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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面对中修和朝鲜这样现代化的帝国主义的国家机器，必须走列宁的政治报路线，依赖无产阶级的自发性和影响力只会不断的被中修一网打尽，使运动维持在低水平状态，因此需要地上地下的划分使工业化组织的政治性不暴露给中修，又能把握整个运动，全国一张网使革命家组织能以全国为棋盘，而地上地下暴力组织的划分则保证地上工人组织受到保护和地下政权和政治目的得以有暴力保卫，通过地上向地下引流使真正能对抗中修的地下红军不断壮大，才能真正有使阶级力量扭转，取得革命胜利的机会。
2，面对强大的敌人，要想坚持下去，并获得最后斗争的胜利。有时候直接的办法是行不通的，要走迂回曲折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模糊了斗争的方向，并不意味着放弃了革命的念头。正如文中所说，执行战略防御两阶段论的策略，正是我们曲折前进实现目标的办法。这也符合了历史螺旋上升的发展路径。
编者中按：
一，朝修的性质
朝鲜，是一个专制程度比起今天的中修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修正主义国家。这一点无庸置疑，但马列毛主义者下这一论断的逻辑不同于胡编乱造的自由派，而是从阶级分析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进行判断。
金正日此獠是最典型的从无产阶级先锋队蜕变为阶级敌人的例子。早在1967年时，姚文元同志为了于9月率队访问阿尔巴尼亚，提前调研了国际形势。在这次报告中就揭露了朝修的真面目。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不积极地向资产阶级法权宣战，反而去纵容和扩大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小到“特供”，大到“按劳分配”），那么客观事实就与他们的主观意愿无关，先锋队的腐化和资本主义的复辟仅仅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早在70年代，朝鲜的国家性质就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了。一部分“免费医疗”，“免费义务教育”也仅仅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被作为噱头，依然被今天的朝修和一部分顽固不化的“老左派”们挂在嘴上。更何况这些在事实上更是服务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特供制，广大无产阶级依旧处于极端的困苦状态之中。
有些人对其抱有好奇和不理解，为何在如此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很少听说朝鲜群众的自发反抗呢？甚至如今较为被人所知的几次，都是从朝鲜境内逃出的“脱北者”所口述的呢？当然对此“国际舆论”早有定调，是朝鲜的
邪恶共产世袭专制，与国际社会的信息封锁和隔离，朝鲜群众的“愚昧无知”等等。我们先不急着回答这几项污蔑大于阐述事实的观点，回归到本次转载的文章当中去，看一看朝鲜革命左翼的一次斗争是如何兴起和被打压破灭的。二，从“我们的斗争”中所能吸取的教训
革命家组织只有在地下，在政治意义而非单纯的物理上远离反动派的地方才能够诞生。换句话说，地下活动的范围就在政治意义上远离反动派的地方，地上活动的范围则在其相对面。若是混淆了这一点，就是没能真正做到地上地下的相隔离，完全可以预料，此后必然面对的就是狂风暴雨般反动派的围追堵截。
不幸的是，这一事件中的青年们就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如果说在电影院张贴大字报算是地上工作的话（实际上并不是，最多只是
冲塔而已），那么具体文章的编撰和印刷应当在地下完成。我们看到他们虽然秘密使用了大学中的复印机而非手写，意图借此规避朝修当局的追查，但这反而给了警察反向定位锁定嫌疑人范围的机会—能够大量使用印刷机的只有一小部分人，有权限阅读马列相关文献的人更少。如果说这一部分更多地只是技术上的问题的话，那么后面的问题则更加致命—一个成员在张贴海报的过程中被捕了，随后就被顺藤摸瓜地揪出了整个组织…许多泛左翼读到这里都不禁扼腕叹息，感叹在朝鲜这样一个警察国度之内几乎堵死了一切革命活动的可能，在开始宣传的第一步就胎死腹中。于是回过头来看看现在的中国，好像在比烂之中还略胜一筹，至少明面上阅读，印刷马列毛相关书籍和组织读书会还是合法的，于是欢天喜地拎起书本，打算跑进工要给工人们朗读起原著了。但实践的事实却是冰冷冷地告诉所有人，这样的“融工”除了自我感动之外做不到任何事情。最冷酷的现实就是：如果在朝鲜进行反体制活动只牺牲自己的话，很多人会奋起抗争。但如果整个家族都被关进收容所，受动物般的虐待度过余生，那么这并不仅仅是勇气问题。
