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与民主社会主义
李振城
随着东欧政局剧变的发生，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关注。这是由于民主社会主义也是东欧剧变的一个要害因素。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主要是通过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东欧地区严重泛滥而起作用的。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是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已成为苏联东欧相当一部分人极力扭转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纲领和目标，因而引起了东西方社会的震动，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它对我国亦有重要影响。
有人提出，既然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取得了成效，现又在东欧得到推广，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它移植到中国来，试一试呢?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面前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十分尖锐的现实政治问题，也是每个人应当认清的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一、 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及其时兴的原因
1、民主社会主义是现代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观点，是社会党人的基本纲领
民主社会主义原称社会民主主义，始见于1848～1949年欧洲革命时期，法国以赖德律——洛兰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和以路易·勃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党合并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它主张通过改革(改良)，建立带有民主和社会主义色彩的共和国。
1869年，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创建的工人政党取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当时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此后相继建立的各国工人政党大都命名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
但当时以社民党命名的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不把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放弃社民党人的称呼，而把自己称为共产主义者，以表明自己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主张相区别。
到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占了主导地位。各国工人政党仍然沿用社会民主党的名称，而实际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基础的。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的基本口号，就是“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生产资料社会化”。因此，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同义语。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时期，国际资产阶级改变了对付工人运动的策略，使工人运动发生分裂，出现了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别，并在第二国际后期占了上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的多数社民党领导人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们站在本国反动政府一边，支持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从此，社会民主主义成了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名词。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社民党人，在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下，纷纷改建成共产党或工人党，并于1919年成立共产党国际组织——共产国际，以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赞成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或社会改良主义的社民党人打着第二国际名义，继续开展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活动。二战后，于1951年7月，34个社民党(含社会党、工党)的代表在西德法兰克福举行会议，宣告社会党国际成立，通过了《法兰克福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把社会民主主义定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公开亮明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性质，并把它作为社会党的基本纲领。
2、民主社会主义是以多元思想为基础的；它的核心内容是通过议会竞选争取执政，利用现成国家机器实现不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改良
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及其起源是多元的，除了伯恩斯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以外，还有费边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的，享利·德·曼混合经济学的，基督教义的，新康德主义的，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等等。它的基本思想原则是：
