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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不是物理意义上到工人中去就称其为群众路线，可以说资产阶级也在用阶级压迫的方式同工人“结合”，机会主义分子拿出自己手工业融工日记来企图标榜自己多么“接近群众”，而回避问题的关键，即怎样到群众中去？究竟是跟着群众屁股后面鼓吹自发斗争，还是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自发斗争难以实现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任务，而机会主义者一再鼓吹自发性就是拒绝冲锋在前，为自己追求政治影响力，为个人投机服务，无产阶级必须识破他们的真面目，在正确的革命路线——政治报路线下团结起来。
2.无产阶级群众们不觉悟，正是因为机会主义者们自诩革命家，却顺从群众们的自发性，做了尾巴主义，群众的环境决定了斗争只会是自发的，并且自发运动正因为是自发就是因为除了自发没有更多了，机会主义者们对此事实不愿意承认，也正是为了自身的投机利益，为了继续当尾巴主义，群众上去送死，而他们坐收渔翁之利，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需要识破机会主义者们的真面目，以求挽救更多的革命青年，阐明正确的革命路线在哪里，那就是列宁的政治报路线，通过地上地下的严密划分，建设一个革命家组织。
在最近机会主义者东风等人的文章中，机会主义者又开始对自发性运动的崇拜，表面上似乎是对群众力量的尊重，实则是一种逃避革命责任的表现。他们总是推崇“群众的创造力”，但从未考虑到没有组织和领导的群众运动只能导致暂时的波动，甚至最终被压制和消耗殆尽。历史无数次证明，没有革命组织的革命是空洞的，不可能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通过领导与组织来凝聚力量，形成强大的政治实践。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机会主义者不承认这一点，反而不断放大群众自发性的力量，掩盖他们对组织建设的忽视和回避。
一、“不断组织”的幌子与取消主义的本质
自发性是革命过程中的必然出现现象，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压迫迫使工人群众必然进行会自发的反抗，但它绝不能成为唯一的革命动力。革命需要思想的引领与组织的凝聚，需要一支有明确方向和铁的纪律的先锋队伍。机会主义者却在自发性背后寻找借口，忽视了无产阶级要想取得胜利，必须经过长期的组织建设和革命家网络的逐步发展。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无异于抛弃革命的战略深度，将群众带入一场无休止的“自发运动”，最终让革命陷入泥潭。
机会主义者们永远想不明白，建立革命家组织是为了什么？是以什么方式、什么纪律、什么目标去组织？机会主义者鼓吹“地上就是群众，地下就是取消”的二元对立，把一切地下组织等同于“逃避实际”、等同于“键政密谋”，反过来又把一切地上的自发抗争吹捧为“真正的实践”，把“立即走出去”“立即冲塔”作为检验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他们不是不提组织，而是用组织口号掩盖他们彻底放弃组织的本质。他们不是不谈群众，而是把群众钉死在自发性的水平上，永远不让群众觉醒、不让群众组织、不让群众取得胜利。
正如列宁所深刻指出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要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依靠革命理论和有纪律的先锋队组织。这正是列宁主义革命路线的核心，即通过地下革命家组织的建设，逐步推进地上群众组织的发展，最终实现夺取政权的目标。而东风等机会主义者的全部努力，就是要把这条革命的通路砍断：要群众永远自发，自己则永远不组织；嘴上喊着“反取消”，骨子里却是用自发性来彻底取消革命本身。
事实上，正是这种对“群众自发性”的无底线吹捧，才是真正对群众运动的贬低。他们看见无数此起彼伏的工人罢工、学生抗争，却从不反思这些自发斗争的局限性——缺乏领导、缺乏计划、无法坚持、轻易被镇压。他们口口声声说“群众觉悟还不够高”，却从不愿意投身于群众中去进行真正的革命组织建设。他们把失败归咎于群众，而不是反思自身拒绝组织、拒绝学习、拒绝承担责任的懦弱。
这一切，才是“不断组织”的真相：不是为了真正建立革命的力量，而是为了永远拖延行动的成熟，把革命永久钉在初级阶段，用永远“准备中”的口号取消一切实质行动。与此同时，这种路线还能让他们既显得激进、又不冒风险，既可以自称“工人朋友”，又不需要承担建设组织的纪律与危险。他们不是革命者，而是享受自发运动带来的虚假合法性和自我感动的改良主义伪装者 。
