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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换新天把“四一二”的成因归结为“ 极权主义”，似乎集中和纪律就是碰都碰不得的东西，一碰就要出事，只有一人一票的极端民主才能导向正确。但群众暂未觉悟，极端民主的结果只会是党被群众的自发性所淹没，变成松散不堪的手工业小组。结果因为没有严明的纪律、严明的组织，即使有人有正确的意见，也无法及时地得到传达、讨论和落实。机会主义者更是能轻易混入其中，像激流网余峰那样拉帮结派立山头，通过塑造个人影响力和自己小团体的帮助，让自己成为组织中说一不二的土皇帝，让组织彻底垮掉。只有建立民主集中制，让上级集中领导下级的同时，下级有监督和罢免上级的权利，才能建起一个强有力的革命组织，完成革命。
2、一切革命实践都要为路线服务，机会主义者从来不会有明确的路线和纲领，最多说一些正确的废话。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无数的革命实践都告诉我们，不坚持正确的革命路线，只有坚持列宁导师的政治报路线，坚持地下领导地上，才能最终武装夺取政权。
换新天分析的“四一二”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在换新天第七刊有一篇纪念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文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历史的一大转折 ”，就大部分阐述事实的内容来说确实是精炼简洁的。然而结尾只能重复正确的原则经验，没头没脑地把继续革命拆分为反对 “背叛”、“极权主义” ，除去这一部分，文章的其它内容中修教科书上都能讲，费尽力气冒着政治风险却只能介绍这部分历史，这样干又有什么作用呢？接下来我们将见到换新天这种所谓的纪念是如何“宜粗不宜细”只说要斗争、反机会主义，却又毫无实际办法的。马列毛主义者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是为了给革命阶级提供主观力量，而不应该一遍又一遍地复述事实经验、甚至连灌输思想原理都做不到。把革命的理论用到革命的实践，把四一二当中的路线斗争和具体争议，结合政治报路线和持久战路线，化作当今马列毛主义者解决问题推进革命的方法，才是正道。
除历史事实外，换新天告诉我们什么
换新天这篇文章最后的总结，可以说是全文唯一包含他们自己的话的部分。总的来说是三方面：一是对待敌人的路线和方法错误的反思；二是对整个革命路线的错误认识的反思；三是阶级斗争全阶段的展望。
他们对蒋介石的反共阴谋缺乏足够的警惕，对蒋介石之流进行无原则的妥协退让， 甚至要求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上缴武器……他们寄希望于通过和平手段维持国共合作，忽视了工农武装的重要性，未能及时组织有效的反抗……未能准确把握革命发展的方向和节奏……新时代的革命斗争……务必要牢牢掌握革命的主导权，……不要忽视革命内部潜在的背叛风险，要对阶级斗争保持清醒认识，不能让革命阵容内部沾染上极权主义思潮……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革命就无法取得胜利。
（换新天第七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历史的一大转折 ”）
这些都是正确的话，当然，并没有说明当下如何做到这些的具体方法。然而在革命阶级立场方面冷不丁地提一句“极权主义思潮”更是奇怪，要解决这个矛盾，换新天是要做思想工作还是制度工作？抑或双管齐下？了解马列毛主义的人很容易看出来这其实是想说继续革命的路线，但是用了奇怪的概括方式，难道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革命仅仅是因为背叛者要集权吗。先锋队修正的风险一直存在，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还在产生危害、集中权力和民主管理的对立没有得到统一、人民群众还没有自觉管理自己，先锋队不消亡就可能有人借集中权力背叛革命。换新天的说法，让不太了解马列毛主义的新人看起来是接近继续革命的，实际上换新天是为了推行极权主义的反面，极端民主，只见制度不见人，不顾正确调动集中权力和民主监督的民主集中制，为了反资本主义制度而反对一切集中，搞意识形态洁癖。换新天现实也在如此行动，通过各种泛民主的方法，进攻东风当中的其它派别，从一个群里跑出去，再跳回去，现在换了个平台另起炉灶了。然而这还只是一小点。接下来结合当时上海区委的情况，我们可以在语焉不详的原则性讨论之外，从当时革命者的斗争当中认识到实际的问题。
换新天真话只说一半——马列毛主义者以党性正名历史经验、解决现实矛盾
“历史宜粗不宜细”，因叙述者有意无意地忽略，总会丢掉一些东西。就比如“四一二”之前究竟有没有正确的形势判断、纠察队和武装工人缴枪是怎么回事？上海区委在三月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之后，就有一定程度地遇见了资产阶级反动的潮流，罗亦农在四月六日的报告 阐述了他的意见：
