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台湾学者研究马来西亚第三条道路的一篇概论，其中大部分理论分析与评介对我们毫无价值，但其中简单介绍的马来西亚劳工党这一毛派组织，倒是很好的线索。
其实，在行动党建党之前，在20世纪50年代的马来亚，也曾经出现过一支社会民主主义路线的马来亚劳工党(The Labour Party of Malaya)。它在1952年创立，1966年被社会党国际开除(注：大马劳工党被社会党国际开除的原因，主要是根据该国际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劳工党九成被共产党渗透，同一个共产主义的组织无异。此外，它的宣传和共产党的宣传亦无法进行区别”，引自Alex Josey，Asia Pasific Socialism，Singapore，Asia Pasific Press，1973，pp.18.)，1972年宣告解散。该党从最初的亲殖反共，逐渐蜕变成为一个反殖亲共的激进社会主义政党，最后因受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转型为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极左翼政党。1967年后，劳工党在华文教育派/极左分子的主导下，回过头来批判民主社会主义，鄙视议会民主路线，甚至有小部分的党员直接参与马来亚共产党南下突击队的游击战斗。(注：陈松沾《浅谈意识形态与劳工党的斗争》，参见http：//soc.sinchew-i.com/special/seachinese/。)劳工党20年的斗争，正值马来亚独立建国初年。以巫人统一机构(UMNO简称巫统)为主干的联盟政府，因遵循国际上冷战反共的战略，对于劳工党所开展的“反帝、反殖、反封建、为实现民族民主革命，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路线”给于强力的镇压，导致劳工党的组织力量受到致命的打击。外在白色恐怖的高压政策，激起党内强硬路线抬头，造成暖和的费边主义派系，受到激进毛派的批判；在“纠正右倾”的内斗过程中，该党甚至采取了盲动冒进的步伐，夸大群众斗争的作用，终于作出抵制1969年大选的错误决定。(注：马来亚劳工党中心秘书处《果断抵制伪“大选”，打倒美英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拉、李反动集团》，参见《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1952年-1972年)》吉隆坡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2001年版第677-683页。)选举后就爆发了大马建国史上第一次种族暴动“5·13”事件。马来亚公布进入紧急状态，议会民主停止运作近两年。巫统趁“5·13”事件。引发了一场“准政变”，推翻了大马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Tengku Abdul Rahman)，由敦·拉萨克(Tun Abdul Razak)接任首相，并将联盟转型为国民阵线(Barisan National简称国阵)，收编了其他的反对党，调整了大马的政治经济方针，推出了之后20年备受争议的“新经济政策”(1970-1990年)。(注：参考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编《探讨马来西亚经济政策》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党1990年版。)
前身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的民主行动党，建党于1966年3月18日。1965年，李光耀和东姑·阿都拉曼因在各民族权利平等的政见上发生严重分歧而导致新马分家。人民行动党在马来亚半岛的领袖、干部和组织，继续坚持“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而重新注册为民主行动党。该党被右派的巫统视为延续李光耀挑战马来人特权的代理政党；而被极左派的劳工党视为“英帝国主义的第二个儿子”，并扣上“反动、冒充的左翼政党”及“人民行动党化身的机会主义者”等帽子。在1969年大选后，行动党崛起成为代替劳工党在马来西亚作为合法左翼的政治力量，继续了劳工党遗留下来的政治空间，非凡是在“新经济政策”推行的20年期间，行动党严守岗位，成为国会内坚持不参加国阵的在野党。从1969年至1999年，行动党一直是国会内的最大反对党。行动党因坚持要求三大民族平等，反对巫统“马来人至上”(Ketuanan Melayu)的种族主义路线，所以深获城市和新村中下层阶级华裔选民的支持。换言之，该党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在与巫统作为马来人特权之保护者的斗争中，当然就很难获得马来社会的认同，导致组织力量一直局限在华人社会。然而，行动党的暖和改良主义，对于监督和制衡国阵政权，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非凡是在反对民族同化、揭露政府弊案、促进社会开放和扩大公民自由方面，行动党的表现获得各方的赞赏。
1999年大选，因“安瓦尔事件”(注：大马前副首相安瓦尔(Anwar Ibrahim)作为马哈蒂尔指定的接班人，在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风暴后，两人处理经济危机的手法和个别所属朋党财团的利益发生激烈冲突，遂导致马哈蒂尔指责安瓦尔涉及贪污渎职和性丑闻。安瓦尔被开除后，其夫人旺·阿兹莎(Wan Azizah)创建了国民公正党(Party Keadilan National)，在马来社会掀起了政治改革的风潮。具体过程的叙述，请参阅Maznah Mohamad，“Reformasi and Changing Malay Politics，”in Communique No.58 Hong Kong，ARENA，March-August2001，pp.4-8.)的冲击，泛马回教党(PAS)在马来社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后，伺机吸纳了反对马哈蒂尔的马来选票，瞬间崛起并取代行动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反对党。行动党、回教党、公正党及人民党在选前缔结的替代阵线(Barisan Alternatif)，在选举后不断发生意见分歧。回教党强硬的原教旨主义和施政方针(该党执政吉兰丹和丁加奴两个州政权)，使坚持世俗民主的行动党在面对非回教徒社会方面感到十分尴尬，最终导致行动党退出替代阵线。“9·11”事件的爆发加速了回教党的激进姿态，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开始进入回教党和巫统展开“回教国模式”和“回教化政策”竞争的新保守时代。(注：林吉祥《不要929》吉隆坡民主行动党中心宣传局2002年版第1-3页，第11-12页。)行动党的政治角色，遂定位在既不认同巫统的种族主义，也不支持回教党神权政治的“第三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