上地下的划分原则，就是保证朝着革命斗争的路线方向。
南昌骑手合作社被发掘出更沉重的经验教训
随着事件发展和信息传播，本在三月被认为已经被彻底镇压的南昌骑手合作社，实际上在五月才倒下。先向不了解此事件的读者们介绍一下大致的过程：
早在2024年12月，江西南昌有外卖骑手因平台抽成过多，无法忍受平台的剥削，选择自发组建了一个名为“南昌骑手合作社”的地上经济互助组织。组建成功后，其支持者、同情者纷纷在自媒体上开始宣传，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直到二月末，组织相关群聊全都无缘无故的解散了，多数群友被中修的派出所打电话询问，在派出所当地的还要被传唤。原因是损害了平台的垄断利益，更是打了中修的脸。在被中修基层警察瓦解半个月后，外卖合作社的成员又开始活动了，又是一个月过去，合作社内部称“近期逐步开始稳定运行”，又过了几天，声称“一切都走上了正轨”，结果一周内又停摆了。
在工劳网转载的“南昌外卖骑手合作社调查报告 ”当中记着更多令人深思的情况，然而此“调查报告”完全是以第一人称记录的、旁观者的视角所作，仅供了解事件过程的参考。
首先，合作社在2024年12月就开始建立群组，主要是QQ群和微信群。目的是通过配合网络上的宣传，比如找许多左翼立场的自媒体博主去打广告，借此广撒网获取影响力支持以及地方劳动者的参与。值得注意的是，群组分为了“接待群”和“捐款公示群”。接待群是合作社相关负责人给网友解答问题的，在发展到高潮时有上千人参与，有各种发言。而捐款公示群是出钱捐款，支持合作社运营之后，可进入的小群，基本上是工人和相对少量的赞助人，作用是公示用于运营合作社的捐款都怎么花的。此外，在合作社被铁拳镇压之后，还有出现了内部派别设立的小群，用于争抢支持、互相攻击的群组，实际上是争取合作社的领导权、所有权。
政治隔离和组织有效，必须有地上地下的专政
马列毛主义者要看到这些看似合理做法背后的弊端和矛盾。首先是合作社快速发展阶段的接待群与捐款公示群，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广告、筹措捐款等等。 接待群里面的发言一开始集中在合法改良的讨论比如“西班牙蒙德贡合作社”，随后逐渐“偏激”，对政治立场的呼号层出不穷。公示群存在讨论合作社内部决策的情况，而且只要捐款就能进入。在了解到这些之后，我们知道合作社被镇压的原因就不仅仅是垄断资本的利益需要，而且是合作社带来的社群本身的政治性，引来了铁拳。尤其是，这样的“群”，即使得到了物质支持、人力帮助，结果则是什么都守不住，竹篮打水一场空，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来看未明子早在12月就对合作社定下的“性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中修走狗未明子真是以天下为己任，不过是以官僚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天下为己任，在他说明“及时和南昌方面联系”的时候，他手下的密探早就把合作社的群给探得一清二楚，相信对于他们来说，合作社主要人物已经尽数透明了。从合作社本身的组织程度而言，未明子的举报，只是提前了他的灭亡。
马列毛主义者们已经看到了中修的走狗，它的视听如此的狡黠、爪牙是如此的狠毒。未明子仅以 “爱国公民” 的身份，行政治密探、秘密警察之实，就引发出如此的镇压行动。马列毛主义者，在当前恶劣的革命斗争条件下，严守隔离，牢记地上地下的区分。地上地下在现阶段主要以表露出的政治性质和实际政治性质的关系为中心。 未明子已经直说出了“底层社运的兵员地”，它把处在公开的、还没有直接提出政治诉求的合作社群体，上升为了政治斗争的 反贼 。合作社没有地上地下区分的意识，源于其组织的性质 ，这一点后文展开，最重要的是此事件再次给马列毛主义者都敲响了警钟——在现阶段，地上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环境，绝对不能涉及任何政治性的内容，否则就是受人以柄。最后，我们的“观察家”说到：“群里涉及的人几乎都被电话问讯，我逃过一劫，而合作社内的人几乎都是被线下喝茶了，好在他们合法合规的理念救了他们。”这直接表现出南昌外卖合作社这样自发的经济合作，即使遇上了政治斗争，也只能滑向改良、选择投降，对革命起不到助力作用，甚至是暴露先进力量引得镇压。不过这个结局的侧面也是在体现隔离政治、不承认政治性质的重要性，在遇上低烈度的专政铁拳时，“合法合规”还能救人一命。可是也不能忘记，七年前的佳士运动当中、以及更早的六四运动当中，把“保党救国”、“反贪官和资本家”举得再高，实际上已经在与反动政府作直接的政治斗争了。 政治性质的显现与否只是地上地下的一个次要的表现，没有专政的权力，也就谈不上隐藏政治与否，这一点我们结合南昌合作社另一特征说明。