朝修和中修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随着阶级矛盾的不断深化，完全可以预料到中修的白色恐怖迟早会发展到如今天的朝修甚至更加反动的地步。“拼一把总比等死好”。这样的口号在短期或许能号召一部分群众，但长久而言必定是难以为继的，因为还有一句话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革命者不向群众证明自己的力量，不向群众证明他们确确实实有保护他们乃至于他们的家人们的人身安全的能力，并且能确确实实地告诉那些被筛选出来并吸纳地下的先进群众，我们就是革命党，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拉起一支革命的力量，而非将所有的希望都押宝在一时的小资狂热之上。
这些朝鲜学生的出身，就算不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是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哪怕自己被捕也能依靠家里的关系来把自己捞出来”。他们大概或多或少是这么想过的。因为自己的父母辈退休失去权力，自己也失去了曾经的特权，几个家道中落的破落户聚在一起，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借此机会下沉到他们曾经不屑一顾的人民群众当中去，看到人民群众不是像他们设想的那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而是一人被捕全家饿死的话，或许他们就不会采取这种冲塔式的宣传方法；或许他们依旧会这样做，因为他们的出身阶级决定了他们的脑袋，只是想通过政治施压的方法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而非真正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只不过他们没想到父辈的荫庇也没能保住他们的脑袋，几声枪响人头落地，青年的热血没有如同机会主义幻想的那样瞬间点燃群众自发斗争的浪潮，只是溅起了几朵不起眼的水花。
更加讽刺的是，正因为阶级身份所带来的特权才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马列主义的书籍。但显然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其灵魂。他们错误地将朝鲜定义为
封建王朝社会，封建的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就已经被彻底根除，不排除走资派上台后将一部分封建糟粕请回来的可能性，但自然朝修的统治阶级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而非封建大地主，那么就不能错误的定义其为封建王朝社会。当然也不排除这些学生所阅读到的并不是真正的马列原著，而是朝修篡改的“金克思”，但是既然他们称自己为革命者，那就必须以职业革命家，而非对待群众自发斗争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审判青年们的刽子手在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如果他们没被发现，继续扩大其势力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但事实却是，他们错误的革命路线必定导致革命在幼年时期就夭折。朝鲜虽然比起中修而言是个小国，但同样是通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土地革命，工业化和产业链的自给自足。当然由于长期依附苏修导致发展极为畸形，但是比起其他在“两半社会”中挣扎的国家可谓是好了不止一点，如今虽然对中帝和俄帝有一定依附性，但是其帝国主义性质也肉眼也可见地越来越明显和张扬。为了更好地区分，笔者姑且在这里将朝修称为“三流帝国主义”。在朝修这一个统一的（实质上），完成了工业化和电气化的三流帝国主义国家内，不存在像曾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那样，可以通过武装割据来建立白区之中的地上苏维埃政权的可行性；恰恰相反，若是今天的革命者还想着通过
