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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特色向来喜欢吹嘘自己“依法治国”的功绩，然而事实证明他们遇到那些不依不饶地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情况，都是毫不犹豫地把什么法律道德丢到一边，用尽一切下作手段来实行镇压。然而残酷血腥的专政手段并不能让资产阶级“江山永固”，有了正确路线的领导，无产阶级终将一步步推翻这反动腐朽的旧制度和旧社会！
2、中帝越是频繁地使用专政手段，阶级矛盾就会越激烈，又使得中帝更加丧心病狂地使用更多更残忍地专政手段。如何解救这些“被精神病者”？靠一张证明它遵纪守法，证明没有精神病的白纸么？显然不是。其中的痛点就是在于无产阶级缺权，没有和中帝庞大的专政力量进行抗衡的力量。要终止这种行为，自发的情愿是十分幼稚的。只能通过推翻中帝，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
“被精神病”这词在大家视野里已经是见怪不怪了，通常指警方将对赵国统治下所作所为有不满的人强制判定为精神病送去医院进行“治疗”。近期又有不少“被精神病”的案例，而且愈来愈多，去公司举牌子反映工伤待遇问题的工人、一位到北京上访被遣返之后直接被警察带走关押去鉴定精神病的访民等等。如今内部矛盾日益激烈，不断地激起人们的抗议，所谓的“精神病”是赵国借以镇压反抗的名头，“治疗”则是拷打、虐待、强制灌药、电击等迫害行为，“精神病人”越来越多，正是说明赵国统治阶级这种恶劣迫害的手段施加地越来越广泛。这一切罪恶行径的主要实施的地点就是安康医院，由于此机构内部极为秘密，所以数据较少，不过通过窥见的到其中的冰山一角也足以显示赵国极端的专政手段。
安康医院——让资产阶级老爷安心的集中营
赵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安康医院是强制医疗的最佳执行场所。
安康医院是赵国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或加以监护的专门机构。此类医院隶属于公安机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是由政府对造成危害结果但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的机构。安康医院内设立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室，任务主要是接受公安机关的要求，对“精神病”嫌疑人进行鉴定，包括立案侦察查获的、刑事拘留逮捕和收容审查的、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的、与刑事案件有关的人中疑有精神异常的人。也就是说赵国公安可以怀疑任何对赵国统治不满的人为精神病并送进去强制“治疗”。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四年一月七日讯
近几年来，苏修叛徒集团疯狂地实行法西斯专政，加紧镇压人民。而苏联各族人民反抗苏修反动统治的斗争持续不断，越来越激烈。今天的苏联社会，远不是勃列日涅夫之流所描绘的什么“稳定”与“和谐”，而是充满着尖锐的阶级对抗、民族矛盾和社会动荡。新沙皇正是坐在这样一座火山上。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不断鼓吹加强所谓“法制和秩序”，叫嚷“加强法纪和法制是一项全国性的、全党的任务”，要“加强生活一切领域的社会秩序”。…一九六五年以来，勃列日涅夫集团大大扩充了原有的法西斯专政机器，并增设了许多新的机构，特别是增强警察和特务组织。他们把苏修中央直接操纵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变成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在全国自上而下建立一整套的体系，对广大群众和干部实行严密监视。一九六六年成立了所谓“社会治安部”，一九六八年又改为内务部，并加以扩充。同年，又扩大了警察局的权限，大量增加警察的人数，增设“专业化保卫局”、“夜间民警局”和摩托化民警部队，并装备最新式的侦察、电讯和镇压工具。…勃列日涅夫集团还利用所谓“精神病院”来摧残反抗苏修黑暗统治的人。只要是对苏修的法西斯统治表示不满和反抗的人，苏修就可随意宣布是“疯子”、“精神失常”、“精神分裂症”和“精神病患者”，强行关进“精神病院”。这些“精神病院”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控制的。据报道，有的“精神病院”关押着数千人。在“精神病院”里，对被关押的人任意拷打，并使用各种烈性药物和毒品，强迫他们改变政治观点。有的人身心受到摧残，永远无法治愈。 ——《苏修的法西斯专政激起人民日益强烈的反抗》