(一)对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1989年12月，德国社民党通过的新纲领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依靠性而不是自由，它带来的是压迫而不是平等，它加剧了阶级冲突而不是发展了兄弟友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1990年3月2日文章。）
(二)反对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思想，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说，指导思想多元化，就是要“放弃追求一种真理，而学会跟若干真理共存”（张契尼、潘琪昌：《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第397页。）。英国工党理论家克罗斯兰甚至说，“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的社会主义者是无可贡献了”（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前途》(1956年)。），意即“过时了”。可见，他们是用指导思想多元化来诋毁和排斥马克思主义的。
(三)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阶级合作，走议会、改良的道路。社会党国际纲领文件《法兰克福宣言》中说：“社会党人的奋斗目标，是以民主方法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社会。”。（中共中心党校：《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第3页。）1990年3月召开的法国社会党十大通过的《原则声明》中说，“社会党通过民主方式产生一个满足人的基本愿望的社会”；“它通过改良主义实现革命的愿望”。。（《政党与当代世界》杂志，1990年第8期。）1978年瑞典社民党二十七大通过的纲领说：“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和平的社会过渡是解放人类的唯一可行的途径。”（中共中心党校：《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第475页。）
(四)否认国家阶级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利用现成国家机器，实行多党议会竞选制。1959年德国社民党非凡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纲领说：“我们反对任何专政，反对任何极权的权威的统治……”，“它拥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国家应当成为一个从各种社会力量中吸收其内容并且为人的创造精神服务的文明国家”（中共中心党校：《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第150页）。社会党国际成立宣言说：“民主需要有一个以上的政党存在和彼此反对的权利。”攻击“共产党人只为了建立一个党的独裁”（中共中心党校：《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第2、4页）。
(五)不提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体，主张经济混合制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通过社会改良，建立福利国家。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剥夺剥夺者’的思想已不再适用”，“我们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几种所有制可以并存”（张契尼、潘琪昌：《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第395页）。他们主张在基本上不改变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通过国家干预，实行“经济计划化”，吸收工人参与企业治理，建立社会保险和财政“公平分配”制度。
(六)抹杀政党的阶级性，反对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主张“权力扩散原则”，使社民党变为“全民”党、议会党。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坚持民主集中制会导致独裁、专制，只有实行“权力扩散原则”，才有利于发扬民主。为了在议会竞争中争取选票，他们放弃了党的工人阶级性质，使它成为“全民”党、“纯粹民主”的党。西德社民党《基本纲领》宣称：“社民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党变成一个人民的党。”（中共中心党校：《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第165页。）民主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纲领草案规定：“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阶级政党……。”
(七)反对共产主义，主张一切为了“民主”，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社会党国际纲领文件攻击“共产主义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并使许多国家中的社会主义的实现推迟了几十年”。已故瑞典社民党理论家帕尔梅说：“民主社会主义的要旨现在是，而且将来也还是在社会的一切领域实现民主”；同时要把“关心人的日常生活放在首位”（张契尼、潘琪昌：《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第391页）。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说：“民主社会主义没有最终的目的，应当把它理解为经常性的任务。”（张契尼、潘琪昌：《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第391页。）
从上述基本思想原则可以看出，民主社会主义是要在保留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同时纠正共产主义 “压制民主”的缺陷，似乎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思想政治观点。其实，它是要在资本主义的树上嫁接社会主义的枝，因此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同科学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而它同资本主义却情投意合，息息相通。所以，它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政治观点。这种改良主义思想观点在当前之所以颇受一部分人青睐，并不足为奇，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3．战后资本主义恢复和发展的需要，科学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波折，是民主社会主义得以时兴的根本原因
