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民党二大就中央机关选举问题的路线斗争
众所周知，代表大会可以算作俄国当时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民主机构了，其选举就代表着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原则，即无产阶级的政治民主。列宁计划旨在通过代表大会凝聚共识，通过党内民主来服务于更进一步的集中领导的确立，同时防止涣散小组的进一步分裂。而马尔托夫少数派却妄图依着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秉性挑起代表大会中的 “公开斗争”，试图挑战党的集中领导，也就是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一旦民主集中制对其不利，那么他们就根据具体处境选择反对集中或是加强集中、反对民主或是要求加强民主，但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其阶层小集团的特殊利益，不是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出发。向我们展示了机会主义分子的诉诸于小组习气、庸俗温情的个人利益至上的投机和分裂手段，也再次同我们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民主集中制建设的重要性，党员党性的重要性，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列宁在会中“两个三人小组”计划”即通过代表大会选举来保证民主，同时通过增补机制确保集中，目的是防止孟什维克这帮浸毒于旧的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的知识分子主导党的权力机关，让其机会主义路线夺权。列宁要求编辑部由 “实际工作领导者”而非仅著作家组成，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都知道有两类革命者：一类革命者（象列宁），在革命的准备期，主要从事的是宣传和理论工作；另一类革命者（象斯大林），在革命的准备期，始终在国内开展艰苦的地下斗争，主要从事的是实际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二者缺一不可，更何况著作家小组分明是存在机会主义倾向的小团体。此外，增补需代表大会批准的设置，进一步强化了党的集体权威，防止小圈子的复辟。
机会主义分子对列宁的详细计划反应如何？马尔托夫以“委屈”为由抵制计划，主张保留原六人编辑部，称《火星报》被承认为机报即等于认可编辑部。其这种“无缝衔接” 的要求很明显，是试图以“协调性”等庸俗理由来掩盖旧编辑部对于革命任务的落后地位，想要以此搪塞，维护自己小团体的“权力”。列宁对此就直截了当得指出，机关报与编辑部是逻辑上分离的（“这在逻辑上完全是两码事情”），批判了马尔托夫混淆概念，反映其维护知识分子小团体的意图，革命要求党以无产阶级利益为准绳，少数派的“协调性”论调有意忽视编辑部的“落后性”（小组习气、庸人温温情），试图维护“知识分子”特权，维护山头利益。对此马列毛主义者只有通过集中制和党内斗争，清除。而马尔托夫却干脆拒绝加入新编辑部，称其为“侮辱”，提出“戒严状态”这等撒泼打滚的行为是机会主义分子极端个人主义的有一强力证明。只要不合其心意，那么投机客就试图以情绪化等各类自由派手段抗拒，对此“戒严状态”又有什么错？就是要对机会主义分子“戒严”！今天的马列毛主义者，都应当认识到，对这些为了个人利益破坏革命组织破坏革命的机会主义分子，必须要进行“戒严”，而且要出重拳，驱逐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揭露这些机会主义分子的阴谋和利用革命的反动行动。
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追求“个性自由”）与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服从纪律）对立，需通过改造融入党。无产者作为孤立的个体等于零。他的全部力量，他的全部发展，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来自组织，来自他和同志们的有计划的共同活动。当他成为强大有力的机体的一部分时，他能觉得自己是强大有力的。对他来说，这个机体就是一切，而单独的个体同这个机体比较起来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无产者作为无名群众的一分子以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进行着斗争，他毫不计较个人利益和个人荣誉，他在指定的任何岗位上都履行自己的职责，自愿地服从贯穿于他的全部情感和全部思想的纪律。从改造方面而言，只有工业化的组织政治灌输，纪律的磨练，更严苛的自我改造，才能将从旧社会带来的，被灌输的小资产阶级糟粕打磨掉，逐步成为真正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自觉的职业革命家，树立自己的党性。
总的来说，这场围绕党中央机关选举的争论，不只是编辑部人员安排的问题，而是党如何实现一个领导核心的建设，成为真正集中统一领导的党的过程、如何把真正的革命领导权从涣散小组的、个人性的影响力手中转交到思想行动统一的、民主集中制下的选举机制中的问题。列宁所坚持的正是这种集中统一党建设的方向。布尔什维克所要革新的，不仅仅是一个编辑部的名单，而是整个党的组织形态。坚决反对让《火星报》的编辑部延续成为党内的“贵族”小组，反对让过去那种靠“声望”和“影响”主导一切的小团体继续控制新生的无产阶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