搞大新闻宣传，搞“单点突破”，最终的结局就是被集全国反动力量而镇压。例如这12名朝鲜青年选择在平壤贴大字报，大字报或许是应该要贴的，但绝对不是在地下革命家组织还未建立，没有通过遍布全国的代办员网络之前就应当公开暴露自己的存在，公开挑衅和向朝修当局宣战的。平壤作为朝修的心脏地带反动势力最为雄厚，但并非无懈可击，如果说仅仅在平壤的几家电影院门口贴海报就让他们如临大敌的话，那么如果在地下革命家组织的统一规划下，遍布全国的代办员网络将大字报贴满整个朝鲜南北，岂不是让他们焦头烂额，无从下手？当然，贴大字报并非一个好例子，因为其仅仅只能做到最抽象的宣传而非实际的组织作用。在如今朝修的力量是比革命派强大许多倍的，但这一力量对比并非永远如此，正如列宁在怎么办成文的1901年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从寥寥数人到夺权成功的布尔什维克，也仅仅过去16年而已。路线对了，没有人也会有人来；路线错了，有人也会逐渐凋零。总而言之，这些学生可能在思想上是进步的，但是在阶级上是落后的。因为出身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加之作为脱产学生，在革命路线上
左倾乃至于“冲塔”，无论是在哪一国的共运史中都可以找出类似的例子。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在10年前后提出“到工人中去”的一般性口号，因为马列毛主义的意识并不能凭空在工人的脑海中诞生，而是需要自觉的马列毛主义者灌输进去的。革命知识分子只有通过和接受了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工作纪律，地上义务劳动筛选出的先进工人则需要在地下接受政治灌输，才能成为职业革命家；而只要加入了革命家组织，就不应再根据出身阶级划分三六九等，只要服从纪律，坚持正确革命路线的同志就能成为职业革命家，就等同于加入了一只战斗的革命军队，未经许可允许不能够轻易退出，否则就是最令人不齿的逃兵行为。三，革命战略防御时期的两个策略
引起强烈对比的是，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同样面对着沙皇，以及后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白色恐怖，也经常有地上工作的代办员被捕甚至牺牲，可为什么哪怕这样俄国的革命的星星之火也从来没有熄灭，反而愈演愈烈最终成燎原之势呢？
正如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总结的：
一般按照组织程度，尤其是按照秘密程度来说，各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革命家组织；（2）尽量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我只说到工人阶级，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这里也包括其他阶级中的某些分子）。这两种组织就构成为党。其次，（3）靠近党的工人组织；（4）不靠近党，但是事实上服从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工人组织；（5）工人阶级中没有参加组织的分子，其中一部分——至少在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中——也是服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
答案就是地上和地下的相隔离。在地下可以阅读学习革命文献，可以明确的表达革命路线和纲领，统筹规划下一步地上地下发展的重心等等，并且更加关键的，就是以列宁导师的政治报路线为地下组织建设的脚手架，政治报并不是单纯的一份报纸，而是为了能在从编纂排版到印刷的义务劳动中，拉出一支愿意长期承担革命工作，能够紧密协同的战斗队伍；