安康医院的首要目的就是维稳，营造出太平盛世的景象，给那些举牌子、拼命上访的人都扣上精神病的帽子。以前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孙东东有句名言，“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安康医院内部极为隐秘，没有系统的公开数据，只有极少数人的亲友敢讲述里面的情况。关在安康医院里，受害者就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不受保护的环境，不管他之前有天大的异议，都无处发声，以此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通常行政拘留是最简单的办法，不过对于年长的或者患病的人更倾向于送进安康医院，以此规避看守所的负担以及万一死亡处理起来的麻烦。另外，在一些特殊事件的日期前后（赵国的敏感日期或者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当地政府会主动采取行动把重点关注对象拘留、软禁或者送去强制“治疗”。比如退伍军人邓福全上访要求获得残疾抚恤金（服役期间导致失聪），2019年8月，警察以寻衅滋事将其拘留，37天后，到达了法定的最长拘留期限，然而时间临近国庆和世界军运会，警察不愿放他，便送进精神医院强制“治疗”。并且，医院从这些强制住院治疗中也能捞到好处，资本主义社会下怎么能少得了钱？邓福全被强制“治疗”两个多月后，警察打算释放他，但是医院为了延长收治时间来创收拒绝了。
安康医院内部的虐待方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方式是强迫灌药，医生不会告知使用什么药品，强制捆绑、撬开嘴灌药、强行打针。严重的不良反应使受害者头晕目眩、头脑无法思考、麻木、大小便失禁，这些副作用甚至会在未来留下后遗症。有时为了强行撬开嘴灌药，受害者的牙齿甚至会被打断。另一种常见的方式是长达数小时至一天一夜的捆绑在床上，吃喝由医生指使的精神病人来给，排泄就只能躺在床上进行。皮肤由于长时间浸在排泄物里而溃烂，使用皮带、绳索的捆绑处手脚受伤，医生常恐吓说不听话就一直捆下去。除此之外还有电击和殴打这种直接的暴力行为。不使用任何麻醉的电击使受害者遭受严重的痛苦、恐惧还有骨折、关节脱位、肌肉撕裂、心跳中断和肺损伤的风险，有时医生还会强制要求其他“病人”观看他人遭受电击的痛苦过程。曾经被关押的宋再民说，他曾经看见医务人员殴打虐待病人，病人之间打架无人管，一位病人将另一人直接殴打致死。警察或政府人员殴打病人时，医务人员会视而不见，曾经被关押的姜天禄说，政府人员要求医务人员捆绑他之后就反复殴打他的头部，之后再派出几名伪装成精神病人的人员住进他的病房里，专门负责殴打他。
精神病帽子肆意扣在对赵国不满的人头上，恶劣的虐待手段层不出穷，暴力机器和相适配的医院一起进行压迫，阻止任何有异议的人，力求维护赵国统治万世之太平，赤裸裸地体现了赵国凶恶的专政面目。要说是什么相关法律问题、制度不完善、没有规定怎么才算精神病一类的话语只能是自欺欺人，赵国公安如此普遍的、广泛、穷凶极恶地实施这些迫害手段正是说明了这些法律对资产阶级来说设立得恰到好处。马列毛主义告诉我们，法律不是什么超阶级的条文，而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利益，执行统治意志的武器。法律不可能既是统治阶级的武器又是被统治阶级的武器，赵国所谓的“法律滞后性”不过是想让群众把目光聚焦在法律条文本身，想等法律条文来保护无产阶级只能是枉费心机。判断精神病方面的“疑有精神病”正是给实际实施这些行为的资产阶级走狗留下操作空间，各种法律条文解释权都在他们手里，一切形成一个系统的专政体系。如果这些走狗“不小心犯法“了，有人继续抗议怎么办呢？孤零零的无产者是无法对抗的，赵国公安继续”灵活运用“这些法律进行羁押、软禁、送进精神医院甚至杀害这些人，再继续对有异议的亲属实施这些措施，精神病就是掩盖这一切的名头。比如叶钟因上访曾经被关进精神病院，出来后控告当局私设黑监狱，之后又被当地镇党委书记安排黑社会人员绑架。在被其他访友救出以后他又去向中央纪委举报市长纵容下属安排绑架、非法拘禁。不久，叶钟再次被抓，之后被信访办领导宣布心梗猝死，叶钟妻子继续向省纪委举报，没过多久妻子也人间蒸发，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再比如访民林天明，他前往省信访局上访，刚出信访局大门，便被截访人员带到车上进行殴打虐待，一直持续到傍晚领导电话同意放人。之后林天明被推下面包车，由于他的手还紧抓着车窗，截访车拖行他一段距离之后直接加速转弯，甩下林天明从他身上碾压而过致其死亡。他的家人受到软禁与死亡威胁。林天明死亡当天，适逢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局局长李文章到访福州，正在考察福建省信访局，对福建的信访状况给予高度评价。任何通过制度上对赵国进行修补的想法只能是痴心妄想，无产阶级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才能根本改变这一切。
