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修“保甲制”的失败与马列毛主义者“从地下到地上”路线的必然胜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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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文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中修所谓的“社区网格化治理”,本质上就是现代版的保甲制,是服务于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统治形式。它的目的在于瓦解和分割无产阶级,把工人变成任意摆布的生产机器,变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废料残渣。严打中最能凸显其反动本质的就是,对于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工人的残害,简直是返乡团!

2、红色政权之所以在反革命力量在数量上如此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可以产生、可以存在,革命形式在敌衰我兴中不断走向胜利在于两方面。一是资产阶级在组织形式上是落后的,是私有制下完全的利益勾结,空有人数而无法发挥。二是要在敌众我寡的前提下不断发展,革命力量在组织形式上就必须是先进的,是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武器的,这就意味着他绝不是自发中产生的,而是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朝着推翻整个反动政权进行组织的,也因此自发斗争、机会主义的冲塔、单点突破背后的松散得连资本主义组织都不如的路线也必然要走向失败。

自资本主义复辟后,为着资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中修的基层治理制度不断演变。在阶级矛盾尖锐,自发斗争、“恐怖”事件频发的今天,中修不断提出新时代的保甲制,如“网格员、网格化管理制度”,想要增强专政力量。对此,以群众自发斗争的视角来看,中修的基层力量似乎是“又弱又强”的,中修单节点的基层机构末梢力量薄弱甚者能被群众自发冲卡突破,但突破末梢的自发斗争又很快遭到迅速镇压然后消声觅迹。马列毛主义者看到这一点,给与了唯物论的阶级分析而非资产阶级学者的脱离阶级的‘基层治理演变”,阶级分析下,中修基层制度及其演变体现的是政治与组织的辩证关系,只不过是反动的政治决定了其腐朽的组织的关系。

但问题不在于分析中修,而在于如何推翻中修。对中修基层治理(毋宁说镇压)的阶级分析可见,中修对生产、生活基层的掌握并不在于其在基层镇压机构的末梢,而在于基层背后的工业化的国家暴力机器的镇压力量。群众的自发斗争屡屡失败,因为在自发性局限下,其对准的矛头和出发点,最多只能是突破单节点的(比如某个小区、工厂)镇压力量实现局部改良或惩治个别反动分子的目标,而因此,在政治上的毫无准备下,松散的单节点的群众自发力量就被中修工业化组织程度的全国镇压网络所掐灭。自复辟以来,这样惨痛但毫无结果的案例屡屡皆是。

一、保甲制前的“严打模式”的失败——组织与政治不能分割

社区网格化管理是一种革命和创新。首先,它将过去被动应对问题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第二,它是管理手段数字化,这主要体现在管理对象、过程和评价的数字化上,保证管理的敏捷、精确和高效;第三,它是科学封闭的管理机制,不仅具有一整套规范统一的管理标准和流程,而且发现、立案、派遣、结案四个步骤形成一个闭环,从而提升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每个网格配备由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下派干部、社区警员组成的“四员”和由社区老党员、4050人员、低保户、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员组成的“六员”,明确他们的岗位和职责、管理范围,在居民区设立岗位服务台,公布他们的联系电话,便于居民及时反映问题、表达诉求。建立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管理激励奖励机制,实现人员分层管理,形成以网格管理员队伍为主体,其他志愿服务队伍和互助服务团队为补充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社区的网格化治理,源自于中修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修正是在十八大后宣称自己进入了新时代,亦即帝国主义发展和为自己挖坟墓的新时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修调整基层管理制度自然也是为其在新形势下实现资产阶级专政而服务的。由材料可见中修所提出的新的基层管理制度在特点上与“河蟹时期”乃至八九十年代的“粗放式”镇压不同,其力求将中修的组织机构和专政人员深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基层,并且加之所谓的扫黑除恶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基层由非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如黑帮)控制的情况。

认识保甲制为何代替了原先的基层镇压形式首先要回顾资本主义复辟初期的严打模式:

改革初见成效,设计者们开始期待更上一层楼的成果,对于已经在现代化道路上遭遇太多挫折的中国人来说,这个蓝图的实现,不能承受任何闪失。为此,邓小平两年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


其一,严打的背景与目的,按照官方的定义,严打是“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是在特定时期,政府部门、司法机关 对特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予以重点打击和防范的一种刑事司法和社会综合治理活动。” 但更明白的说法,还是走资派头子邓小平自己所透露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北戴河向公安部指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

严打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目的是服务于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生产即所谓的“营造四个现代化的良好社会环境”。中修乃至自古以来的反动剥削阶级,始终宣称“不阶级斗争、不专政”、指责革命者进行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是“暴乱”,但邓小平这类“被迫害分子”却在反攻倒算时毫不含糊地进行资产阶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严打中,所谓流氓罪便能判处死刑,而对于所谓“三类人”包括工人自发斗争必然是更血腥残暴的。但是在内外资产阶级的宣传下却毫无痕迹或抹掉阶级只剩下“流氓、西化”一类掩人耳目词汇。

严打”,政治和军事色彩浓厚。这一年,数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卫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匆匆进行特种训练。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指出:不清除刑事犯罪分子,中国将面临内外两线作战的困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能巩固……运动强调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党、政、军等有关部门齐动手,把判处死刑的权限交到县区一级的法院,同级的党委领导可以直接决定判处死刑。

