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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工农解放社为了政治投机，换取工联书记，不惜鼓吹小组融工论，企图在自发性的群众中建党，企图在地上建党，那么它得到的只能是一批充斥着自发性的人——因为地上根本无法进行政治灌输，只能深陷小组阶段的泥潭，问什么时候建立先锋队，答案是像地震一样无法预测。要想成功的发动第四次国内革命战争，就必须踏踏实实的进行地下革命家组织建设，进行地下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然后再把地下组织成熟的民主集中制复制到地上，实现地下地上严格隔离、地下领导地上，地上为地下引流，这样才能把全国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具备战胜中修的基础。
2、既然要推翻中修，那毫无疑问是政治斗争，也必然以此为主心骨。那么工农解放社有一点政治的属性吗？没有，正如文章揭露，完全是在群众运动的界限当中。群众不需要这些，群众需要的是政治灌输，政治组织，这不是随意的猜测，而是自发运动得出的教训。这个政治组织也绝不是手工业小组，因为他们无济于事。这个组织必然是全国性的地下代办员组织，只有这个规模才能组织群众，不会被中修一网打尽，也才有力量能够吸引群众到地上组织，建立起引流的渠道，使革命家组织不断壮大。
近日，我们的老朋友，机会主义团体工农解放社又发布了两篇文章，内容大体跟往常一样：把革命组织的纪律和民主集中制诋毁为独裁洗脑，鼓吹在各种浮夸辞藻的掩盖下推行他们那条鼓吹手工业融工、先有小组遍地/自发运动高潮后有党的荒谬路线，。唯一的一点新东西是，他们这次对佳士运动中一些旧的、已经丧失欺骗性的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想以此装的自己很革命。但这实际上不过是批小保大，想通过对冒进冲塔的批判，来掩盖支持冒进冲塔的人能够上台，并且将这荒谬不堪的策略推行下去的原因——手工业路线。
工农解放社自述他们要 通过融工的行动，通过厂内群众组织的建立，通过革命分子的扎根工厂的活动，与我国的工人阶级建立坚实的，贴近实际的，具有政治意义的联系，搭建起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还达不到职业革命家的地步）与革命工人阶级共同活动的革命组织。 具体来说就是号召革命青年几个、十几个人约好，一起跑去某家工厂里打工，再找到一些该厂的工人，通过聊天打游戏、发烟发糖、一起吃喝玩乐来跟他们积累个人交情，然后把他们拉起来建个群，叫他们一起怠怠工、群众要罢工讨薪的时候也跟着一起去干一干，一个贴近实际的革命组织就这么成了。之后就是按个人的观察，挑几个言行谈吐看着很积极、很革命的工人，把他们神秘兮兮的拉进“内群”里，试图说服这些工人加入到他们手工业融工的大业当中。他们非常骄傲于自己的这些成果，觉得已经开始亲手“组织”工人的自己非常的神圣而伟大，有资格藐视那些还躲在网上，反对直接跑到地上的工厂里来“实践”的“右倾份子”。在他们的剧本中，筛选是靠个人观察就行的，警察是瞎的，群众是靠个人交情加几句话加能转向革命的…总之，这样下去他们的小组就能遍地开花，而小组的规模够大后，这些松散的手工业小组就能莫名其妙地变为一个严密的党。
从未超出自发性范畴的“组织”
但实际上，这完全是幻想。首先，想要让地上的群众组织能够有力地吸引群众，那就必须能够带给群众切身的利益、能够解决他们生活中的问题，不然谁闲着没事加个组织，听你的话干活？而在工农解放社所谓的革命组织中，除了能给群众念几句马经，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没超出群众自发性的水准。工人难道还需要有人教他们得怠工，得罢工吗？就算没有这几个融工者参与，工人们照样懂得要怠工，自发的经济斗争照样层出不穷。而剩下那些工人自发做不到的事情，他们也照样做不到，比如击败当地欺负群众的地痞流氓、黑社会。对这一点，工农解放社还进行了回应，只是回应的十分可笑：工人遭到黑社会打击的时候，我们会和组织起来的工人一起，不管是地下工会的成员还是其他形式的群众组织，用一切趁手的武器保护自己。这点用不着怀疑，即使是在完全自发的重庆大渡口工人运动中，工人们面对全副武装的警察都能用钢管和石头迫使警察后退。我们的人作为群众中的一员在类似的情况下不会和一般群众有什么区别。 他们宣称自己要跟处在自发状态的一般群众 不会有什么区别 只需在自发的群众中添上他们这寥寥十几个融工者，群众就突然能打败原本欺负他们的黑社会了。可是加上区区十几个人并不会让某地起码成百上千的群众产生什么质变，事情如果真像他们说的一样简单，那各地的群众根本就不会被黑社会欺负，而应该早就自发地把黑社会打跑了，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为什么黑社会打手的总人数往往少于被他们欺负的群众，但却能屡屡战胜群众？原因无非是黑社会起码有靠利益维系的一点组织，而自发状态的群众则完全是原子化的状态，一盘散沙。人人都会讨厌欺负他们的黑社会，但有几个群众会愿意冒着伤残的风险跟黑社会拼了？