穷凶极恶的专政手段是赵国的垂死挣扎
这种极端的专政手段并不是说明赵国统治无懈可击、万古长青了，恰恰相反，这正是赵国统治阶级垂死挣扎的表现，不使用这样的极端手段就无法镇压反抗群众、就无法保证社会表面的和谐。新事物在其成长过程中总是要遇到衰亡着的旧事物的抵抗，因此，任何新事物的成长，都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赵国资产阶级现在看上去猖獗一时、不可一世，然而他们无论怎么反抗、垂死挣扎都逃不过灭亡的结局，每经一次失败也就越接近灭亡；而无产阶级即使现在是常常受到镇压的、受到资产阶级激烈抵抗的，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躲在群众背后而不承担先锋队领导群众冲锋在前的职责，对于群众自发运动的必然失败结果，机会主义者是视而不见的，结局就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总是被殴打、逮捕进黑监狱。当代马列毛主义者想要夺取革命胜利必须借鉴历史上列宁同志的政治报路线，从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地下革命家组织做起。
可以想见，如果在当今的帝国主义赵国内进行革命，那么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持久战。目前敌强我弱，那么在一个长时期内都是战略防御阶段。防御阶段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地下革命家组织。地上地下划分是基于政治划分的，政治上远离赵国、赵国专政力量触及不到的地方是地下，地上则是赵国专政力量可以监控到的地方。只有地下才能保证革命家组织的发展，才能保证组织的稳定性和继承性。个人和单点的自发斗争行为总是难免失败的，赵国是个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可以在许多声势浩大的群众自发斗争中看到赵国是怎么快速调集镇压力量来镇压群众的。因此地下革命家组织也必须发展为全国性的，要能够支撑领导全国的地上组织，而绝非像机会主义者所说的各地先建小组，然后指望小组结合选出山头大王建党。在组织内部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执行革命纪律下的工业化协同，锻炼培养出许许多多合格的代办员和革命家。防御阶段的第二个任务就是代办员开展地上活动并为地下大规模引流。经济危机日益使工人群众生活困苦，地上组织就要采取经济互助组的形式。地上不谈政治以规避赵国针对性的严厉打击，游走在灰色地带，建立起战斗值班保护自己。经济互助组必然影响到当地原有的经济秩序，会遭至资产阶级走狗的骚扰和破坏，无此暴力保护自己就无法立足于此。想要加入地上组织必须进行义务劳动和战斗值班，经过地上的锻炼和考察筛选、培养出先进工人，先进工人通过第三人介绍之类的安全方式引流到地下。政治灌输的职能只有地下组织能够承担，经地下政治灌输的先进工人发展为地下红军，又经过地下长期锻炼与考核的可以发展为地下革命家，之后进行新的地上组织的领导工作。地下红军坚决执行马列毛主义革命路线，不仅是保卫红色政权，而且要承担为地上活动扫清障碍的进攻活动，如此配合就可以蚕食基层力量，一步步接管生产与流通环节。地上为地下不断引流，地下的发展又使得地上斗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未来的战略相持阶段，地下红军要能够胜任经常性的、系统性的政治行动，最后在决战阶段要能够形成足以击败赵国武装力量的大规模野战军。在全国性的斗争中，地下革命家组织是统筹全国斗争的协调中心，及时传递信息、有着高效的工业化协同、根据形势主动调动各地的工人开展此起彼伏、遥相呼应的斗争，使得资产阶级镇压力量陷入到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还可以及时总结斗争经验并提高进行推广在全国各地进行流通。如此，阶级力量对比一点点发生变化，基层节点逐渐被无产阶级所掌握形成根据地，发展至相持阶段以至掌握足以战胜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转入反攻阶段同赵国决战夺取胜利。这才是当代马列毛主义者要进行革命实践的正确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