大群的立场从未贬低群众运动。我们认为自发的反抗是现实矛盾的自然反应，值得肯定；但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些反抗转化为有计划、有纪律、能胜利的政治斗争 。我们所主张的，是一条从地下到地上 的发展路线——以地下革命家组织为支点，以政治报为脚手架，逐步建成一个坚强的、群众性的、以正确路线为核心的全国性组织体系。这条道路不是“取消主义”，恰恰是通向革命胜利的唯一现实路径。
历史教训参考
俄国在1905年爆发的第一次革命，曾经出现过极为激烈的群众斗争：从彼得堡工人上街请愿、到地方铁路、矿区大罢工，从士兵兵变到短暂建立的苏维埃委员会。就形式而言，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自发的群众总动员；但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地下革命组织网络，工人政党分裂、战线杂乱，缺乏共同的战略目标和战斗中心，这场革命虽一度撼动沙皇制度，最终却在镇压中失败。这一历史阶段暴露出的最大问题，不是“群众不愿意斗争”，而是没有成熟的组织来将这种斗争连结成系统性力量。
而1917年十月革命则给出了另一种结果。在二月革命后短短数月内，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从边缘力量跃升为革命核心，不是靠喊口号赢得支持，而是凭借十多年地下工作的成果——遍布全国的组织系统、训练有素的党员、广泛的印刷与通讯网络，以及明确的政治纲领。在自发运动重新爆发之时，布尔什维克能够迅速接管斗争方向，实现从局部抗议到政权夺取的战略转换。列宁在当年反复强调，革命靠的是“组织、组织、再组织”。同样的经验也出现在1918年的德国。十一月革命期间，工人和士兵委员会自发成立，群众热情极高，但由于统一领导力量缺位，各地行动无序，德国共产党尚未从非法团体转化为成熟的组织中心，结果是资产阶级迅速重组反攻力量，左翼被击溃，革命失败。这个例子再次说明：哪怕群众在斗争中涌现出最积极的行动，倘若缺乏与之相匹配的组织结构和革命战略，最终将一事无成。
在中国革命的早期阶段，同样有深刻的组织与自发性之间的教训。1920年代初期，五四运动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抗争热情，各地学生、工人自发组织游行、罢课、罢工，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潮流。但这个阶段，无产阶级政党尚在萌芽之中，革命核心力量薄弱，没有形成有效的全国性组织体系，缺乏统一的纲领与斗争策略。因此，这场波澜壮阔的自发运动在政治上虽然具有极大启发性，却很快遭遇镇压，未能形成更深层次的制度突破。
转折发生在1925年至1927年间。经过几年的地下积累，中共在部分工人阶级中建立起基层组织与骨干体系，尤其是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逐步构建起以工会、工人夜校、秘密联络小组为核心的组织网络。这种系统性建设为后来掀起大规模罢工、掌握城市命脉、发动群众武装斗争提供了基础。尽管最终在“四一二”政变中遭遇失败，但失败的根源并非群众自发性的缺乏，而恰恰是组织体系尚未完全脱离依附于国民党的地位，未能形成独立、完整的地下政党体系。这一教训迫使中共重新认识组织的重要性，随后转入农村，建立根据地，强调从组织起家的持久战思想。再看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这是一次典型的学生与工人并发的大规模群众行动，最初的导火索是对大学制度与社会僵化的不满。随着斗争扩大，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发动罢工，街头抗议如火如荼，一度让法国统治阶层陷入瘫痪。但这场运动最终还是被戴高乐政府镇压、收编，根本原因在于——运动虽声势浩大，却无一个具备严密组织结构与革命策略的领导核心。各派左翼之间纷争不断，无法集中群众意志；大部分学生团体幻想“群众自己找到出路”，甚至拒绝长期组织准备，结果导致一次有革命潜力的爆发在混乱与疲惫中迅速瓦解。
无论俄国1917年、中国1927年前后、还是法国1968年，失败的经验从不在“群众不觉悟”，而在组织不成熟；而胜利的关键，也从来不在口号、情绪、流量，而在纪律、战略与长期积累的力量。
二、革命不是“冲塔”，而是组织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来不是放弃斗争、取消群众运动；恰恰相反，革命的关键，就在于把群众运动提升到有组织、有纪律、能取得胜利的高度 。而这条道路的核心，就在于革命组织的建设 不是利用群众运动的口号来取消组织，而是从实际出发，从严峻的敌我斗争现实出发，走一条真正能够生长出革命力量的道路，即列宁所总结出的“从地下到地上”的路线。