但是在地上不能这么做，好比朝鲜学生们私下里可以传阅交流马列相关原著，但是做成大字报贴到地上必定被抓一样。地上组织建设的难点在于不能公开讨论政治，谈论马列毛相关，却又需要在地上建立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在列宁时代，负责联系地上地下组织联系的角色就是代办员。当然值得一提的一点是，列宁时代的代办员同样承担着革命报刊投递的义务，在当时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加强地上地下组织之间政治思想联系的措施，但是今天的一些机会主义者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明明可以通过更加便携安全的网络工具来替代纸质文件的传递和使用，同时也把代办员的职责狭隘地理解成为了报刊投递者的角色。这种错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们只谈“线上线下”不讲地上地下的逻辑所直接导致的。如果在地上工作的代办员还要兼任对群众进行政治灌输的职责的话，那么无异于将组织千辛万苦培养出的优秀代办员推入火坑，直接推到反动派的黑牢房中去，朝鲜的这几名学生就是最血淋淋的例子。
革命战略防御时期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论：第一个阶段的地下革命家组织建设时期，第二个阶段在全国互联节点的基础上建设地上群众组织，并从地上向地下大规模引流时期。当然很多时候两个阶段的具体界限并非绝对明确，如果一定要举出一个标准性的例子的话，那么笔者认为，第一阶段的标志就在于是否建成全国性的代办员网络。正所谓列宁的“全俄政治报”，政治报是组织起来的脚手架，而“全俄”才是真正目的。葛仑一文对于第一阶段已经进行十分详细的叙述，因此笔者的阐述重心将放在第二部分，即：“全国互联节点的基础上建设地上群众组织，并从地上向地下大规模引流时期。”
这就要求必须建立地上的义务劳动体系，例如解决群众衣食住行需求的饭圈，与地痞流氓，黑社会进行战斗的地上暴力组织。地上暴力组织是为了保卫地上经济互助组织而存在的。地上暴力组织的筛选标准是参与经济互助的义务劳动和保卫经济互助成果的战斗值班义务劳动（红社会性质，不直接挑战反动当局）。没有地上暴力，经济互助组织连餐馆饭店的挤兑和混混的骚扰都无法抵抗，极度脆弱，也无法把群众从原子化的松散状态组织到地上群众组织之中，更谈不上给地下革命家组织输送人才。因此代办员必须通过积极参与和组织这些地上组织的义务劳动，带头承担和完成值班和战斗义务，通过行动而非机会主义者拿着原著到工厂中“念经”的方法来建设地上的民主集中制。并且只负责在长期的扎根中发现那些在义务劳动中表现亮眼的群众，经过考核之后才能吸纳到地下，通过地下的流动宣传员完成政治灌输。地下是地上的精髓所在，只要地下革命家组织依旧在活动，那么哪怕地上的组织一时被破坏，也能通过遍布全国的代办员网络和地下革命家组织的统筹而快速恢复，这才是革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根本原因。
除了直接构成党的地下革命家组织和初步通过筛选进入地下组织，但还未正式成为党员的一部分先进工人之外，还有处于地下或者半地下的“靠近党的工人组织”，即工人苏维埃；以及代办员在地上直接领导的地上战斗组织，饭圈一类“不靠近党但事实上服从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工人组织”，以及尚未接触到上述所有形式的组织的群众。
但是在这里还有一个需要特别强调的要点；既然说地下政治灌输，地上不公开讨论政治，地上的暴力组织保卫地上群众的人身安全和地上组织建设的成果。那么地上的暴力组织依旧是不能公开讨论政治的，只能以行动的民主集中制而组织起来，但是暴力革命，暴力推翻反动派的斗争又必须是以明确的政治纲领才能进行的。因此，这项重任不能直接由地上的暴力组织所承担。
原因有二：其一，以手枪防守街垒，用肉体抵挡大炮，是愚蠢的。地上暴力组织完全暴露在中修的视野，这也意味着其对外公开宣称和表现的性质不能超过工联主义的范围—注意，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公开宣称和表现的部分，这也意味着除非必要，代办员和极少一部分同时加入地下组织的先进工人之外，对于其他的成员都要进行严格的信息隔离，甚至很多时候都不需要让他们知道党的存在；其二，地上义务劳动的筛选，同时也是地下暴力组织的兵源所在。地上群众组织起到的作用是将无产阶级用经济互助和战斗值班组织起来，进行筛选锻炼并为地下革命家组织源源不断输送新鲜血液，地下革命家组织就越能反哺出大量代办员和红军战士，反过来扩大地上群众组织。地下暴力红军的壮大也必然会带动地上暴力的壮大（通过对校长的地下审判，把越来越多的蒲城群众自发事件转变成地上组织）。正如地下革命家组织只有在政治意义上远离反动派的地方才能够诞生，自从诞生的那一刻应当就以明确的暴力革命纲领而建立，因此注定与中修水火不容，在革命的战略防守阶段只能处于地下而不与反动军警正面冲突。
