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评论:《血钻》,非洲苦难奏响美国旋律

《血钻》:非洲苦难奏响美国旋律….

文/三错


记得初次在报纸上看到“血钻”两字时,心里有不少迷惑难以自解。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一向被视为华贵、高雅和纯洁象征的钻石,怎么会与鲜血有关呢?新近看完爱德华.兹威克导演的《血钻》,对“滴血钻石”、“血腥钻石”等词汇的来由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看到了精美绝伦璀璨闪耀的钻石背后存在的疯狂杀戮和为利是图的肮脏交易,提供给我们一个把目光从歌舞升平的盛世转向多灾多难的非洲大地的机会。

爱德华.兹威克被称为是现代的大卫.里恩,钟情且擅长于战乱大时代题材和社会问题题材的演绎,《秋日传奇(燃情岁月)》和《最后的武士》都是他的大手笔,1998年更是虎口拔牙,执导的《莎翁情史》击败《拯救大兵瑞恩》,从斯皮尔伯格手中抢走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小金人,展示出不凡的导演功力。近140分种长的《血钻》看下来,说不上是一部多么优秀的佳作,但完全称得上是好莱坞商业流水线上的成功制作。一方面,硝烟弥漫下广袤旖旎的非洲风光能够满足猎奇的心理,扣人心弦的艰险冒险经历和强烈的战争动作特效场面又是一种不错的视听享受。另一方面,兹威克以好莱坞最惯用的故事套路描绘人性冲突和战争反思,以巧妙的形式将美国精神输向世界,成功地用非洲苦难奏响一曲美国旋律。

影片以钻石为话题,通过非洲难民、非法商人、战地记者三方的故事讲述钻石与塞拉利昂内战及其背后的种种关系。丹尼是一个从事非洲钻石和武器交易的南非白人,所罗蒙是内战中广大的无辜受害者的一员,曼蒂是深入战地寻找非洲非法交易真相的美国女记者。这三个人本来没有任何的联系,只因一块价值连城的罕见钻石走到一起。影片表面上是丹尼找钻石、所罗蒙找儿子和曼蒂找新闻的故事,深层是三个人由相互利用到理解、帮助的转换过程。起初,丹尼走私钻石被当地政府抓获因而欠下巨大数额的债务,为此他需要所罗蒙手中的钻石来弥补;所罗蒙一家在战争中失散,他需要依靠丹尼找回离散的妻儿;丹尼为了达到找到所罗蒙的妻儿,以自己把握的非法钻石交易内幕为条件要求身为记者的曼蒂给自己提供方便。

回望上世纪90年代的国际政治风云,非洲几乎是苦难的同义词,战争、饥荒、瘟疫的阴影笼罩着这片土地。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成了人类最不愿意回顾的现代罪恶,3个多月里近百万人丧生,一时间举国尸横遍野,成为继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效率最高的大屠杀。在特里.乔治的《卢旺达饭店》和劳乌尔.佩克的《四月的某时》里,我们能够看到这场视生命如草芥的屠杀。卢旺达的屠杀与殖民主义留下的“种族仇恨”密切相关,而长达11之久的塞拉利昂内战很大程度上源于对钻石的争夺。钻石是稀世之宝价值巨大,开采和走私钻石使得反政府武装财源滚滚,他们控制采矿区之后将大量钻石通过各种渠道卖给西方世界,换得的钱财用于购买武器与政府对抗。塞拉利昂内战已经结束了五年,兹威克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以历史的眼光回顾、评价这场战争。说《血钻》是好莱坞成熟的商业产品,根本原因是它在让观众对非洲世界抱以震动、同情,被片中所蕴含的人性因素感动和思虑的同时,往往不会注重到影片故事中巧妙嵌入的美国精神。

影片在非洲拍摄,我们通过流畅的摄影和快速的剪辑能够看到战乱中非洲生活景象。但是,这种非洲的生活只提供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并没有非洲生活的内涵,也没有形成非洲特色的文化土壤,骨子里只是借助非洲苦难展示美国精神。用一句很浅显的话来说是,“血腥钻石”是非洲的,但电影“血钻”则是美国的。