什么是“从地下到地上”？这意味着，革命者首先要在最隐蔽的空间中——即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能轻易摧毁的地方——建设起一支具有高度纪律性、政治统一性和实践能力的地下革命家组织。这支组织不是为了“藏起来”，不是为了逃避群众，而是为了通过政治报、联络体系、地下骨干培训等方式，逐步建立起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力，从而真正将零散的、孤立的、易被镇压的自发抗争整合为一股有方向、有战略、有胜利可能的有组织的力量 。
这种组织方式，是对过去一百年无产阶级斗争历史的总结。在西欧，在德国，在俄国，在中国，无数次的自发抗争都曾爆发，但一次次都在缺乏组织的情况下被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镇压下去。如果自发运动能够推翻资本主义，西欧早就是社会主义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没有组织，没有斗争的战略与纪律，没有革命的先锋队，再猛烈的群众斗争，也只能像潮水一样来来去去，最后被吸纳或扑灭。
正因如此，列宁才说：“社会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进工人运动中。” 而灌输这种意识的主体，不是抽象的“理论”“读书会”，也不是几个“主动进工厂交朋友”的小圈子，而是要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意志的、有理论指导的地下革命家组织——这是任何通向革命胜利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基础，一切“实际行动”都只是白白送死，一切“群众热情”都将被反噬成瓦解的动能；而即便有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如果脱离整体战略的统筹，沉溺于“冲塔”式的盲动主义，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自杀。革命不是一场赌博，更不是一时的血勇，而是建立在组织、路线和战略统一基础上的艰苦斗争。
我们今天提倡无产阶级和革命积极分子投身组织建设，不是为了脱离群众，而是为了扎根群众、服务群众，并将分散的抗争汇聚为革命的合力。不是为了写“纸上谈兵”的总结，而是为了训练一批能够领导实际斗争的革命骨干。我们主张以政治报为核心，训练通信员网络，建立信息、理论、实践三位一体的组织体系，不是为了“空谈”，而是为了有准备、有组织、有胜利希望地参与未来更大的阶级斗争。而那些动辄将“密谋”“阴谋”“键政”挂在嘴边的人，他们自己恰恰是最害怕革命在现实中任何可能走向严密、有力的组织化趋势的人，他们之所以害怕筹划、排斥组织，说穿了，是因为一旦真的有人支持主张通过认真筹划、建立起有方向、有纪律的斗争组织，他们那套靠姿态混圈子、靠情绪攒流量、靠伪“群众性”维持存在感的把戏就彻底混不下去了。没有了杂乱无章的局面，他们就再也不能把反复“发声”当作参与，把跟风表态当作斗争，把”融工实践“当作政治资本。他们不是反对权力，只是害怕权力落在不由他们控制的手中；他们不反对组织，只是害怕组织的出现让他们无组织可借、无立锥之地。
今天我们面对的不是革命的高潮期，而是群众自发斗争与组织力量脱节的低潮期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主张“立即行动”“马上冲塔”，实际上不是激进主义，而是一种鼓动无组织群众去送死的反革命行为 。他们看起来很“左”，很“勇敢”，但其实是懒惰，是对革命工作的逃避——因为真正的革命组织建设是最艰苦的工作，是要打持久战的，是要舍弃一切个人主义幻想与投机想法的。机会主义者之所以推崇自发性，恰是因为他们的懒惰、投机与对纪律的厌恶，他们想在自发潮水中捞一点“革命感”，却不愿为真正的胜利做哪怕一步的准备。
而大群所坚持的地下路线，所坚持的“从地下到地上”的发展逻辑，才是把革命从偶然性、从情绪化中解救出来的唯一路线。只有在这条路线上，无产阶级的斗争才不仅是愤怒的呼喊和短暂的起义，而是朝着组织化、政治化和胜利推进的历史进程。
所以，问题不在于“大群是否主张行动”，而在于什么是正确的行动、什么是革命的路线 。我们主张建设组织，是为了将群众的愤怒变为历史的力量；我们主张从地下到地上，是为了不被资产阶级轻易击碎；我们主张政治挂帅，是为了避免自发性的反复循环。革命不是“马上上街”，也不是“坐等群众”，而是艰难、顽强、长期的组织工作。这才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