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原号角——理论争鸣——列宁和马尔托夫在编辑部革新和复辟上的斗争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小组习气、文人习气是旧编辑部的最大问题,因为在《火星报》问世的那个涣散时代,各个团体经常偶然地自发地形成起来,必然带有一些有害的小资产阶级习气。这就说明,火星报的组成是各种机会主义的联合体,是手工业的方式,必然要有这种小资产阶级习气。但是革命组织和工业化的方式是不能要这些的,不能让山头主义破坏了党的集中领导。因此列宁提出革新编辑部的性质,把它从一个著作家、宣传小组变成一个政治领导的机关。 与著作家这个特征同时出现的,就一定有个人主义风气,因此也一定有民主集中制的破坏。这些人一边是叫嚣着搞小资产阶级的泛民主,一边又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搞着神权,把编辑部搞成一言堂。
列宁对编辑部进行革新,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要用一个有党性有战斗性的编辑部,代替一个派性和个性的编辑部。解散小组建立党,而不是小组合成党。 只有这样,才能让政治报脱离过去著作家小组的方式,被改造成一个政治领导的机关。政治报需要政治挂帅,需要作为领导机关,而不能是泛左翼理解的那样,单纯办办报纸,那就沦为了历史上那些错误路线的案例了。
**在革新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中,马尔托夫充分暴露了他老保的一面,他反对革新。**他提出说新的中央机关报要“无缝衔接”原来的六人编辑部,又制造了要“编辑部的协调性”“严密的整体”等等借口,这些借口其实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走资派为了维护旧制度而找的借口也很像。这些人反对革新,无非就是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自己这个小山头的蛋糕动不得。这就是机会主义不变的物质基础。 毛主席说的: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也就是这个道理,物质基础决定了机会主义路线。古往今来的一切机会主义的根源都是这样,他们的表现可以有很多,有的时候左倾有的时候右倾,究其本质,还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到革命第一个人第二,要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有时候要逃避武装斗争,导致右倾,有时候因为不愿意长期扎根,于是号召冲塔冒进,导致左倾。
马尔托夫把革命工作的连续和继承性看成是个人身份、职务地位的继承,在抵制手法上其实秉承着一种可笑的庸俗观念。 他们像在资本主义公司里工作一样,搞起了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萝卜岗,其目的就在于因人设事,在于把自己为党工作的经历转化成能够谋取私利的政治资源。这些“抱怨的人”对于列宁的揭露当然是不敢应战的,因为多数派通过设立制度/步骤去规定政治方向,打下了对付不坚定和动摇分子的牢固的“法律”基础,而谁都清楚,这里所针对的和要“戒严”的并不是一些特殊指定的姓名。因而机会主义者在遭到失败之后只能发出颓丧的啜泣来造谣和诽谤,只能虚构的去说:人们的争吵、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意见”都是情绪上的主观偏见。试图以此来掩饰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败和错误。
要说到“编辑部的协调性”,其实谁都知道在党的严密纪律下协同能力才会真正提高,而马尔托夫这些人讲的协调性无非是资产阶级任人唯亲式的协调性。他们同时体现出的庸人的温情也正是体现了这一点,他说什么不能让个别编辑受到委屈,然后又指责列宁是要在党内搞“戒严状态”,其实都体现了马尔托夫要用人情世故代替组织纪律和政治判断。“戒严状态”这个词就意味着专政,马列毛主义者正是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的,必须对机会主义分子实行专政,必须要有这种革命的“戒严”。人情世故关系看起来很亲密,实际上它以私有制为基础,才是造成人与人之间隔阂的真正根源;它表面上一团和气维持团结,实际上是真正无产阶级党性的团结的最大敌人。革命组织内部必须是以政治上的战友关系代替利益上的人情世故关系,并且是要把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都完成这个改造的。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战友式的关系就是融入人们生活的最普遍的社会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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