蒋介石为一切右派反动派的集中点，但他在南昌时力量尚不够，所以饮泣吞声的几个月，他想把南京打下后与C.P．算账，可是此次南京的打下为左派军派[队]，所以争点就移到上海……蒋曾用六十万款子收买青红帮，这是表示蒋介石最后暴露其流氓性。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自命为无政府党，现已联蒋反对工人，完全为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动行动的表现……蒋与我们争斗的中心问题，为解除上总纠察队武装问题，他要取消上海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此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最后的决斗。李济深等都坚决表示要反对共产党，要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分裂，这就是分裂革命势力，使反革命势力胜利，这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根本危险，我们所提民主独裁制的政治将完全无望。
我们要坚决保持工人武装，在事实上我们希望暂缓爆发。在具体的工作上我们要尽力拉住商人，积极帮助工人，并对蒋威吓。我们决定不收藏枪械，坚不缴械。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罗亦农报告：目前时局与我们的策略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
以当今马列毛主义者的眼光看，罗亦农对局势分析是正确的，然而应对的策略却是搞错了方向，只敢采取守势，无意彻底消灭蒋介石代表的势力。这也是当时陈独秀代表的右倾路线在这个应对方法上的体现。再进一步，难道当时的革命者都没有正确意见吗。四一二之后，周恩来提出异议，被要求改正“措辞”，罗亦农说到上级不理解上海区委的原因是“交通不便”；在四一二之前瞿秋白有一定程度的正确认识却因陈独秀反对而不能与其他同志通气：
恩来：我们致电武汉应指出两点：
一、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以致在民众中有不好影响，甚至影响到武汉与国际都趋于和缓。尤其是汪精卫来后，他也受我们影响，态度也就和缓，致使此次大受其亏。国共联合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 以上错误，沪区完全承认，并要把此意告诉武汉。
二、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
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已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 给武汉提出抗议 ，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
亦农：我们对于中央并不要责难，不是以沪区意见对中央提出。
上海过去做[犯］了许多错误，而武汉对于上海太不注意，甚至对于上海市政府表示不赞同，我觉武汉方面对于上海的观察不见清楚，关系也不见灵密， 也许是交通不便所致。
对于政治军事，昨天区委讨论，对于恩来意见都一致赞同，唯对中央致电固很必要， 但只处提出意见态度，而不是提出抗议。
（ 传达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 ）
因为我们很未了明认清蒋介石的地位，所以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错误。我们曾与中央开会，秋白同志对于蒋介石的观察非常明彻，可惜区委大会没有要秋白同志去报告，使同志明了蒋之地位，这是—个错误。（ 我们曾两次催秋白报告，结果因独秀同志之认为危险而未实行 ）。
（特委会议记录讨论中央对沪区工作的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 ）
类似的情况，我们还有毛主席的例子，1926年3月，毛泽东正在黄埔军校负责政治宣传工作。他在中山舰事件之前就察觉到国民党右派的政治谣言。在中山舰事件当中，他分析了局势，认为军事和政治上可以战胜蒋介石，于是向上级提出，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到叶挺独立团驻地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军权，开除其党籍。结果得到的要么是反对意见，要么是“请示中央”。结果他的上级领导以及中央和第三国际代表都没有认可他的判断。和四一二反革命带来的各种情况一样，这证明当时党的失败不仅仅是认识的各种错误，根源是党内的路线斗争，让正确的意见得不到传达和领导的地位，而错误的意见又无从制止和改正，即使爆发了四一二数天后，上海区委的革命者们也只能干看着，发出绝不缴枪的声明，却挡不住工人群众被反动势力包围缴械。