就算有，又要怎么让他们相信身边的其他群众也愿意冒着伤残的风险一起冲锋，而不会只敢摇旗呐喊，打起来时就怕得缩在后面、见势不妙就抛下他们逃跑，让他们白白被一群打手围殴到残疾、还要丢掉饭碗？这样想下来，大部分时间群众只会捏着鼻子忍了。就算是在偶然发生的自发运动中，在看着人多势众、局势似乎顺风时敢站出来吆喝几句，热血上头地冲锋一下，并不等于真敢坚决地反抗。比如蒲城运动中，群众看着人茫茫多、声势浩大，但警察当着别人面打人抓人时，许多人最多敢拿着手机拍一拍，并不敢上去帮忙，所以群众往往被有组织的敌人各个击破、以少胜多。而被这么打上一顿之后，很多群众就要开始退缩，本来还想接着反抗的看见了这一幕，也不愿意白白送死，最终演变成溃败，一场自发运动就这么被轻易地镇压了。没有强有力的组织，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说到这里，工农解放社也许要开始抗议了：“我们的文章里不是讲了要把工人组织起来，要和组织起来的工人一起去抗争吗？燎原的人肯定又没看文章就开始乱批！”但“组织”这两个字谁都能用，革命者可以，机会主义者也可以，可其中的含义是不同的。机会主义者的“组织工人”就是毫无能力来帮助群众，只能让融工者去跟工人一个个套近乎，靠交朋友的方式，用个人交情来维系已有成员和缓慢地扩张。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下无比，建起的东西也只会松散到一碰就塌，因为维系这个可笑组织的不过是个人交情。别说冒着伤残的风险冲锋，乃至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加入他们标榜着要造反的内群了，要靠个人交情让人冒着被反攻倒算、丢掉饭碗的风险跟你一起去罢工都难。而且，能让人为组织卖命级别的个人交情，又是怎么靠着区区聊天打游戏、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怠工罢工批量生产的呢？千百万工人每天都在经历着这些事情，那些兄弟会，老乡会在这条路上走的比工农解放社远多了，可其中的成员大多都是看在一点交情的面子上挂个名头，最多躲在后方吆喝几句、情况顺风时站过来壮壮声势，真要让人冒风险一起去斗争，分分钟全跑没影了。所以这些团体说是在领导群众搞经济斗争都有点勉强，只能说是在“号召”群众，参考今年的卡车司机罢工，闹的声势浩大，结果仅仅附和几句而不实际参与的大有人在，更别提最后警察稍微一镇压，整场运动顿时作鸟兽散了。靠这种自发的落后组织形式，是连经济斗争都搞不明白的。但工农解放社却丝毫不觉得用这种形式来组织工人有什么问题，因为就连他们自己，也并非按马列毛的原则组织起来的革命组织，而是与这样的群众自发组织处在同一水平、低效落后的手工业组织，与这些自发组织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还会给工人念马列毛原著，在工人面前讲讲跟工人自己的老乡会、兄弟会五五开的手工业组织路线，和”官僚和资本家有多么多么坏“这些他们早在日常所受的剥削压迫中明白的事情。可以说，工农解放社的一切都没超过群众自发性的水准，名副其实地当着群众运动的尾巴。并且他们还要极力为自己落后且不思进取的状态找补，污蔑真正能建起一个严密组织的正确路线——政治报路线。
正确的组织路线
单纯的人多不会让组织突然产生质变，老乡会的规模再大也只是松散的老乡会，而不会因为人多就突然变成无产阶级先锋队。要造就一个严密的革命组织，在需要让群众有权监督上级的同时，也离不开必要的集中领导和纪律，所以马列毛的组织制度才叫做民主集中制。工业化的组织跟手工业团体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权责明晰，所有人必须把自己负责的工作按时完成好，不然就得被追责，屡教不改就直接踢出去。通过要求成员进行这样的义务劳动，目的不仅是义务劳动的成果本身，也是用明确的标准进行初步的合理筛选，把嘴上口号喊得响亮，一要他干活、要他跟同志们并肩作战就找借口跑开的不坚定分子筛出去，并且能通过集体的协同劳动和监督来锻炼成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地下革命家组织中还能以此进行政治灌输。而不是仅仅靠个人观察来搞筛选，别人嘴上吹嘘一番马列毛主义的词句，再跟负责人套近乎、增进些个人交情就能混进来。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大家都知道，组织内的同伴是经历过义务劳动考验的，因而才能信得过身边的同伴。
为了达到这些效果，规定的劳动将会是合理的。毕竟多则让成员不堪重负，难以维生，把原本想革命的人吓跑。少则像工农解放社这样自称也有纪律的泛左翼一样，只需花一星半点的时间就能应付完，然后跑去逍遥自在，甚至随便找个借口就能推脱掉任务偷懒，根本起不到筛选人的作用。而工农解放社之流的机会主义者荒谬地把这种必要的纪律污蔑为奴隶制，并声称自己完全不需要这种东西，只需把成员送去工厂打工就行，恬不知耻地说自己“四人融工跑三人”的闹剧是在完成筛选和革命家的培养。千百万工人天天都在打工，与工农解放社成员的区别也就只有后者多看了几遍原著，怎么没见工农解放社把马列毛原著给工人一看，他们全变成自觉的革命家？
