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要革新《火星报》编辑部，这不是一个突发奇想，真正原因是是党的组织发展进入新阶段后的必然要求。
列宁提出的计划是选举和组织机制革新《火星报》编辑部，同时确保中央委员会在未来增补中有决定权，避免受机会主义的影响。 首先由三人组成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三人组成中央委员会，而增补时要严格多数同意进行决策。 这两点都是与增强政治报路线领导，防止机会主义破坏相关的。
作为核心的中央机关，其决策人数要立场坚定路线正确，必须要立场过关才可以纳入中央机关，防止机会主义通过扩大人员对正确路线进行渗透破坏。 选举时要严格选举优秀实际工作者，消除旧小组的“神权”习气和不协调状态，使编辑部从著作家小组转变为政治领导者小组。 增补的过程也是类似的，中央委员会的参与确保增补决定由实际工作领导者主导，而非仅由编辑部自行决定。 而且因为此前通过了机会主义的党章，必须要防止机会主义分子利用部分多数进一步篡权，列宁主张接受新的委员时采取更严格的法定多数，增补时采取一致同意和对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实行相互监督，即当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机关报要增加成员时需要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五分之四的法定多数的一致同意才能进行增补。 同时列宁表示人数要根据党路线的实际情况，不能随意进行增加。
列宁指出“因为党章第一条存在被机会主义篡权的隐患，所以势必要通过更严格的民主集中制纪律限制防止这一点”
也就是列宁说的“党章第1条‘把罐子打破了，我们必须用“双结”把它捆好’，因为已经看到马尔托夫作为火星派的少数派打算和反火星派结盟的趋势，这种结盟将使得他们的中央机关的人选在表决时获得简单多数而被通过”。
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少数派，则是希望通过维持旧的编辑部体系，保证其小资工作习气和非无产阶级的工作方向不受影响。 也即维持原编辑部六人小组的完整性，反对列宁的革新计划，并在代表大会上试图通过公开斗争争取多数支持。 于是抱怨用戒严状态和非常法来“对付独立团体”，这些机会主义者参加组织，并不是革命为首，而是把个人利益摆在首位。马尔托夫就是这样一类机会主义分子，是因为一个旧小组没有被批准就拒绝担任工作，其实就是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习气打败了组织纪律，就像我们如今的许多泛左翼分子一样，他们是接受不了无产阶级纪律要求的，陷在小资自发性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泥潭中不肯自拔，因此他们绝不会接受政治报路线建立严密的革命家组织这条组织路线的。他们也说组织的重要意义，但是只是停留在表面功夫，他们建设的组织，就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松散的大联合，再大也发挥不出来任何力量，只会是成为机会主义各山头小组之间争夺利益的工具。
列宁为了反驳机会主义分子的路线，争取大多数支持，有理有据有节地总结了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首先指出党中央机关革新计划在会议前已广为人知，核心就是打破旧编辑部的不协调状态，使其更适应党机关的需要，机会主义分子的污蔑并不成立。 列宁批判旧编辑部六人小组存在原则性分歧、不协调，且部分成员无法胜任党机关工作，需通过选举三人小组重新组建。“并不是编委会的全体成员都被认为完全适于讨论和解决革新编委会的组成问题，甚至那些自己想用扩大的办法进行革新的人也承认原来的组成是不协调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列宁明确指出了政治报路线中中央机关报必然要求的政治领导性质，而不是独立的小组。选举应以事业利益为先，而非考虑个人是否“委屈”。党机关需由代表大会认可的、确定的政治领导者组成，而非仅限于宣传写作工作。“我们的问题是要选出负责人员，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对某个落选者不信任的问题，而只是看对事业是不是有利和当选人是不是适合他当选后所担任的职务的问题。
过去的《火星报》一个写作者集体就能主导它；文章中也提到，在《火星报》问世的那个涣散时代，各个团体经常偶然地自发地形成起来，必然带有一些有害的小组习气。
要建立党就需要消除这些特点，要求消除这些特点；因为但当它成为党的中央机关报后，它就不再只是写文章，而是承担起政治领导的职责。说白了这场争论不是编辑部几个人的问题，而是党内路线和组织原则的根本分歧。编辑部改革是为了革除小团体主义，把火星报从笔杆子小圈子变成真正的革命家组织机关报。如果继续让原班人马说了算，那这个“机关报”很快就会变成某个团体的“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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