地下暴力组织是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保卫地下红色政权而存在的，其成员一开始就知道为什么打仗，筛选标准是在地上群众组织的筛选基础上接受政治灌输，成为地下革命家组织的一员，参与地下革命家组织的义务劳动并参与捍卫红色政权的地下执法。没有得到地下革命家组织的认可是不能参与地下执法的，地上地下不严格隔离就不能保证秘密性。地下暴力组织实际上就是我们时代的地下红军，坚定无产阶级立场、认同革命路线、遵守革命纪律、发扬民主集中，在一开始它承担地下秘密逮捕审判的职责，日后它就要承担吞掉地方武警部队、开辟保卫地上根据地、消灭中修正规军队的重任。要使地下暴力组织不断地发展扩大，就必须不断地筛选出接受政治灌输和经过地上战斗值班检验的先进分子，不断扩大地上群众组织。地上群众组织建设的越好、组织起来的群众越多，发展地下革命家也就越迅猛，地下红军也就生生不息。地上群众组织就是发展地下革命家组织和地下暴力组织的不竭源泉，是革命的种子池。
在革命的战略防守这一阶段，地下红军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地下组织，以及半地下的工人苏维埃政权，并且在地上暴力组织的情报支持和掩护下，完成地下执法和审判的过程。这里强调工人苏维埃政权的"半地下”性质，是因为苏维埃本身建立在地上，是群众自己选举管理自己的组织，但在实际上又是接受代办员，接受地下组织所领导，并通过地下执法和审判以树立威信，但是地下执法却是地下严格保密的。这就是列宁指出的“靠近党，但不包含在党内的工人组织"。当然在实际中不可能直接称呼自己为“苏维埃”，可能是某某帮也可能是某某会。苏维埃建设在地上（群众知道苏维埃的存在）但是地下审判和处决流程以及具体的内部组成对外保密，是接受地下组织领导但又处于编外的“靠近党的工人组织”，组织性是公开的，而政治性是保密的。以及从战略防御时期到战略进攻时期，随着地下红军的壮大扭转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从地下逐渐转入地上的过程。战略相持阶段红军在根据地内苏维埃设代表，直到战略进攻阶段红军完全转入地上与白军正面对决。从战略防守—战略相持阶段红军开始逐渐往地上浮动，但因为尚无与中修军队正面冲突的力量，因此只能是“半地下”。
例如在蒲城事件中，马列毛主义者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地上暴力组织中的群众组成人墙，把学校围成里三圈外三圈，让当地民警武警根本无从下手；中修得知此消息想调用周边地区警力完成镇压，却得知别的地方的警察和武警不是派出去处理当地的治安事件就是被各种杂七杂八的理由拖住无法抽身“支援”浦城—这自然是在地下革命家组织统筹之下，全国各地的代办员网络发动地上群众以行动对浦城群众的支援；然后地下工人行刑队进入校园完成抓捕和审判，或是直接处决，或是群众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把浦城校长揍成肉泥，工人行刑队在地上暴力组织的掩护下完成撤离，到这时民警武警才姗姗来迟，但是木已成舟，“凶手”早就借着全国的代办员网络和群众熟人网络的协助下完成快速转移，回归地下，有进有退。于是“法不责众”，只能不了了之。
群众在熟人网络中提出处决诉求， 代办员秘密整理汇总意见上报 ，诉求经民主集中制流程研判通过后，地下先锋队决策并提供跨区资源支持，群众组织（地上暴力组织）掩护并提供情报，革命委员会制定方案， 工人行刑队进行地下抓捕，审判乃至于处决 。在这样的情况里，中修法律所不能伸张的正义，我们能够伸张；群众担心事后会遭到报复，那么地上暴力组织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才算做真正地与群众相结合，群众在中修的治下只是“屁民”，但是加入了地上组织之后却能享受到组织的民主集中制，群众提出的建议会通过民主集中制流程认真研判，群众发现组织内部有不公平不公正，官僚主义的行为时，都有提出批评乃至于罢免的权利。试问，这样一个既能解决自己生存问题，又保障自己民主权利的组织，比起机会主义者在工厂中的