事实上，工农解放社应该确实是这么幻想的，因为他们也反对必要的集中领导，将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一面污蔑为独裁，推崇一人一票的泛民主。我们都知道，无产阶级是无法自发产生社会主义的意识的。所以革命者选择建立民主集中制，让少数觉悟较高的同志来进行集中领导，从而让暂时只有这少部分人支持的正确路线能被推行下去，让要职上的人是被委任的先进同志，而不是靠着用花言巧语欺骗暂不觉悟的群众，从而被非常“民主”地选上来的机会主义者，并发动群众来监督集中一面，必要时发起罢免、造集中一面的反，防止集中权力被滥用。但现在，工农解放社却要让群众直接去一人一票决定大小事务，看似是非常的民主，但实际上是幻想着尚未觉悟的群众在认识上也非常高，可以只靠自己投出正确的人和路线，或者他们在投票前后跑去辩论几句，群众就会瞬间统统觉悟，投票出正确的人和路线。这些机会主义者把列宁导师的灌输论丢到了九霄云外，脑海中充斥着对工人身份几近血统论的荒谬崇拜，把无产阶级的自发性拔高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于是有了”工厂打工培养革命家“”极端民主“等一系列迷信自发性的荒谬路线。但幻想无法改变客观现实，就算不提古往今来无数起自发运动的失败例子，如今工农解放社跑去跟工人念原著却被工人当神经病看的事情也足以驳斥他们”工人都是天生革命家“的虚假美梦了。而用这样荒谬的幻想去指导现实实践的下场就是，工农解放社即使再在这条错误路线上走上一百年，也不会超出群众自发性的范畴，只能永远地当群众运动的尾巴。而佳士运动的起因，正是当年的手工业小组像工农解放社这样在自发性的泥潭中打滚了好几年，成效却寥寥无几，核心成员没招上几个，照这个速度干下去，就算干到老死革命也看不见丁点的成功希望。于是想搞个大新闻来加快进度，开始了左倾冲塔，这就是手工业融工路线的下场。但工农解放社却只批后者，不提前者，觉得当年佳士那批人不去左倾冲塔，多干个几十年的手工业融工就能让革命成功，实际上是要给早已被十年融工证明其荒谬的手工业融工路线招魂，让革命青年白白把青春浪费在手工业融工当中，等待着永远不会到来的”五个手工业扳手合成为工业化机床“。
最后，就算无视以上所有问题，假设工农解放社能靠着运气吸引到大量的工人，在地上通过手工业融工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他们的下场也只会是失败。合法之类的东西当不了护身符，赵修对组织起来的群众是宁杀错不放过的，即使完全落实了地上地下隔离，将地上组织伪装成了普通的群众自发互助组织，只要规模稍大赵修还是要铁拳镇压，最多镇压的优先级会低一些，最近的南昌骑手合作社就是一个例子，更别说工农解放社那松散的团体根本不可能做到地上地下隔离，警察随便做做样子就能混进去、随便威逼利诱一下就会有大量不坚定分子抢着出卖他们，等待着他们的必将是重点围剿。而如今，我们早已不在军阀割据的旧中国，而是处在一个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当年的红军可以利用各个白色政权之间较为剧烈的矛盾，率先建立起几个革命根据地。但现在如果直接急匆匆地跑去地上，搞先建立几个根据地 游击战发动群众 之类的单点突破，那就将面临蒲城运动中那样调集全市、全省力量的围剿。以仅仅一地的力量面临这样的敌人，别说打了，跑都不大可能跑得掉，只会是白白葬送掉力量。只有由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家组织来进行全国一盘棋的地上组织建设，才能做到敌人调集力量围剿一地时，当地的人在附近组织的接应下及时撤退保存力量，在其他镇压力量被调走的区域，当地的地上组织也围魏救赵般快速发展，最终让赵修的警察疲于奔命也难以止住地上组织发展的势头。同时，也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派出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代办员小队，通过这些代办员与地下革命家组织的单线联系，来让地下革命家组织在地上地下严格隔离、地上群众组织伪装成群众自发结成的经济互助组织的前提下，也可以秘密领导地上群众组织。并且让他们用义务劳动为地上组织的成员提供高效的经济互助，打跑欺负群众的地痞流氓。从而吸引工人群众加入地上组织，要求他们也参与地上组织中的义务劳动，筛选出先进工人，秘密引流到地下组织中接受政治灌输，将其转化为革命家。这样，地上组织才能成为地下组织的输血池，使得地上组织和地下组织都能够隐蔽地发展扩大，让地下革命家组织可以逐渐组建起地下红军一类的地下暴力，从战略防御阶段走向战略相持阶段，直至最后抵达战略反攻阶段，完成革命。革命者应当彻底清算掉手工业融工的错误路线，走上政治报这一正确路线，建起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家组织，尽早把革命推进到下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