从一战到二战期间，民主社会主义名声狼籍，一蹶不振。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时，其成员党和组织只有34个。而在1919～1943年间，共产党和工人党已由30个发展到70多个，拥有2000万党员，当时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成为锐不可挡的时代主流。但近40年间，民主社会主义势力扩展得较快，它已成为使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着严重挑战的一种社会政治势力。尽管目前世界上仍有100多个共产党，近9000万共产党员，从总体上看，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可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地区来看，民主社会主义却明显占有优势。现在社会党国际已拥有88个成员党和组织，约2000万党员，拥有1亿2千万选民，其中28个党先后在26个国家执政或参政。尤其是在东欧剧变中有些共产党更改了名称，由信仰科学社会主义转为信仰民主社会主义之后，科学社会主义已进一步走向低潮，而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则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在于民主社会主义适应了战后资本主义恢复和发展的需要。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使欧洲、日本等地区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元气大伤，资本主义存在价值普遍受到了怀疑，人心倾向社会主义，因而面临着经济、政治和思想的全面危机，到处出现有利于人民革命和民族独立的形势。这种形势迫使垄断资产阶级抉择：要么等待共产党领导的左派革命势力来推翻资本主义；要么采取某种让步，同暖和的社会党人领导的中间势力结盟。第二种选择既可以孤立和打击共产党领导的左派革命势力，又可以保存和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由于民主社会主义既不损伤资本主义的基础，又富有欺骗性，更有利于抵消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因此它能够被西方资产阶级所乐于接受和加以利用。
再则，面临着破产的那些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企业，需要国家干预，增加投资，给予扶持，以利于企业采用科技革命成果，进行技术改造，培训技术人员，提高工人技术素质，增强竞争能力。其结果使白领工人阶层日益扩大。目前他们已占西欧工人总数的50％以上，白领工人受剥削的形式比较隐蔽，生活较有保障，其革命性、战斗性和组织纪律性比蓝领工人弱，因此他们希望社会逐步改良，不赞成导致社会剧烈变动。这是民主社会主义影响扩大的重要社会基础。
社民党或社会党在瑞典、西德、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执政的结果表明，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政策，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采用新技术和改善企业经营治理，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保持社会相对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的一些矛盾，使资本主义获得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它不仅没有减少资本家的剥削收入，反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剥削利率和财富积累，并使工人(主要是白领工人)的地位和生活有所改善，从而巩固和扩大了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中右阶层的影响和基础。
相比之下，共产党在西欧、日本和北美的影响削弱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灾难，这里的大多数居民对法西斯极权专制统治深恶痛绝，普遍希望社会稳定，逐步改良，而不愿再度经受大的动荡。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舆论界，对苏联东欧执政的有些共产党曾犯过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大肆渲染，进行歪曲宣传，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们把科学社会主义误认为如同法西斯那样的“极权主义”，产生惧怕心理，从而使共产党在同右翼势力争取中间群众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民主社会主义势力抬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执政的共产党工作中发生了一些严重失误。例如，1948年苏共对南共联盟的错误处理；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导致60年代苏中大论战和国际共运的分裂；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接着又武装入侵阿富汗，使科学社会主义信誉蒙受了严重损害。7O年代中期后苏联东欧面临经济困难和在改革中出现的失误，更使科学社会主义处于艰难的境地。所有这些失误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势力加强自己地位和扩大影响的机会。
自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以来，尽管其内部观点各异，组织涣散，但没发生过大的波折。他们每隔两年一开的代表大会已举行过18次，每次代表大会都发表宣言，并积极参加国际和平与裁军、民族民主运动、保护生态环境等活动，从而扩大了它的国际影响，进而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地区发展了组织，使这些地区社会党成员人数占社会党国际的一半。仅在拉美地区，其成员党和咨询党就有16个，其中5个党取得了执政或参政地位。
二、民主社会主义是东欧剧变的催化剂和中间站
1．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执政的共产党内泛滥，是导致东欧剧变的催化剂和内助力