“朗诵表演”，究竟是谁更有吸引力呢？地上暴力和地下暴力缺一不可，地上暴力服务于地下暴力，缺少了前者，革命将失去新鲜血液的来源；缺少了后者，那么革命必定变得遥遥无期，丧失革命性变成又一个黄色工会则是必然。因此只有坚持地下领导地上，全国互联节点的基础上建设地上群众组织，并从地上向地下大规模引流，让蒲城及蒲城周边地区的地下革命家网络得到极大发展，地上组织建立深厚的群众基础，才能够建立稳定的，地下或半地下的苏维埃，才能将蒲城建设成为中国革命最坚实的根据地。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放回到自由派们对此的
“定调”之上—是朝鲜的邪恶共产世袭专制，与国际社会的信息封锁和隔离，朝鲜群众的“愚昧无知”。答案很明显，那就是以上的三个叙述都是屁话。自由派既希望在革命中捞到些好处，又害怕人民群众真正团结起来的样子，于是既揭露朝修的反动面目，又想借此来攻击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丑陋面目一览而余。问题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需要一个组织，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一个组织，这样的组织不是机会主义者千呼万唤中从自发运动中诞生，而是自觉的马列毛主义者通过政治报路线建设出工业化的地下革命家组织，派出代办员通过不讨论政治的方法建立地上的民主集中制。完成革命战略防守时期的两个阶段。成果的关键在于地下革命家组织以全国性的代办员网络和地上暴力组织协同蒲城地区的革命行动，通过迟滞反动军警的驰援行动来达成局部地区革命力量强于反动力量的优势局面。中修的武警力量平均下来各县市大概200人左右，那么以该地以及周边地区上百人的代办员和地下武装力量，上千人的地上武装力量，以及数万甚至数十万群情激愤的群众来面对这区区200人，胜算还是相当之大的。当然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革命的战略防守阶段中，依然是没有和武警乃至于白军正面硬碰硬的实力，此时的主要战略依旧是“全国互联节点的基础上建设地上群众组织，并从地上向地下大规模引流。”那么，如何将革命从“战略防守”推进到“战略相持”，乃至于战略进攻的阶段呢？
只有列宁导师的政治报路线，才能拉起一支地下的革命家队伍；只有参与地上的战斗值班，只有通过地上的义务劳动筛选，才能够进入地下接受进一步的政治灌输，最后作为新的代办员被派到地上工作，才能筛选出积极分子加入地下的红军。这里的逻辑和曾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村防队—红军的过程是相同的，明确了两个阶段论，就有明确的目标和充足的信心将革命推进到战略相持阶段。
有了相对稳定的革命根据地，通过建立这些地下实际控制的革命根据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就有了立足点。在这些根据地，群众就可以得到广泛的政治经济利益，就可以进一步组织和发动群众，培养群众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经验，锻炼群众当家做主的能力，使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党周围；无产阶级革命党也可以获得培养、锻炼党员及革命干部的基地，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干部队伍；这些根据地还将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物质资源，最终夺取工厂（可地下实际控制，条件成熟的地方也可以公开夺取）；秘密在全国各地拉起大量地下红军并经过锻炼之后，才有底气将地下红军分派出大量武装工作队。地上工人组织需要改造成苏维埃，靠的是派出武工队进行改造，而不是靠地上工人组织自己暴露。在全国大范围内实现革命力量与反动力量基本势均力敌。并且，无论是通过什么义务劳动的筛选而被吸纳到地下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一员，未来也会因为革命情势的需要转入地上或地下进行革命工作，（例如《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中朱赫来从红军到代办员身份的互换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朱赫来上马是工农红军，下马就是地上代办员和地下红色政府（苏维埃）的干部。不过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这里的叙述还是有一些不得不指出的缺憾，那就是如果朱赫来进行了地上融工扎根的工作，那么他就不再适合继续暴露直接政治性的工作。无论是在旧俄国，还是现在的中修朝修，煽动颠覆一旦暴露了组织，便是最残酷的阶级斗争。）武工队有两种，一种是在根据地公开行动的武工队，另一种则是在敌占区的“地下武工队”。地下武工队员是不能够暴露地下党员的组织和身份的。
