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任务就是根据以往火星报的政治报路线的实践，在全国范围内召开革命家组织的全国代表大会，包括明确党的路线纲领和章程，并选举出中央机关的成员。会议一开始讨论了党纲问题，马尔托夫之流暴露出了在党纲各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倾向，此后，多数派和少数派在关于中央机关人选（包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问题上进一步体现出了党性和小组习气的对立。
在中央委员会方面，列宁坚持把坚定彻底的革命者选进中央委员会，马尔托夫则展现出了明显的小组习气，竭力想使不坚定的、机会主义的分子在中央委员会里占优势。马尔托夫在中央委员会的人选方面有三点诉求：一是马尔托夫像把原来的组织委员会成员直接变成中央委员会，而组织委员会不能直接成为中央委员会，它只是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它有意吸收各种充分的人而不是真正的革命者，所以他担当不了全党的政治领导作用。二是让政治上不合格的施泰因成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施泰因是一个缺乏党性的机会主义者，他作为组织委员会成员曾经毫无无产阶级原则地随意吸纳国外机会主义组织，利用非组织手段打压其他同志。三是指定了少数派为主的中央委员会五人名单。这三项诉求最终都没有通过，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结束后便大发雷霆，不仅通过公开在报刊上宣传落选的同志以宣泄自己的不满，还串联火星报旧编辑部的人员搞罢工闹分裂，否定代表大会的决定和权威，这就是在以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小组习气替代无产阶级的党性。
选举中央委员时十分谨慎、充分讨论当然是必要的，这代表着每位同志对于组织根本利益的关心。因此，在选举过程中，对某某候选人表示不赞成，或者提出异议，(这种行为) 本身是很正常的现象，说明参会者对该选举很重视。具体这个异议怎么样，合理不合理，当然可以再去分析。只有充满小资习气的玻璃心患者，或者有意拉山头拉帮结派的人才会说不赞成候选人是一种“什么险恶的计谋”。正如列宁所说：“马尔托夫同连什么是党员义务，什么是小组习气和私人关系也分辨不清。”
在总委员会（党的最高机关）的组成方面，列宁则指出了马尔托夫的提出的总委员会的组成与其作为党的最高机关这一任务在根本上是矛盾的，党的最高机关必须保证在组成方面固定不变，应该与党的代表大会有直接联系，最高机关的权力来自党的代表大会。而马尔托夫的提案（两个中央机关各选派两个委员，第五个委员由这四个人来聘请）则是直接在党章中埋下了一种让总委员会无法成立的可能。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这两个中央组织是历史特殊性的产物，要在两个中央的条件下实现集中制，就必须确保两个中央组织的协调一致，因此两个中央组织之间必须相互监督，而且两个中央组织的人员筛选标准应该一致且严格。列宁所要求的增补中央机关成员需要五分之四同意，且两个中央应该互相监督，就是为了加强两个中央组织的一致性，而机会主义者的主张则是想促成党中央的分裂，把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变成两个独立的山头。
所以马尔托夫关于总委员会的设想就是“这个山头派俩代表，那个山头派俩代表”，完全把上级组织的架构给庸俗化了。照马尔托夫这么搞，上级组织就没法进行政治领导，体现出来的只会是不同团伙之间的冲突与扯皮，就像资产阶级的议会一样。
列宁指出：“只有迷恋最落后的小组习气及其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的逻辑的人，才会因‘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大发歇斯底里，掀起无谓争吵和制造党内分裂。” 由此可见，机会主义者与革命者在对待机会主义错误时存在截然不同的不同态度，马尔托夫分子暴露出机会主义，并且被指出时，就会采取大吵大闹，胡搅蛮缠，避重就轻，转移矛盾等策略，不肯直面问题。而革命者则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意见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思与自我批评，即使被误解了，对集体的定性有异议，也是要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渠道来反馈。 机会主义者并不懂民主集中制，他们的世界观完全是小资产阶级那庸俗的个人主义，他们心中没有集体，没有共产主义事业和革命理想，想的全都是自己小团体、小山头的利益。他们关于代表问题的争论，关注的焦点无非就是看“是否损害了自己山头的利益”。如果让这么一群无原则、无党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占据了党的要害处，那么关键时刻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叛变革命、给党组织带来致命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