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谢序辛著在竭力为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翻案的同时，还大肆诋毁列宁和列宁主义，说什么“列宁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续和发展。”还说什么，“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
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貌，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对于什么是列宁主义显然有弄清楚的必要；而对于谢序辛著提出的一些不顾历史事实、肆意诋毁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谬论，显然有加以批驳的必要。
一、什么是列宁主义？
我们知道，“列宁主义”是斯大林在上世纪20年代列宁逝世以后提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能根据后来有些人为了攻击和诋毁列宁主义编造的种种说法，而应该正本清源，根据斯大林当年的定义来了解“列宁主义”。斯大林说：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非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处在规模（我们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期，那时还没有发达的帝国主义，是练习无产阶级去革命的时期，那时无产阶级革命还不是必不可免的直接的实践问题。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列宁却处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卡起来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一个国家内或个了胜利、打败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开辟了无产阶级民主制纪元即苏维埃纪元的时期。
“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186页）
斯大林在给出列宁主义的这一定义时还对两种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其中一种看法认为，“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环境的非凡条件下的应用”。对于这种看法，斯大林说，“这个定义含有一部分真理，可是它还没有概括全部真理。”他强调，“列宁主义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过程的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俄国的现象。”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列宁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因素的复活，而和4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据说4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暖和而不革命的了。”斯大林认为，“这个完全不充分、完全不能令人满足的定义也含有一部分真理。这一部分真理就在于列宁确实复活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埋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关于列宁主义的全部真理是：列宁主义不仅复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更进一步，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上，第184-185页）
这就是斯大林论述的列宁主义。
值得我们注重的是，斯大林所论述的列宁主义，非凡强调了它是一个国际现象，而不只是俄国的现象；非凡强调了它是在出现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之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恢复和发展。这两点，对我们熟悉列宁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应该从帝国主义的整个链条的状况来考虑革命的发生、考虑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从整个世界革命的全局来考虑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同时，另一方面，当我们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中反对正面的敌人时，还要注重反对革命队伍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必须把这两个斗争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正是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武库中有了列宁主义这一新的武器，俄国无产阶级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在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中保卫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显然，这件事不仅关系到俄国一个国家，而且关系到整个世界，使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有极其伟大的国际意义。也正因为这样，因此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列宁主义在饱受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欢迎的同时，也一直受到一切反动势力的恶意攻击。现在世界上一些反动人物之所以还在不断地、处心积虑地攻击列宁和列宁主义，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正确，说明直到今天，列宁主义对他们来说仍然是致命的，而并没有失去其时效。
二、驳“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续和发展”的谬论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里曾经讲到伯恩斯坦用改变“布朗基主义”概念的内涵和扩大这一概念外延的办法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说成是布朗基主义，对此我们曾予以批驳。谢序辛著也步其祖师的后尘，鹦鹉学舌地说什么“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谈一谈布朗基和布朗基主义问题。
布朗基（1805-1881）是法国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闻名领袖。他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实干家。他主张以少数人密谋结社的方式开展革命活动，是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曾多次被捕判刑。对布朗基的革命活动，马克思非常关心，对他的遭遇也非常同情。1859年大赦后以商人身份回到法国的布朗基，于1861年3月再次被捕并在判决前关进监狱，在肉体上受到残酷折磨。马克思知道后非常生气，并发动德国无产阶级政党捐款支持布朗基的朋友瓦托出书揭露此案内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革命精神非常敬佩，对他在法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马克思曾在给瓦托的信里说，“请您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关心那位我一向认为是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的人的命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2页）但是，在理论上，在思想观点上，马克思是不赞成布朗基的主张的。马克思在1861年6月19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里就曾明确地把布朗基的党称做“法国最极端的党”。（同上，第178页）
对于布朗基其人和布朗基主义，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里曾有这样一段论述：
“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自的理论，也没有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建议。布朗几厂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他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恰当的时机试着进行某种革命的突袭，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能实现胜利的革命。……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进行的突袭，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现专政的必要性，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进行突袭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事先又被组织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专政之下。