前面已经谈及，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子一直在相伴着多数东欧执政的共产党。7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任务和改革方向道路的选择问题，即破除单一僵化模式之后，应如何选择与本国实际相适宜的新模式问题。针对这种情况，西方一些政客和舆论界抓紧向苏联东欧人民灌输“共产主义失败论”，“斯大林模式是列宁主义的遗产；要彻底改革斯大林模式，就要抛弃列宁主义”等欺骗性的观点；同时他们积极向苏联东欧人民兜售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或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尤其是号称福利国家样板的瑞典模式、西德模式，在部分苏联东欧人的眼里颇具魅力。一部分苏联东欧官员、学者陆续到西方考察，经常通过报刊宣传资本主义的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因而使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东欧地区迅速滋长蔓延开来。
80年代中期以后，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思想原则被苏联东欧共产党内有的高层领导人所接受。他们把这些思想原则当作“新”思想，通过书籍、报刊、会议向党内外广为宣传。与此同时，一些持有“新”思想的干部被重用，甚至被提拔进入高层决策机关，而那些持“保守”观点的领导干部则陆续被替换，因而使持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的人很快在一些党的中心领导层中形成一股大势力。在这股大势力的影响、驱动之下，持“保守”观点的一些党的领导人失去招架之力，经不起几个回合的较量，就不得不宣告辞职而被迫下台。这就形成了西方和平演变攻势与东方民主社会主义势力对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两面夹击的局面，造成了剧变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险恶形势。
在80年代后几年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东欧地区的严重泛滥，其势如大坝被冲决之后的汹涌波涛席卷而下，使许多毫无思想防御的人们惊恐不已。其中对人们思想堤坝冲决最厉害的，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中所渲染的“全人类价值高于阶级价值”，“民主化”和“公开性”等动听的言论口号。
“全人类价值高于阶级价值”之说，在苏联东欧一些国家据称是改革指导思想的精髓。其实质是要人们把阶级斗争“束之高阁”，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讲妥协、“友谊”和“合作”。
它的主要论据之一，是说“时代变了”，当今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曾料到的新特点，即人类面临者核武器威胁、新技术革命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乘客；为了不让这条船翻沉，昔日的对手不得不成为伙伴，共同寻找通往普遍安全的道路，即彼此妥协、合作，放弃阶级斗争；不然的话，“一切生灵都将从地球上消失”。在当今时代，任何“剑”和“盾”都不可能保障国家的安全。安全的唯一道路是政治解决、裁军、抛弃以武力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确立“把社会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
它的主要论据之二，是说导师有言在先和历史的教训。列宁曾不止一次地阐述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思想。这些思想为现在提供了“精神食粮”。几个世纪以来，各国一直把阶级利益放在对外关系的首位。阶级利益尖锐冲突，导致了战争，使人类政治史几乎成了一部战争史。假如今天还继续延用这个传统，就会把整个人类“径直通向深渊”。因为现在大国手里有大量毁灭性核武器。排除核威胁，已经成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使命，因而要求人们不得不把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限制在客观许可的范围之内；换句话说，为了避免核灾难，人们应当限制或者放弃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
诋毁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力求通过民主方式实现和平过渡，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教导人们放弃阶级斗争的“新”思想，在东欧剧变中起到了“撤防”的作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制订者们原先设想，“和平演变”至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实现，而现在却出乎意料地给予了天赐良机，可以快马加鞭，长驱直入，不战而胜，渐变转为突变和巨变。所以，西方一些政治家们喜出望外地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给西方帮了个大忙。马列主义本来是他们认为最难攻克的阻力，而如今新的指导思想却成了西方人梦寐以求的“和平演变”的直接驱动力。
与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相联系的，是“民主化”和“公开性”。据说，“民主化”和“公开性”都是为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没有“公开性”也就没有“民主”；反过来说，有了“公开性”和“民主化”，也就有了“更多的社会主义”。
“民主越多，社会主义就越多”；因此说实现了“民主化”，也就是社会主义化了。这个说法跟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说，“社会主义的要旨就是要在一切领域实现民主化”。这种避而不谈对敌专政却片面强调的“民主化”，实际上是为敌对势力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猖狂活动大开绿灯，并且迎合了西方人长期反复宣传的谎言，说社会主义各国根本没有民主，只有“独裁”和“专制”；似乎苏联东欧人民未曾享受过社会主人翁权利，所尝到的全是被“奴役”的苦水；而西方人那种“民主”、“自由”生活，才是苏联东欧人民应引为羡慕和追求的愿望。既然如此，苏联东欧人民不仅要与斯大林主义决裂，同时也要与列宁主义诀别，因为列宁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遗产”或“遗传”。
“公开性”即不加限制地实行言论、新闻自由，答应多元论，取消新闻检查，答应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书刊和电台、电视台上发表；“公开性”即不再留有“历史空白点”。于是，人们可以自由地，尽情地去寻找历史上的“污点”，甚至可以加以渲染、夸大和张扬，把人们思想搞乱；还可以打着反共旗帜上街示威游行，搅得社会动荡不安。这样一来，过去人们感到光荣、自豪的历程变成了一无是处、漆黑一团、布满罪恶的历史；过去人们所崇拜、所向往的，今天成了遭愚弄、受欺骗的，因而令人心灰意冷、情绪跌落、手脚发软，那样人们还有什么心思再为崇高的理想、灿烂的社会主义未来而奋斗?原有的精神支柱垮了，自然要去寻找另外的精神寄托，或去祈求“上帝”、“真主”的帮助，或把希望寄托在新一代人未曾尝试过的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快点降临。
