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继党章第一条的争议以后，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机会主义者面目完全暴露出来，火星派彻底发生分裂，大会上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也就更加激烈。马尔托夫的诉求之一是试图把组织委员会直接变成未来的中央委员会。
组织委员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一个有意吸收各种色彩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甚至包括崩得这样的套皮经济派。这就是说想在中央委员会搞所谓的“多元化”大联合，为杂七杂八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打开大门。 邓拓等人在报纸上掀起妖风也说什么要承认杂家对领导工作的重要意义，要扫清百家争鸣前进道路上的阻力，这种意图就是离开阶级性的“百家争鸣”“人人平等”，就是暗地里想把无产阶级领导变为资产阶级领导，我们要支持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就一定要打击反革命的腐朽事物，不能任由非无产阶级思想侵入中央委员会。
由于崩得分子想在大会上获得犹太民族代表的特殊地位的要求被否决，他们退出大会，此外两个经济派分子也因自己的国外联合会被拒绝承认而退出大会，这样一来原来所谓的紧密多数派就变成了少数派，使得力量对比对列宁这一派开始有利。我们还可以看到，阿基莫夫选马尔托夫条文的理由是出于反对列宁所谓的“密谋革命组织”，也就是说这不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原则来考虑的，不是从对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是否有利来衡量的，是一种纯粹的派别活动，机会主义者是为了反对列宁才转而支持马尔托夫。 机会主义者分裂的原因是偶然的，分裂的结果是必然的，他们路线原则本就不一致，为了个人小派别的利益进行政治投机活动，为的不过是个人占据高位当山大王。这种机会主义临时结合的小团体在历史从来只有分崩离析的下场，他们表面承认统一，但实际上各自为政。现代机会主义者的一样主张大联合，假如他们是对的，应当团结起很多人，但他们自己的路线决定无法团结一致，结果必然各自散伙，又分成几个小山头。
由于以上力量对比的变化导致马尔托夫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的失败，他不甘心自己树立小山头的美梦破碎，想出各种办法来进行破坏。他一面撇开代表大会决议私自写文向公众竭力推荐落选候选人，一面以罢工要挟党，也就是说他在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以后进一步以破坏集中领导破坏党组织的手段来试图达到自己的目的。
列宁举了一个德国党内李卜克内西的例子说明即使犯过机会主义错误，只要能认识到错误经过批评自我批评改正以后继续执行革命路线仍然可以当作同志，而马尔托夫的行为是一而再地要分裂党。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普列汉诺夫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跟孟什维克和解，没过多久他自己就变成了孟什维克，再过不久他又要求把代表大会否决的编委加进编辑部，火星报后来变成了机会主义报纸，最后普列汉诺夫自己也开始亲自写文章攻击列宁主义。这其实就很像阳和平，他就讲哎呀不要分裂，不要唯我独革，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开始理论看上去最革命，但是到真正的组织路线上就暴露出来。谁主张同机会主义者调和，谁就必然要滚到机会主义那里去。
在党委员会成员的增补问题上，由于党章第一条给机会主义者打开了大门，马尔托夫要求赞成数只要⅔并以不愿意和厌恶的人工作为由拒绝相互监督增补。因此列宁考虑用更严格的多数⅘和相互监督增补原则和让机关报和委员会互相监督来进行限制，才让分离的趋势有所缓和；而就是保证正确路线掌握在火星派多数派的手中不被篡夺，是利用代表大会来保护少数正确意见的办法，试图用双结捆好破裂的罐子让机关报和委员会暂时统一了起来。
第四部分关于总委员会的组成与任务问题，争论是总委员会应是仲裁法庭呢，还是党的最高机关？ 马尔托夫在自己提出的草案中想使总委员会成为一个仲裁法庭似的机关。由两个中央机关各选派两个委员，第五个委员由这四个人来聘请的办法，实际是想搞分权和联合执政。权力从哪里来就对哪里负责，最高机关应该和党代表大会直接联系起来，从代表大会取得全权，全党服从中央，马尔托夫的提议正是在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列宁同志则认为，最高机关组成的方式不应该使它本身的存在取决于偶然情况：在两个委员会对于选举第五个委员的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党就会处于没有最高机关的境地！之后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在二大与三大之间，机会主义者一系列手段，通过篡夺中央机关报对抗中央委员会，然后把中央委员会也篡了。使得列宁不得不去发动基层组织建个新的党中央。列宁既失去了中央机关报，又失去了中央委员会。吸取了这个教训后，我们可以看到，碎罐子终究是碎的，可见真正的党中央就是直接由中央委员会进行一元化的领导。列宁重建党中央后，设置机关报只不过是中央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实现了一元化的领导，党中央才变得坚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