“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244）
应该说，布朗基的思想在俄国是有其影响的。比如属于民粹派一支的民意党就主张用少数人密谋和暗杀的办法对付沙皇。这显然是受法国布朗基派的影响。民意党的做法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的表现，它受到了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列宁的哥哥也是民意党的成员，因为参加了刺杀沙皇的活动而于1887年被处以绞刑。当时列宁才17岁，但是已经熟悉到民意党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他坚定地说：“我们不能走这条路！”和布朗基派不同，列宁不是把革命的事业看成少数人的事，而是看作是群众的事业；而且，和布朗基派不同，列宁不是那种只要“干起来”就行的革命家，列宁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早在建党初期，他就明确提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区别是如此之大，怎么能说列宁是布朗基主义者，又怎么可以把列宁主义说成是布朗基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呢？。
三、驳所谓列宁“标新立异”“改名”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谰言
谢序辛著说，“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这是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污蔑和诋毁。
其实，把自己的党不称为社会主义的党，而称为共产主义的党，并不是始于列宁，而恰恰是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和1890年德文版写的序言里，曾经一再说：
“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当时我们已经十分果断认得‘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257、264页）
恩格斯的话非常清楚地说明，把“宣言”称做《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起草时的共同主张，而且他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过要改变这个名称。
1894年1月3日，恩格斯在为《“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写的序言中又结合以后的历史再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
“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的但总是捉摸不定义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1848年的赖德法律-洛兰型的人物和1874 年的带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萨尔式的由国家资助的合作社仍然是他们纲领中唯一被正式承认的东西。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在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来说，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489-490页）
问题在于，为什么恩格斯认为“现在情况不同了”，说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并且不反对德国党用“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名称呢？要害在于，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共产党宣言》所体现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已经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取代了过去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而事物的名称对事物来说究竟是外在的，所以也还“可以过得去”。同时，由于俾斯麦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对社会民主党进行限制和迫害，反而激起无产阶级的进一步觉醒和斗争，社会民主党虽然不合法，但是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反而更大了。这样，在废除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后，也没有必要更改党的名称。但是，我们看到，由于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没有反映党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一个很科学的概念，从恩格斯的以上论述看，他对这一名称一直是有保留的。
那么，列宁后来为什么要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为“俄国共产党”并组织“共产国际”呢?
首先，从理论上来说，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本来就不是一般社会主义的目标，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因此用共产党这个名称显然比用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更加科学。1918年3月8日，列宁在《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中说，“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仅限于严格地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且要更进一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因此，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41页）
其次，从实践上来说，是为了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的党划清界限。列宁说，“更改党的名称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直到现在，欧洲各先进国家旧的正式的社会党，都没有摆脱欧洲正式社会主义在这次战争中彻底破产的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乌烟瘴气，因此，直到现在，几乎所有正式的社会党都是工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真正的障碍，真正的绊脚石。现在各国劳动群众对我们党无疑抱有极大的同情，我们党应该尽量果断果断、明白无误地声明我们党同这种旧的正式的社会主义断绝关系，而更改党的名称将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同上）
应该说，列宁领导的党把“社会民主工党”的旧名称改为“共产党”的新名称，不仅不是什么标新立异，而恰恰是继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定的党的名称的科学传统，继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统，是否定不了的。
至于说列宁领导成立“共产国际”是所谓“分裂国际工人运动”，也是毫无道理的。
我们知道，第二国际是1889年7月成立的，当时恩格斯还健在，但是，恩格斯逝世后，在第二国际有巨大影响的德内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思潮。对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德国党内虽然也进行了斗争，但是由于德国党是第二国际的大党，这个修正主义的出现对第二国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第二国际，分成了三派：以列宁、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社会党之间中断了联系，第二国际也中止了活动，更重要的是，许多参战国的社会民主党都站到了本国政府的立场上去要“保卫祖国”，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和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反战宣言”。作为第二国际有影响的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居然投票赞成对战争的军事预算。实际上，大战爆发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已都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反战宣言”，投入到了资产阶级的怀抱。正如列宁所说，这时的第二国际已经死了。因此，从事实上来说，也不存在列宁在1919年成立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而从理论上来说，正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领袖们，用他们的言行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反战宣言”，应该负分裂国际工人运动责任的正是他们，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巴塞尔代表大会“反战宣言”的列宁。谢序辛著说列宁“分裂国际工人运动”，这完全是为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开脱罪责，是毫无根据地为列宁罗织罪名。
