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经为了重整火星报编辑部中的小组习气和神权特点，而打算革新编辑部。他建议移除原有的6人编辑部中的三人，设立新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各自3人一共六人。但人数不是关键，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不是一定为3人，可以是更多，但是事关中央成员的增补则需要依赖全体中央部门成员的绝大多数，票数需要超过2/3，这完全是出于兼顾民主和稳健的考虑。
然而就是这样的政策，引起了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分子们的哭哭啼啼，试图通过抱怨埋怨来干扰党组织的正常决策和运行。
这是因为老火星报的6人编辑部成员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小团体，已经形成了所谓的“神权”。一旦遭遇自己的“老战友”不能当选，就开始哭哭啼啼含冤，说什么 “协调的集体” 、“严密的如结晶般完整的整体” 等空话来搪塞，指责列宁的行为是 “党的戒严” 行为。
这体现出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就是布党内部机会主义者形成了利益团体，不再遵守民主集中制，不再服从上级组织的安排，不再以组织的利益为行动出发点，而是以他们小团体的利益为行动指南。
整顿老火星报组织确实侵害了这些孟什维克的利益，但是对于整个组织继续开展革命工作的角度来说，却是非常必要的。马尔托夫在这个层面上就非常的“优秀”，他发觉孟什维克的利益遭受“侵害”后马上高调出击。他这种行为就是没有党性，把个人至于组织之上的行为。这种行为绝对不能发生在合格的党员身上，党员不但要把组织利益至于第一位，甚至必要时候要抛弃舍弃个人利益去战斗。
第二个层面就是某些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存在对抗。这种对抗不是劳资矛盾中的直接对抗，是小资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是一种消极的，颓废的，拖后腿的对抗。无产者一无所有，作为孤立的个体没有任何的力量。“他的全部力量，他的全部发展，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来自组织”。也就是一个工人一条虫，一群工人一条龙。
当然，不能想机会主义者那样机械地认为，只要人数多了就会有力量（比如把很多人拉到一个群聊里面）， 只有当工人被切实地组织起来、能形成分工有致的集体、以民主集中制通过了某项决策时就铁一般地执行的时候，才会有力量。
对工人来说，这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群体或团体才是一切，而单独的个体同这个团体不足为体。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就必然是民主集中制，这决定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斗争天生不计较个人利益和个人荣誉，“自愿地服从贯穿于他的全部情感和全部思想的纪律”。
而某些知识分子或者小资则完全不同。“他不是运用实力，而是利用他们引以为傲的论点来进行斗争”。他们的力量来源“就是他个人的知识，个人的能力，个人的信念”。因此，在知识分子或者小资眼中，他们自豪的、独特的个性是最重要的，是一切革命工作开展的前提。让他们服从组织纪律是困难的，他们会找各种的借口来避免遵循革命纪律，他们认为纪律只有对群众、对别人才需要，而对自己应当网开一面。
实际上这就是不要党性的手工业习气最大的体现，不肯党的纪律执行到他的身上，只肯自己去对别人执行纪律；不肯承担责任，只肯享受权力。这些人一旦攫取组织领导，必然带来极大的恐怖，譬如文革时的私下鼓动、打击报复、残酷武斗就是这些人做出来的事。
为什么大群从一开始就反对手工业路线，而直接提倡组织应当工业化，因为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与马尔托夫的斗争已经充分证明了，手工业的路线一开始就是歪路，是不能够推动一个党组织的形成的。马尔托夫的小组一旦出现，他就绝对不肯被一个党所吞并掉，他们总是要疯狂地保持自己的绝对独立，从而为自己攫取利益。所以机会主义者们所设想的，小组逐渐壮大，然后从中推选出一个武林盟主统领全局，整合成一个党的联合路线只不过是空想。
时至今日，有心的读者已经可以无数次看到他们联合起来针对大群，又无数次地走向分裂闹掰，这个循环是他们手工业小组永远不可能解决的政治危机，可以说是他们的底层代码。
马列毛主义者要建设的应当是权责明确的工业化组织，而不是界限含糊的编辑部小组；要培养的应当是作为领导者的革命家，而不是作为著作家的知识分子。马列毛主义者应当一丝不苟地贡献自己的精力，以胜任工业化组织的职务，做好协同工作，自觉地服从同志们的监督和上级组织的领导，去推动革命路线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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