历史上确实存在的污点，无论是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沙文主义、霸权主义，还是独揽大权、独断专行、破坏法制、伤害无辜，这些当然都应当实事求是地认真清理，妥善解决。其目的是为了避免重犯错误，更好地团结一致向前看，而不是一味算老账、图报复，给历史抹黑。假如对历史和国情不加具体分析，离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任意推行界限含混不清而又无切实保证措施的“民主化”和“公开性”，那是十分危险的。西方敌对势力必然利用这种可乘之机，采取各种途径和手段挑拨离间，煽动闹事。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很轻易盲目追求狭隘的民族利益、集团利益或个人利益而不顾大局，因而使原先国际之间、族际之间、区际之间、人际之间那种尚存的同志友谊和团结土崩瓦解，淡然无存，陷入闹独立、搞分裂、争地盘、算老账、互相撕打和无休止的纠纷之中。这样势必要大大削弱内聚力和对外影响力，削弱同敌对势力斗争的战斗力，因而导致大片阵地丢失、混乱不堪、难以收拾的可悲局面。
总而言之，西方乘苏联东欧改革之机，加紧向这些国家兜售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或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促使资产阶级自出化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东欧地区迅速滋长蔓延；再经过这些国家有的领导人的大力倡导，就使这两种社会思潮在这些国家党内外更加严重地泛滥起来。这是导致这次东欧政局剧变的一个要害性的导向因素，起到了西方敌对势力求之不得的催化剂和内助力的作用。
2.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中间站或过渡环节
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起到资本主义难以起到的作用，主要在于它更富有欺骗性，为人们提供了第三种选择。民主社会主义者标榜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是既能集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的优点，又能避开它们各自弊病的，最理想的“第三条道路”。这种宣传是颇能蛊惑人心的。而当深究其实质后，人们也就不会那样迷恋它了。
在现实生活中，真正不偏不倚的“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所谓西德模式、瑞典模式，也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改良品种而已，它并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的范畴而独树一帜。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与纯粹资本主义相比，里外一般黑，没有两样。其间差别是存在的。因为它已经在资本主义的原本基础上经过了修饰和改良，亦即在资本主义的树上嫁接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枝，因而显得与众不同。这种差别，如同属于资本主义而各有本国特点的体制模式是一样的。
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在保留社会主义的“基干或主体”即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之外，根据国情采纳别国包括资本主义的一些先进治理技术和经验，在现阶段答应非主体的非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还实行“一国两制”，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因而显现出自己的社会主义特色。有人把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说成是“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或者把它说成是“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这显然是一种偏见，也是只观其表不究其里的结果。这如同把西德模式、瑞典模式误认为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那种偏见，是完全一样的。
当然，在改革实践过程中，假如无视历史的惨痛教训，忽视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怂恿它取代马克思主义而获得主导地位，并且使阶级力量对比发生质的变化，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工人阶级领导地位逐渐丧失，那就会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面，陷入同苏联东欧一样的悲惨局面（——这段话是作者现加的）。
从阶级实质上看，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潮和派别；但从他们打出的旗号和组织形式上看，它确是国际工人运动中一个具有很大影响的势力和流派。正因为他们打着“和平”、“民主”、“人道主义”、“不偏不倚的社会主义”的旗号，富有很大的迷惑性，较之赤裸裸地推行资本主义更轻易被苏联东欧等地区许多人所接受，所以它才被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战略家们看重，十分乐意支持他们，并且把它作为在苏联东欧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跳板和中间环节。
布热津斯基说过，“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经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最有效办法。”（布热津斯：《大失败》第11页。）他这样讲，是不是意味着在东欧由科学社会主义演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实质是资本主义）之后，他们就已经感到很知足，因而就此罢休，不再谋求进一步由民主社会主义向更加惨酷的资本主义演变了呢?很显然，那是不可能的。倘若抱有这样天真的想法，那是十分幼稚和有害的。我们切不可忘记东欧剧变所给予人们的惨痛教训。