四、驳所谓列宁主义是“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说
谢序辛著把列宁主义说成是“列宁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他们看来，似乎列宁所领导的革命只不过是在一个在“落后的东方国家”进行的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是要以发达的资本主义为前提的，以此说明列宁的革命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但是，正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当然，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既有宗主国，也有殖民地。但是俄国并不是一个殖民地，而是一个有自己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宗主国。列宁在反对俄国民粹派否定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曾经用大量的实际材料证实，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俄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且，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怎么能把俄国还说成是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呢？再说，把俄国说成是什么“东方国家”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东方”一般是指亚洲，有时在习惯上也包括埃及，但是并不包括欧洲。十多年前，我曾在一篇题为《再评所谓东方社会理论——答张奎良同志》（载《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底1期）的文章里指出过说“俄国是个典型的东方国家”的错误。在那里，我曾指出：“俄国虽然横跨欧亚两大洲，但在传统上却是一个欧洲国家。”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引用了马恩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里的话——“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作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曾被公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231页）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是把俄国看作是欧洲国家的。在那篇文章里还指出，在马恩的著作里曾多次把“俄国人”和“东方人”加以并列或进行比较。如说“俄国人和东方人”，（《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8页）“俄国和东方相比确实是进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页）等等。实际上，在十月革命前，俄国无论在欧洲还是在全世界，其资本主义发展虽然比不上那些最发达的国家，但也并不是什么“落后的东方国家”，而已经是“帝国主义列强”之一了。统计数字也表明，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 年，它的经济排序已经是欧洲第四、世界第五了。在这种情况下，把它说成是“落后的东方国家”显然是不正确的。
至于说到列宁关于“一国胜利”的理论，这不仅不是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的违反，而恰恰是对他们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我们知道，列宁所处的时代和马恩所处的时代相差半个世纪。当时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宁继续了马恩著作中有关集中和垄断的论述，将其发展为完整的帝国主义的理论；并且分析了帝国主义时期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在一国或少数几国胜利的理论。他认为，“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一次行动，而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布满激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1-552页）他说，“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主义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同上，第554页）在这里需要引起我们注重的是，列宁所说的是“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谢序辛著所说的“落后的东方国家”。
问题在于，列宁的这一思想一点也不违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说过，“对于某一个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3页）后来，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也说，共产主义者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是，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的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假如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着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就是说，革命总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而不是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来排序的。而在晚年，恩格斯更非凡强调：“青年们有时过分着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对我们的论敌时，经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运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把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把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马上就能够应用它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8页）联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假如片面地、机械地理解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实际上是一种“庸俗生产力论”的观点。用这种观点来看社会革命，哪个国家生产力最发达，哪个国家就最具备条件进行革命，否则，就不具备进行革命的条件，这完全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而决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当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像念口头禅般地一遍遍地重复“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来反对十月革命的时候，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批判道：“他们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应该说，列宁的思想和马恩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谢序辛著 把它们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列宁主义复活了被第二国际阉割了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在新的条件下作了发展。非凡是，他极为关心和支持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给这些国家的革命指明了方向。这是列宁对世界革命的又一巨大贡献。可以说，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革命都受到了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深刻影响，列宁和列宁主义对世界这一地区的革命所作出的伟大历史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谢序辛著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诽谤和诋毁，除了暴露他们自己的嘴脸以外，是什么也不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