美国学者H.S.康马杰在《美国精神》一书中写道:“美国人完全生活于新世界,这里得天独厚,无比富饶,因而形成了一种夜郎自大的信念,确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人这种强烈的自我优越感转化为救世主意识,认为自己负担着拯救世界的义务。这一点在《血钻》中通过曼蒂的角色体现出来,她的身份完全超越了美国女记者而转为美国精神的载体。影片赋予她深入非洲的独特目的,不仅仅是记载那里发生的事情,因为她认为记载这些事或许可以让很多人为之流泪,但却不足以让这一切停下来。所以,她最终目的在于寻找非法钻石交易的内幕与真凶,进而阻止非法交易的进行,切断战乱祸害的源头,实现非洲的和平与安宁。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打击非法交易通常是警察和司法部门的职责,但在兹威克的镜头下这种职责由美国记者担负起来,曼蒂也就成为“世界警察”名副其实的化身。影片的最后,曼蒂在塞拉利昂所获得的资料成了国际社会打击钻石非法交易的有力证据。从字幕中我们得知,2003年1月,40个国家签署了“金伯利钻石协议”,努力控制有争议的钻石流向。导演没有告诉这一法案出台的具体过程,单从影片来看,曼蒂的非洲之行功不可没。也就是说,美国人为非洲的和平做出了显而易见的突出贡献。

历史的演进形成美国单极主导世界的政治格局。在这一格局下,美国人的自我优越感意识愈加强烈,我们几乎在所有国际重大事件中都能看到他们以圣战者、自由堡垒、和平保护者的身份的表演。为什么美国会有这样的出演呢?因为美国具有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地位、权力与能力,在《钻石》中这一点同样通过曼蒂体现出来。丹尼第一次见到曼蒂后两人闲侃,得知她是美国记者时嗤之以鼻,但他很快发现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借助于她的帮助。他虽然在非洲的战乱中穿梭很多年,但是假如没有曼蒂就无法通过重重关卡。试想,假如不是曼蒂以采访形式转移守卫士兵注重力的话,他能进入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找到钻石吗?对于所罗蒙来说,曼蒂更是救世主和保护伞,他之所以能够与妻儿最终团聚都源自于她的策划与帮助。在整个影片中,能力最大、能够掌控全局、救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这个美国女记者。

兹威克就是这样利用曼蒂这个角色,把美国唯我独尊的国际形象及其国人良好的自我感觉以巧妙的形式充分展现。他的高超之处还在于对美国精神的表达止步于此,对由良好感觉和强大实力为支撑演化的世界霸权主义只字不谈。整部电影下来,留给观众深刻印记的是曼蒂揭批了非法交易、协助所罗蒙全家团聚,甚至教导丹尼弃恶从良,这实际上是在说美国人维护着世界的春秋大义,美国人救助着非洲受苦受难的人民。事实上,我们在《战争之王》中也看到了美国人为了牟取暴利而对非洲的战乱同样负有很大责任。只是本片对此做了有意的回避,将非法商人的身份赋予丹尼这样一个南非人,也就等于把造成塞拉利昂内战的“帮凶”推给非洲自己人。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地拿卢旺达种族冲突来说,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缘何得以持续三个多月?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漠视是一个重要原因。塞拉利昂内战11年之长,从影片所宣扬的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来看,他们完全有能力为平息这个小国的内战做出更多的贡献。可事实并非如此乐观。所罗蒙看到曼蒂在记录眼前难民情景时问:“你在写我们国家的报道吗?他们看到后会来帮我们吗?”她的回答是:“可能不会”。为什么强大的美国不来塞拉利昂制止战乱屠戮呢?影片接下来不但没有透视这方面的深层原因,反而在丹尼用“你们对侵略越南不感到内疚吗”来反驳曼蒂对他贩卖钻石行为的批评时,她的回答仅仅是一句“闭嘴”。由此来看,兹威克对美国形象的刻划采取的是一种避重就轻的颂扬策略,对美国自身没有也不愿做任何的批挞与反思。