资产阶级基层专政力量在有组织的工人群众面前处于劣势的情况是始终存在的，因此到处都有发展新的红色节点的机会。资产阶级不可能在所有基层节点都保持高压的围剿态势，这就决定了革命力量始终有发展的机会，决定了资产阶级“围剿”失败的命运。而随着革命力量的积累和发展，革命力量也会掌握更多粉碎资产阶级围剿的手段。这样，红色节点就将在“围剿”与反“围剿”中，波浪式地发展，最终积累起足够力量，实现力量对比的转折。以此，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街道、镇小队、区县大队、地方红军、正规红军，进而在根据地——活动区——敌占区的敌我态势下扩大我们的根据地、在活动区建立两面政权逐步发展为根据地、在敌占区秘密组织群众发展地下红军，在战略相持阶段慢慢改变阶级力量对比，最终实现战略反攻，争取革命胜利。
结尾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
据说主席还继续说了后面这半句话：
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
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假共产党，推翻其在中国的罪恶统治。但是历史的无数次实践都证明自发性无法带来革命的胜利。封建时期的农民革命中胜利果实被地主阶级篡取，近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果实又被资产阶级篡取，这些无不证明革命需要一个坚实而稳定的核心，革命的种子只有在政治意义上，而非单纯的物理意义上远离反动派的地方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起来。如果崇拜自发性，认为群众的自发斗争会自己完成革命的胜利，那这就是一条取消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先锋队最终也是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除了上面的这后半条是机会主义者伪造的假语录这种可能之外，也有可能主席在这句话上有表述不清的问题。但是介于在今天的革命中若是错误地理解了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就必将走向机会主义路线的这一问题，笔者还是希望同志们能对其进行思考。
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历史使命就在这里。他们的历史任务就是将整个无产阶级都拔高到先锋队的水平，让无产阶级真正成为自为的阶级。完全可以设想在未来往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先是作为先锋队的党的消亡，再是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和革命军队三结合的革委会的消亡，最后是群众自己选举管理的革代会（苏维埃）的消亡，所有的资产阶级法权，私有制都被消灭，人人都是先锋队，人类终于度过了慢慢的黑暗长夜，跨入了光明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们的背后是无数革命先辈的经验和期许，或许能够将一句老口号再次打出：“我们的目标，就是在两，三代人之内，在全球范围内彻底消灭私有制。”
脱北者出身的笔者入境后，不少的人提出疑问：“朝鲜饿死那么多人为什么还不搞示威游行？”
每次我都只能简单地回答“对朝鲜居民的监视和控制太多，不敢揭竿而起。”没有在朝鲜生活的经历，他们无法理解其内情。
如果在朝鲜进行反体制活动只牺牲自己的话，很多人会奋起抗争。但如果整个家族都被关进收容所，受动物般的虐待度过余生，那么这并不仅仅是勇气问题。