党为什么右倾，为什么路线不定，为什么上海工人经历三次起义的锻炼却还是不得不缴枪？上海工人起义好不容易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上海区委没能建设武装而是在宣传上下功夫，中央没有重视抗拒右派的联合反扑，一个月后则迎来了大革命彻底的失败。面对不择手段实行白色恐怖的青红帮，面对成建制的敌军部队，几百人一条枪的工人纠察队能做些什么？只能缴枪以免不必要的牺牲。换新天在总结右倾的经验，马列毛主义者也反思右倾的错误，可是二者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作用？换新天研究了这么多，表述自己的意见时只能提出反对“叛徒”、“极权主义”。马列毛主义者，在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一切大大小小的经验当中，都会看到要在社会革命当中通过武装斗争彻底消灭反动势力的力量，只有一开始就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进行准备，从政治到通讯全方位地应对反动势力的监视和各种程度的镇压，去积蓄暴力革命的组织力量，才有保存实力削弱敌人的条件。也就是以统治阶级的角度不易察觉的地下状态的革命准备。并且坚持这个革命路线的原则，不给右倾机会主义者以及修正主义者窃取领导权的机会。
再具体一些，为什么四一二的时候不想缴枪但是事实上缴枪？怎么才能不让工人缴枪？最起码的，每个有行动的地方都要有“巡视员”，这个“巡视员”是苏区游击战当中的经验，地方党支部的上级派出能带队、把握斗争方向和具体策略的同志去支援百十人的游击队伍进行工作，要不然一定会有群众被吓跑、或者盲动出击。百年前上海工人一次起义时的总罢工就有数十万人次，而失败的时候，被分化瓦解以及吓跑的群众也不少。不用说罢工起义夺厂夺权以前，各地各行各业都需要无数的代办员去搭建熟人网络、通过地下革命组织的架构使地上群众组织成形，在罢工斗争当中，也需要无数的“巡视员”、“指战员”进一步地辅助，引导群众的斗争方向，不让反动势力的恐吓威胁给挫败工人斗争力量。然而这些方法，也只有在暴力革命的路线切实通过地下组织延申到地上组织，铺开到全国的时候才会有效，因为只要没有能够与敌人抗衡、吸引游击的暴力武装，没有枪杆子支撑起腰杆子，仅依靠工人群众总罢工的声势，最终是给敌人镇压递刀子。百年前是骑警和机枪，今天是坦克和装甲车。在革命的相持阶段到来时，“巡视员”带领工人地上暴力组织纠察队，扫除反动势力安插的工贼、走狗、内奸，地下暴力组织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行动则无时无刻向群众传递着明确的斗争性质，把黑帮老大揪出来审判或者对穷凶极恶者狙击铲除，造就出权利收归人民的条件。
沪东：罢工57199人， 群众很动摇。宣传打倒蒋介石，工人怀疑认为此次的斗争是国、共的斗争。
红色恐怖亦有困难，工人以为流氓后面有北伐军** 。纠察队死五人，枪械都缴去。
海员：全体二十余只船二千余人前天即罢下，昨天下午 经资本家恐吓，工人很恐慌。群众因有些是新来的，不懂罢工意义，故易恐吓，今天已开了几只船。
（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产总会议记录—汇报罢工情况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 ）
再回到一切斗争方法的基础，组织。换新天对四一二的历史总结真话只说一半，只留下原则性的语句，却不敢分析过程当中革命者遇到的内部斗争和组织问题。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从中汲取教训，改造革命的前途。在上文我们说明了四一二事件前后，诸如罗亦农的汇报中的正确判断和错误方法、周恩来的正确意见和罗亦农袒护中央、瞿秋白能正确揭露蒋介石却不被陈独秀许可……尤其是毛主席的例子，这些都警惕我们要让意见方向的主导权掌握在有正确意见的人手中。这好似是一句废话，怎么把握主动权？“无产阶级唯一的武器是组织”，而组织必不可少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周恩来针对中央的意见，无关痛痒，却被罗亦农以“交通不好”为由说中央不熟悉上海这个工人起义引发世界性影响的地区党委，简直胡说，让周恩来改成“提建议”，这样的情况，不盲目服从上级就只能被迫服从上级。但这是换新天所说的“叛徒”和“极权主义”吗？罗亦农还在第一线工作，他也没有直接压服周恩来，仅仅强调说明了他支持中央的立场。换新天的路线完全解决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难道因此就该改变立场和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的目的吗？“行动一致，讨论自由”，在四一二当时肯定是没有条件重建党组织的，正确路线还得不到领导地位，能做到的是服从指示，但是应该坚持党性的立场，去揭露中央路线和地方实际情况的矛盾，在周恩来意见遭到更改的事件当中，以及更早的、毛主席在中山舰事件的经历，两件事共同显示出当时的错误，无疑是中央路线和革命形势的实质不符合。