扫视好莱坞与非洲灾难有关的影片,能够轻易地发现这种避其害颂其利的策略是美国导演惯用的手法。譬如,2004年颇受好评的由费尔南多.梅里尔斯执导的《不朽的园丁》就与《血钻》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虽然《不朽的园丁》的男主角深入非洲的目的是追寻爱妻死亡的原因,影片的批判主题却直指非法集团,这与曼蒂的非洲之行完全重合。两部电影的结局也是极为相似,都是真相大白、非法交易受到遏制,并且梅里尔斯和兹威克们都把有关恶行归咎于不择手段、丧尽天良的个别人,《不朽的园丁》里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非洲司主任佩格林成为罪魁祸首,《血钻》里钻石大享范迪加成了千夫所指之人。在同类影片里,美国导演既不会将矛头指向西方社会制度,也不会撕下西方政治虚伪的面具,通常是政府和国际机构找出一两个替罪羊来表明他们遵循的是公平、公正的宗旨,他们的行动与圣战者的身份吻合。这样一来,我们不禁要问:将这些“不法分子”处置、制裁之后,非洲人民就能够享受安宁幸福的生活了吗?事实并非如此,就像美国如愿地处死了萨达姆兄弟,伊拉克上空恐怖、暴力、仇杀依然阴云密布。

由于影片对于美国形象与精神一厢情愿式的影像化赞礼,使得主题虚若委蛇。曼蒂揭露事情真相之后,所罗蒙以证人身份登上国际会场演讲时全休起立掌声雷动,这本来是正义取胜的煽情段落,却显得异常地乏力与空洞。结尾,国际会议的主持人说:“第三世界不是一个被遗忘的世界,你们今天见到的证人是它的代表,让我们听听他的声音,让我们从那声音里学习,不要忽视任何事实。”但是,这个“第三世界的代表”只是走上了前台却没有说一句话给观众听。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是因为导演不知道让所罗蒙说什么吧!

当然,兹威克假如仅仅将精力全部投注到对美国精神的描述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低劣的笨拙的导演,他的聪明在于给影片注入细腻亲情和复杂人性。影片以所罗蒙一家和谐的日常生活开始,并给父子两人一段非常暖和人心的对话和嬉闹,这就使得贯穿始终的所罗蒙寻子的动机和过程具备了很强的信服力。后来儿子狄昂被反政府武装分子洗脑成为“最终杀手”,他说服儿子放下手中枪回忆过去遥想未来,配以小演员满脸的泪水,电影还是奉献了颇为感人的一幕。导演对于丹尼这个角色的刻画最具人情味。他本来是一个从事非法交易的商人,性质与范迪加、佩格林等人并没有多少差别,不同的是影片把他塑造成一个具有立体性格的人物,九岁时母亲被奸杀、父亲引爆殉职,长大后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却被政府欺骗和利用,正是一系列不幸的遭遇使他对信仰产生怀疑,内心布满痛苦和矛盾,他会质问自己:“上帝会不会原谅我们彼此所犯的罪行?”但是当他环顾四面时,又意识到上帝很久之前就离开了这里。到最后,影片以标准好莱坞人物塑造的模式让他完成人性的回归。临死之前,他把用自己生命才拿到手的钻石交给所罗蒙,换得彼此开怀的笑脸,并打电话给曼蒂让她帮助所罗蒙全家团圆。这种舍生取义、至死践行自己诺言的举行,使人物跳出了非白既黑的样板陈规,平添了几份英雄的悲壮。

影片对战争的残酷与泯灭人性做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与反思,主要体现在塞拉利昂内战中的“孩子军”身上。全片不乏诸如大斧砍手、杀人如麻等血腥暴力场面,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小孩向男人”转变的过程。在一片狂乱的尖叫中,反政府武装分子用黑布蒙住小孩的眼睛让他持枪射杀手无寸铁的人们,结果是稚气未脱的眼神中露出了骇人的杀气,一个个叫嚣着自己是灾难之王、问题之子、最终杀手,即便是对解救他们的友好人士本杰明也是以子弹待之。还有比扭曲、摧残幼小心灵更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吗?影片最后字幕告诉我们:塞拉利昂现在和平了,但在非洲依然有20万的孩子士兵。兹威克希望这部影片能引起人们对当代非洲问题的再度关注,在有关非洲国家内战的影片不受北美市场待见的当下,如此的创作初衷倒也值得赞扬。

正是这些人性的、亲情的、反思的细处,赋予了影片人道主义情怀和战争批判力量,把观众的视线从更为核心的美国精神上转移开来,进而忽视美国意识形态的塑形和冲击。如此,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血钻》:一部以非洲苦难为素材将美国精神和好莱坞商业化进行一次细丝严缝结合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