从理论形式上说，民主社会主义有两条最基本的主张：一是政治上的多党议会自由竞选制；二是经济上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制。在代表西方资产阶级利益的右翼势力掌权之前，他们强烈要求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宣扬各党派一律平等、自由竞争，拥护获多数选票的党派执政，尊重得少数选票的党派的自由权利，表现出不偏不倚的样子，貌似公正的裁判官。可是，一旦他们取得了多数选票、上台执政之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明里说还是要“一律平等”，而在暗地里，他们却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各种借口，实行反攻倒算，向左派组织及其成员进行围剿和迫害。
原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格罗斯，先是反对多党制，尔后又欢迎多党制，失去执政党地位之后，“日夜受到监视”，失去了政治和人身自由，他这才后悔莫及。东欧某国原团中心第一书记曾带头上街参加示威游行，呼喊拥护“自由竞选”口号。可当该国共产党在大选中失利，他被推选为该党第一书记后，他几乎天天都收到恫吓信，右翼极端分子扬言，要把他“吊死在路灯上”。
波兰团结工会上台执政不到一年，就撕毁了圆桌会议协议，把波兰统一工人党仅有的4个部长席位撤销了3个，而且连通过选举上任的雅鲁泽尔斯基也很快失去了总统职位。竖立在波兰钢厂的列宁铜像多次遭歹徒焚烧和污辱，有的省市列宁博物馆也遭受袭击；前波兰工人运动领袖贝鲁特、哥穆尔卡等人的铜像已被拆除。而过去的资产阶级军事独裁者毕苏茨基元帅和资产阶级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将军的铜像又相继落成。二战前后逃往国外的白波分子和旧贵族及其继续者正在组织“返乡团”，图谋重新霸占被人民剥夺了的大城堡、王宫、土地等一切财产（佩莱什城堡等财产已于2007年3月1日归还前国王米夏埃尔——作者注）。
以上事实说明，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企图逃避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那只是一种妄想。阶级斗争是不讲情面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二者必居其一。所谓对立阶级之间的“和解”，那只不过是双方力量对比处于相持状态的一种暂时现象而已。在经济领域里也是如此。依照民主社会主义原则，应当答应公有制和私有制自由竞争，不加以任何限制，使其自由平行发展。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形是不可能持久地保持下去的。因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斗争，它实质上是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里的表现。所以，彼此斗争的结果，必定会出现一主一从一得一失的关系。西方和平演变的战略意图，当然是要让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占据社会历史的中心舞台，让工人阶级和公有制靠边站，使劳动人民重新当牛做马，不得翻身。他们的这个意图并非什么秘密，而是早已向世人公开了的既定方针。
三、民主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路线的选择
1．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大多数东欧共产党改建后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
民主社会主义既是东欧剧变的主导和动力，又是这种剧变的直接后果之一。波兰统一工人党已改名为波兰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也分裂出一个匈牙利社会党，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改名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处于瘫痪状态，罗救国阵线和未改名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都改为信仰民主社会主义。所以，这些党的改建，是党的性质由马列主义党向民主社会主义党的重大转变，而不是一般的名称和组织形式的变更。这些党先后都召开了代表大会，宣告废除原来的党纲和党章，通过了新的党纲和党章，阐述了新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思想理论纲领和组织纲领。其要点是：
(一)政治纲领：①宣告同斯大林主义彻底决裂，摈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废除宪法中有关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文。②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各种政治组织和派别自由竞争。③通过政治民主途径实现党的目标——民主社会主义或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不再提共产主义。
(二)经济纲领：①实行混合制。各种所有制成份权利平等。有的主张国有经济社会化；捷共要保持社会所有制占决定性比重。②废除行政命令体制，主要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生产、分配和消费；同时实行市场经济同国家的干预因素和国家承担社会福利责任相结合。有的党主张通过民主公开监督和国家战略计划加以补充。
(三)思想理论纲领：①放弃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不再提及列宁主义。②无保留地接受人类发展的普遍价值——即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自由、民主、人权和社会公正的原则。③继续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共产党、反法西斯主义者以及和平主义者的遗产。
(四)组织纲领：①不再是无产阶级政党，不再成为阶级先锋或阶层的先锋，而是社会党、人民的党、改革的党、民族的党，不谋求单独掌权，放弃党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②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民主的原则，实行自愿组织、创造性争论和建立各种纲领派别自由的原则。③党员可以有不同信仰和不同的世界观，有自行其是的行动自由。
上述纲领说明，东欧改建后的这些党都已放弃了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而同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一致，只是个别党还保留有共产党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遗迹。
2．民主社会主义仍然具有历史适应性和局限性二重性质