但是,正如机会主义者一样,资产阶级在进行反革命的过程中也在展现着自己的性质和弱点。严打所展显出来的缺陷(这也是其在如今被抛弃的原因)是明显的:虽然冠之以“群众运动”之名,但严打的全过程靠的是中修国家机器消耗资源、效率所进行的行政命令指派,其既没有也不能靠基层组织进行自发镇压,也就是一面中修严打处决风声鹤唳,一面原先社会主义时期的基层群众组织、基层管理组织解体、失效,仅剩下中修中央靠资产阶级政治压服的少数的公安等镇压机构。严打的结果,虽然是所谓“社会风气好转”即通过严打处决了大批革命派、群众,创造了此阶段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环境,但中修中央此时几乎无能力直接掌握基层,实现专政也只能靠少数镇压机构而不是基层组织。在此情况下基层的镇压、维稳大量“外包”给中修之外的资产阶级势力,比如资本主义物业公司的雇佣暴力—保安,或是黑社会、宗族势力。

对比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文革时期),如果按照资产阶级学者只谈组织(即抽离阶级的基层治理)来讲,严打是彻底失败的,因为严打的组织形式与组织运行与社会主义时期相比完全是“降维”一般。进行严打镇压机构靠的是一小撮,但社会主义时期,维持专政或所谓抽象的社会治安却能依靠大量的群众组织,并且此类群众组织并非严打模式下的黑帮的“土皇帝”,在政治上接受统一路线领导在组织上遵循民主集中制。严打过程的运行充斥的是中修中央的加码以及下级的“一刀切”“再加码”或沦为形式主义—造成中修大量行政资源的消耗,效率低下乃至大规模严打难以继续维持,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党委会决定路线并领导革委会安排具体措施,群众组织辅助落实并监督流程中的问题,事实是反而在所谓“国家机关被破坏”的精兵简政的各组织下实现了中修难以企及的低犯罪甚至零犯罪的成果。

如此的对比下事实是明显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下的组织形式与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下的组织形式是不同的,政治与组织也是不可割裂的,但自由派和机会主义者则出于反革命的需要否认这一点。自由派反对严打,攻击的不是严打的资产阶级专政性质,而是攻击严打在形式上保留有文革时群众运动和组织形式的残余,自由派也因中修在形式上保有社会主义时期民主集中制的尸壳而以“中共”“共匪‘来对社会主义进行污蔑。自由派所进行的便是割裂开路线政治与组织形式,以完全变质的资产阶级的组织来代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机会主义者,也出于同样的逻辑,将中修官僚主义的集中当作其实行小资产阶级泛民主的理由,同时攻击马列毛主义者主张建设的革命家组织与中修的反动组织是相同的。

但是从来没有脱离了内容的形式,也没有脱离政治谈组织的可能。政治上的路线决定了为了实现这样的政治目的所采取或改造何种的组织形式。同时,组织形式的运转、维系也是建立在政治基础上的,因此实际的组织形式、程度也可反应着政治。这一点很好理解,比如严打中,中修为什么不发动群众,不让群众组织去辅助打击犯罪?因为这样的组织形式与中修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是根本相悖的,文革时的群众专政小组、审判小组哪怕能够提高办事效率,但这与中修治下无产阶级深刻无权的—也就是中修能实现剥削的基础是相违背的。中修保留了形式上的民主集中制,但这只是一种畸形的与无产阶级所要的民主集中制无关的形式,因为其运转的逻辑是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比如中修中央、头子“痛心于”下级、基层不替自己考虑只会考虑本层级的利益导致专政剥削效率低下,但问题是中修的政治就是私有制下剥削的政治,本身就是吸血鬼之间大鱼吃小鱼关系,又何谈的上下级为上级考虑?中修看到了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组织内革命战士服从决定去牺牲的历史,于是中修想要把如此的壳子用来鞭策无产阶级和其他资产阶级分子,但中修只是看到表面上服从组织决定的形式,看不到也不想看到革命组织内下级服从上级的政治基础是革命者的根本利益、目标一致只有闹革命的政治。

因此,没有马列毛主义者,不在革命组织内,谈制度、组织建设是毫无用处的,但当革命者遵循正确的路线准备实现统一的政治目标时,组织问题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中修的组织力量和能够达到的力量程度与共产党存在的社会主义相比是弱的或“品质”低的,但问题是现在并不是文革时期,并没有一个先锋队,有的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盘散沙的群众。一个在革命路线下组织起来的革命家组织的组织程度必然要达到中修的政治基础上所达不到的水平,但问题是现在没有一个组织程度达到能够领导全国革命的革命家组织。因此,建设及怎么建设这样一个革命家组织,如何在阶级斗争中实现无产阶级组织程度的提高乃至超过中修 已是目前革命的决定性任务。
如列宁所说:“政治自由和阶级斗争的重大问题归根结底只能靠实力来解决,而我们应当关心的就是准备和组织这种力量,积极使用这种力量,不仅用它来防御,而且还用它来进攻。 ”下一节,继续从分析敌方即中修专政力量出发,说明地下革命家组织的发展为什么必须是从地下到地上、全国一盘棋的,而非从地上到地下、单节点流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