在南昌合作社的组织当中，从运行和所有权方面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作为合作社法人代表的发起者、为合作社跑业务的骑手们、以及负责运营的志愿者组成的支援组。总的来说，这三大部分权责不对等 ：支援组成员是志愿参加，用捐款维护平台、进行宣传、记账采购，但是没有任何表决权；骑手们拥有最多表决权，只要为合作社跑单就可以表决，每次解决重要事务都需要经过普遍民主的流程；拥有法人代表头衔的发起者实际拥有着决断合作社方向的权力，然而他还是要靠拉一派打一派得来的“多数”行使其意志。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反对民主集中。各派都要靠人数、声势、票数的多少来一方推倒另一方，通过所需的决议实现其利益。 他们自身也认识到了这些，包括有觉悟的工人、参与志愿运营的左派， 面对这些问题，一个回答是什么呢？答案是“分工”，是“历史原因”。 我们暂且将这个历史原因看作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分工关系、社会关系。不被异化的分工需要的是公有制的基础，是工人群众组成各级代表大会、在党的领导下管理企业，然后才有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等等，分工的形式，比如脑体分工的差别才会削弱、有消灭的可能。南昌合作社里面的民主问题、组织关系事实上存在着根本的私有制及其社会关系产生的矛盾了，然而 给出的答案却是看似非常平等、很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其实是反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方式和反对工业化的意识形态洁癖。
正是没有能够让持有正确意见的、甚至可以代表整个阶级利益的人把握决策权的条件，以及没有上下级的关系，才让自发追求的普遍民主，真真正正成为工联主义斗争的大合唱——领头人需要拉人支持自己、支援组需要利用骑手、骑手又在这个权力怪圈里面找不着方向。
“引起混乱的原因是法人认为组织有问题，想解决又遭到投票决策的否定，想要利用发起者、法人、单王的身份集中一下权力，改变现状，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引发混乱后续他们由于没有能够服众的人，没有能够服众的做法，无休无止”
组织的混乱是最终导致南昌骑手合作社解散的根本原因，以及停摆的直接原因。 中修的铁拳并没有直接杀死这个组织，并没有完全遏制住所有的参与者。然而却正是自发组织的作茧自缚，让成员处于无休止的派系混战当中，自己不战而败了。 但，又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组织矛盾？难道是因为“左派无限可分”的利益斗争吗？脑力劳动者跟体力劳动者就一定是敌我关系吗？如果这样想，最后只能导向历史和现实双重的虚无主义，好像人的主动性没有任何用处。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南昌合作社这些矛盾关系上， 马列毛主义者必须认识到，地上地下的政治隔离，同时，最根本的是必须有属于无产阶级的专政，地上地下才能成立。 南昌合作社是一个公开的地上实体，其组织性质跟小的私有制公司团体没有两样，同大规模的资本集团相比，更缺乏组织关系上的工业化。工业化的工作形式不是一切，即使给了合作社合理的决策、审计、监督流程，其内部的私有制关系也制约着、运行不下去。 马列毛主义者可以从俄国革命那漫长的准备期当中获取正确的路线指引。 在社民工党彻底分裂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党的斗争彻底明了了，“党是靠不断清洗自己而发展自身的”。填充组织的是人，之所以在争取整个无产阶级解放的时候，内部存在小组派别的利益斗争，就在于人的阶级立场和思想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就是阶级利益不同。在此时，如果没有以路线斗争通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把敌对分子清除出去，那么就会有无休无止的无谓争论（在社民工党里面是“不让某人当委员就是伤人自尊”，在南昌合作社里面是“支援组吞捐款乱用”），结果就会变成拉一派打一派、比谁的嗓门大、争强斗狠、你死我活。在革命准备期，无产阶级先锋队还没有力量领导整个阶级的斗争进程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首先需要在革命组织核心里面发挥作用。 有了专政的力量，彻底清除机会主义分子、推进改造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同志，革命组织才有凝聚力，民主集中的组织方式才能有效运作。这同时也是地上地下划分的前提，没有革命核心内部的专政，处在反动势力眼皮底下的区域内，还怎么保卫组织。只会如同合作社那样，大门敞开，被渗透成筛子，电话直接打到所有人耳边。
扫除组织当中私有制社会关系的根源
“过早的合作社活动，就是另一种单点突破，只能引来中修机关高度的重视和严重镇压。没有高烈度的斗争肯定保不住千百人的合作社。所以地上组织的具体形式也要根据斗争情况，阶级力量对比紧密谨慎的建设，谨防“真理多迈一步就成了谬误”。”“马列毛主义者的组织要作为一整个体系完备的脊椎生物。革命家组织是核心，作为中枢神经，让地上作为器官延展。有意识地为了革命目的进行活动、不断前进。地上组织是地下组织委派来的人员主持建设的，这就需要代办员不透露政治身份，地上组织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免谈政治，直到全国的地上群众组织得到铺开、革命者已经和反动政府公开斗争的阶段。所以地上组织作用是筛选，筛选先进的群众，成为地下组织的后备军，以及经过政治灌输，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明白自己为何而战，成为新的战士。总之，马列毛主义者应该认识到地上互助组织不是为了互助而互助，地上组织是革命家组织的延伸和力量源泉。”——布站文章：“打得过官司打不过官兵”，革命还需从地下到地上