民主社会主义者一再声称，他们所走的“第三条道路”是历史的最佳选择。改建后的东欧民主社会主义党的一些领导人也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他们国家所面临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最佳选择。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被欧洲和其他一些地区的相当一部分人所接受，的确有其历史背景、现实原因和社会基础。从根本上说，它是各社会政治力量在特定国情和历史条件下彼此较量的结果，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就对社会进步和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事业来说，它仍将具有适应性和局限性并存、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同在的二重性质。至于哪种因素占上风，不可一概而论，需作具体分析。
由于迎合了战后资本主义恢复和发展的需要，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先后在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取得了执政或参政的地位和权利，并且取得了两项比较显著的社会成果：一是工会参与企业监督和治理；二是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瑞典模式。
瑞典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劳资合作和政治妥协。它有四种主要表现形式：(一)工会联合会与雇主联合会经过两年谈判，双方于1938年签订了“萨尔茨耶巴登”协议，确立了劳资双方共同解决劳资纠纷制度。对企业主的治理特权作了一些限制，但雇主仍有招工、解雇权。这是瑞典模式的雏形。(二)建立劳资双方共同治理劳动力市场制度。设立有政府、工会和资本家三方参加的全国劳动力市场委员会，下设分支机构，成为政府进行宏观经济治理的助手。(三)建立劳资双方共同决定企业事项制度。1976年，议会通过了《劳动生活共决法》，规定工会可以就有关招工、解雇、劳动组织和企业治理事项与资方进行谈判。(四)建立工人集体参股制度。1983年，议会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使工人拥有集体把握资本和扩大社会福利的权利。雇员投资基金来源于增收两项企业税：①增收企业超额利润税(相当于每年从各股份公司中征税后超额利润的20％)；②增收工资总额税(即将公共附加养老金费用提高0.2-O.5％)。这是瑞典模式的较高级形式。这项法案经过了10年斗争才被议会通过。在此之前，大企业主们不断向议会施加压力，反对这项法案，他们曾组织企业主及其家属9万余人举行进军议会的游行，迫使议会将某些条文加以修改。由此可见，瑞典模式是劳资双方经过长期斗争，相互妥协的产物。
瑞典模式的形成，是与其非凡国情和历史条件分不开的。①人口少，民族单一，同属路德教派，可以避免民族、宗教的纠纷；②长期执行“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外交政策。自1815年以来的170多年间处于和平环境，受外部因素干扰小；③有较长期的民主传统，1809年由封建君主制向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转变，是以非暴力方式完成的；④工人阶级组织程度较高，工会力量强，社民党执政时间长；⑤有较发达的经济为基础。
从瑞典模式的实践来看，民主社会主义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如工会参与企业治理和一整套社会福利保险制度的建立，使企业主的某些特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有利于工人相对稳定职业，提高技术文化素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了工人生活，相对减缩贫困面，减少了罢工次数，缓和劳资矛盾。尤其是“雇员投资基金”的建立，有利于增加资本积累和生产性投资，增加社会就业，改变私人资本构成，加强工人对企业治理监督的地位。现代社民党的国际政策，一般说来，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还是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的。
然而，瑞典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不是到处套用了它就会产生积极效果的。当听到一些人对瑞典模式加以肯定时，切不可忽视它还有必须加以否定的消极因素。因为，充其量它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改良品种；无论怎样改良，它都不可能摆脱和超越资产阶级剥削利益的限制。一旦超越了这一限制，必然引起资本家阶级的强烈不满和抗议，达不成妥协。因此说，它只是有些限制而丝毫无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它只能缓和而不可能消灭阶级对立；它只能相对缩小失业贫困面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失业和贫困；它只能有限地推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不可能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瑞典社民党从1932年开始执政。其执政时间达半个多世纪，但瑞典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依然在发展，贫富悬殊问题长期悬而未决。据统计，瑞典50％的股票为只占人口l％的股东所占有，其中20家大股东拥有全国大公司股票的86％，而1984年领取救济金的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竞与1945年(占6．2％)相当。即使建立“雇员投资基金”之后，基金收入的4／5仍归资本家支配，只有收入的1／5作为专门基金。由于福利费用不断增加，导致政府负担加重，出现巨额赤字，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生产停滞，陷入危机，成为“欧洲病人”，致使社民党于1976年下台，中止执政。只是由于右翼资产阶级政府没能解决危机问题，社民党才又于1982年重新执政。在瑞典，旷工、酗酒、吸毒、赌博、卖淫、强jian、凶杀、离婚，自杀等社会问题依然比较严重。因此，瑞典模式并非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美妙。
假如说，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社会主义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那么在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改行民主社会主义，那就绝无什么进步可言，而只能说是历史的倒退。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路线的最佳选择，应当是具有本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搞民主社会主义那一套终究是没有出路的。
（摘自1991年出版的李振城著作《无硝烟的战争—“和平演变”与对策》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