然而，毛主席、周恩来当时没法大鸣大放大辩论，在一段时间内集中解决路线分歧，从而产生并推行正确路线。直到一切的试错都引导革命者跌倒了谷底，毛主席代表的正确路线才得到确立。难道今天的马列毛主义者要重蹈覆辙吗？建设民主集中制，让下级监督上级，行使民主权利去罢免不能正确处理事务的人选，这是现实给马列毛主义者的教训，以及最实际的民主工具。对于危害革命前程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及修正主义，当他们占领党组织的时候，列宁面对孟什维克的分裂在国外重建布尔什维克的党，同时掌握着国内的代办员体系也就是一切基层组织，毛主席面对修正主义走资派的分裂，发动继续革命，大鸣大放大辩论、砸烂公检法、罢工自由、两参一改三结合，让党性占据上风。试问换新天的反“叛徒”、“极权主义”是这个意思吗？
总之，从四一二的各种情况里面，马列毛主义者会发现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路线分歧上，上海区委在大罢工之后不加强暴力组织的建设、陈独秀代表的中央让上海区委一再退让，就是在整个组织当中，这些革命者所带着的路线矛盾，各自判断得不到统一、得不到推广。而这绝不是扩大民主，让所有人拿着大喇叭争谁的声势大、追随者多能解决的，即使这样干了，陈独秀肯定还是领头人，毕竟人家新文化运动时就是领军人物。从侧面再看一看，换新天是怎么从这个得到“极权主义”——它唯一自己的主张的？是因为陈独秀等人集权吗？是换新天只见制度不见人，把错误的集中当作一切集中，把资本主义追求效率的工业化大生产和组织方式归为一切工业化的坏处，然后在“民主”、“组织”的先后顺序上玩语言逻辑的游戏。换新天正确的废话，很像章士炎应对四一二的方法，强调发动群众，尤其是“使小资产阶级参加”苏维埃，讨论的结果是，最后章士炎、李立三、罗亦农的路线方法又回到阶级划分的问题上了。四一二给当今马列毛主义者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在坚持彻底的暴力革命的路线基础上，在地下革命家组织建立得条件成熟，一定要成立武装工人代表的地下暴力组织和纠察队代表的地上暴力组织，严守政治的分界，让革命的正规军吸引反动势力的火力，让革命预备军护卫着的地上组织继续为地下革命组织提供力量源泉。此外，最直接的则是民主集中制的惨痛教训，仅仅在党中央这几个人当中就有或多或少的正确意见，得不到传达和落实，更不用说基层工作者的正确经验和路线反思会遭受多大的损耗，只有建立民主集中制，让上级领导下级的同时，下级监督上级、民主罢免和选举的权利，才能进一步建成各种工具流程，让基层正确经验、中央的集中领导权力得到汇报和正确使用。
附：
章士炎、李立三、罗亦农等人对四一二之后工作方向的讨论，这就是“中央对沪区工作的决议案”最后的内容了，仍然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实在是令人惋惜。
讨论中央对沪区工作的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下午三时）：
士：目前的形势，资产阶级虽在拥蒋，希望在南京成立政府，但他们的策略很愚蠢，不能成功他们的冀图，但我们不再打击，他们将有新的方法。现在我们如果能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治领导权的观念给上海工人，上海工人必能奋起，所以我们目前要很积极的鼓动工人，同时拉住小资产阶级。将来的上海政权的形势，实际必为一个工人苏维埃的形式，但可使小资产阶级参加，不如此就不能成功。
维：对于士炎的话，有二点意见：无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独裁制是对的，如果工人苏维埃让小资产阶级参加是错误的。
士：我声明原意并不如此，我是说工人苏维埃的事实，事实上必须工人先起来夺取政权，然后小资产阶级会起来参加。
延：士炎如果说工人先起来夺取政权，然后小资产阶级起来参加，是我赞同的。如果士炎说工人苏维埃的实际，小资产阶级参加政权的形式，是我反对的。实际上决不能工人与小资产阶级先协商而后行动，必须工人先行动与前进，然后小资产阶级才能跟了来共同夺取政权。
立：我的具体意见，以后工作策略的原则，就是极力扩大无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中的影响，拉住小资产阶级，要工人先有积极的行动，积极反抗大资产阶级才能领导小资产阶级，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制。
亦：有一点要特别说明，即上海阶级分析并不简单，还有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一种群众，我们要有不同的观察，上海有三种不同的资产阶级的倾向，各有其不同的经济地位。
立：各阶级都有不同的倾向，我们当然有不同的对付，但这并不是一个原则上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