既然这样说，地下革命核心和地上组织和成员们是什么面貌、凭什么能做出这些工作、凭什么代表整个无产阶级？在南昌合作社地上实体的实践当中，也有涉及到这一点，却是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在当今无产阶级毫无权力的情况下，停留在为自己落后自发而找补的情况。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关系，就是为了政治的解放、生产关系的解放，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切方面的解放。“阶级斗争最高的表现是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的核心在于政权”。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夺权和专政，革命组织的成员是一定要在整个阶级的立场上进行判断、也就是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相对的， 在革命的低潮期，对地上环境当中接受团结的群众们来说，直接的政治斗争、政治灌输并不可行，一切都蕴含在集体的工作当中。
我们也可以结合前文的“观察家”对南昌合作社的反思来认识：“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企业，还是依托市场来赚取价值，我原本期待他们发展到与市场发生矛盾的那个激烈斗争层次，没想到在这之前，从内部分崩离析了。”怎么样才能算跟市场有激烈斗争？和垄断资本集团抢市场吗？既然要夺权闹革命，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准备推翻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呢？对于地上的组织来说，我们已经强调过合作社这种规模，只有在革命力量已经发展壮大到，主动跳出战略相持的阶段以及公开武装斗争的阶段，才有可能实现，作为就业、建设再生产、吸引群众加入斗争的一个方式。对革命准备阶段，或者从持久战的角度看，在防御阶段和相持阶段，最有效的是地上生产生活的互助。
“天大地大，吃饭最大”，中修城市当中的“社区食堂”，雇佣劳动的关系和门面租金的成本让它提供的饭菜仍旧是市场价；中修自身公家单位的食堂，由于系统性的腐败，虽然公务员们吃得几乎没有成本，结果却每月结算出来以万为单位的数字；学校和公司的食堂更是，直接外包、承包，利益为先……这一切都离不开最直接的资本市场的关系，社区食堂拿着政府补助经营，不可能掀了别家饭碗；而单位食堂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样，是个独立王国；承包的餐饮公司，在成本和效率上落后一步就会被其他企业淘汰。
所以，地上的生产生活互助就要打破这些资本链条的限制，吃饭就以“内部食堂”为名，从“原材料”和“人手”这些生产链条的方面统一部署和调度， “原料”是自己供应来的，“员工”是没有工资的，从组织基础上消除商业资本和雇佣劳动的限制，才有个人跳脱出雇佣关系的条件。换句话说，之所以公家单位的食堂“针扎不进、水泼不进”，就是它所属的组织掌握了整个生产链条，有专政的权力。同上文以俄国革命的社民工党为例，论述的地下组织内部专政条件一样，地上互助能够行得通，从整个组织的层面来看，就是要有专政权力、掌握上下游链条，才能让群众真正受益，同时以地下暴力的队伍保卫，才不担心失去集体主义的生产生活条件。 然后在具体的过程中，组织都是人填充的，地上合作的组织除去地下组织的领导、代办员行使其组件与领导的权利，此外的参与者，也都是需要能被发动为推进革命而进步的。首先需要原则上的界定，拥护组织路线，能够践行组织义务的才是可被团结的群众。于是留下来，在义务劳动当中形成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 这个关系直接看来是为了工作协同的、吃饭做饭、清理收拾，本质上是自己管理、自己做，自己监督、自己了解整个流程。由此，团结成员，之后组织上的集中、上下级关系的作用，也就不成问题，所以才有自觉。而不是在南昌合作社代表的自发性当中流落，成员互不知晓斗争的真相，最终留下惨痛的教训。
总之，南昌外卖合作社最大的教训，再一次展现了自发斗争和自发组织的局限，相对应的，马列毛主义者要把孤立的个体化为集体的力量，让有着专政力量的地下革命组织核心领导斗争，在防御阶段和相持阶段的前期，通过推进地上互助组织群众基础，为后来的斗争夺权做足准备。地下组织向地上输血，从战略上看只有这一次，最终一切力量重心还是在党领导下的枪杆子上。土地革命时，没有武装工人就没有工会、俱乐部；抗战时，没有游击队就没有敌后政权。发动群众投身革命，也只有在革命组织当中才能发挥个人力量。即使在事实上建立地下专政的空间之后，地上的组织无论再大，也必须坚持地上地下的划分，不能暴露自身力量和性质，让未明子代表的反动势力恶毒鹰犬给抓住，造成无谓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