在这种强压条件下，也有奋起抗争朝鲜独裁体制的年轻人。原朝鲜劳动党书记黄长烨透漏道：在他担任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时，对体制怀有不满的学生找他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该行动了。”他就劝这些学生说“还不是时候。”
笔者亲眼目睹过1989年在平壤举行的朝鲜青年反体制活动。看到他们散发的传单和大字报后不知所措的平壤居民的样子，还历历在目。居民们的眼光死死地盯在大字报上，用沉默表示认同。
他们声讨朝鲜金日成金正日体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封建王朝体制。还高喊还给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被捕后都被处于死刑，但我相信历史会铭记他们。在此向大家介绍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
平壤民心的响应
刚刚结束第13次世界青年学生庆典的1989年9月的一天早晨，很多人开始聚集在乐浪区电影院（位于现今平壤市乐浪区统一2洞）。上班路上的人们观看着张贴在电影院各处的题为“我们的斗争”的无数个大字报。
大字报的内容是这样的。“目前的朝鲜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相违背的封建统治国家。让人民勒紧裤腰带，强迫他们建设社会主义，却是金日成和干部们丰衣足食的世界。我们希望亿万人都平等的社会。”署名是‘我们的斗争’。
他们批判朝鲜体制时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话语。引用马克思著作来指责了朝鲜政治权利不是无产阶级政权，而是金氏父子的个人王朝。他们在传单的最后还号召人们‘用我们双手推翻这封建统治国家，建设新社会。’
但问题是第一次见到这些东西的人们的反应。第一个发现的人为了让他人也看到这些东西，没有损毁它，是想让更多的平壤市民看到这些。当然可能还有不要管闲事的心理。但那么多人只观望而不去撕下来，对其表示赞许的心理作用也很大。
事情发生后平壤市像捅了马蜂窝。国家保卫部马上向平壤市保卫部下令抓捕‘反动’。市保卫部为了抓捕张贴大字报的人开始了搜查。
虽然保卫部开始了搜查，但他们没有中止活动，事态反而更闹大。他们辗转在平壤市所有电影院和剧场张贴了反政府传单。
用印刷机制作的反体制大字报
他们张贴传单有几个特点。出现在深夜，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传单张贴在电影馆墙壁上后就消失地无影无踪。而且跟以往的传单是用手写的不同，这次却是用印刷机印制的。由就是说，油印物。
他们称自己的团体是‘我们的斗争’。但保卫部没能查到任何线索，只忙于追踪他们的踪影。传单某天贴在大同门电影院，第二天在善桥电影院，第三天却张贴在东平壤大剧场。因为他们平壤乱成一锅粥。
有人说是间谍张贴的，但大部分平壤居民心里明白是内部人所为。
他们这种神出鬼没的活动也留下了几个线索。为了隐藏身份而使用了印刷机，还引用了马克思著作。保卫部着重搜查这些部分。
调查了平壤市内所有印刷机，开始追查使用相同活字版的地方。每个印刷机的字体都有微小的差距。藏在人民大会堂的马克思和列宁，恩格斯著作只让那些特许的人阅览，保卫部集中追查了这些人。
随着搜查的深入，反体制活动青年们的轮廓开始显露出来。保卫部掌握了金日成综合大学、金策工业综合大学、平壤外国语大学、平壤商业大学、平壤建设建材大学等大学生跟这活动有关的线索。
通过精细比对传单字体发现，金策工业大学和其他几个大学印刷所的活字跟传单上的字体一样。因为阅览马克思著作的大部分是大学生或教授、研究员，所以把调查的范围缩小到年轻的学生。
被大同江地区保卫员逮捕
但是，因为偷偷使用印刷机，没有留下痕迹；阅览书籍的人又不是一两个，搜捕异常艰难。
平壤保卫部的反贪科和搜查科，各区域的保卫员不分昼夜地潜伏在所有剧场和电影院里。结果，90年8月的一天凌晨，在大同江电影院张贴传单的学生被潜伏着的大同江地区保卫部保卫员抓到。
调查被捕学生的平壤市保卫部调查到组织的实体后惊得目瞪口呆。进行反体制活动的学生的父亲大都是前任朝鲜军将领。
保卫部逮捕了跟组织有关联的12名学生。他们都是金日成综合大学、金策工亚综合大学、平壤外国语大学、平壤商业大学、平壤建设建材大学等朝鲜最高最好大学的高学年（3年级以上）学生。
12名中8名是前任朝鲜军将领（将军、少将以上）的孩子。他们在大学也都以优异的成绩和模范生活受到教授和同学们的尊敬和喜爱。
他们在父亲的庇护下从小受着最高待遇、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从高中时期开始被称为天才学生，还入了朝鲜最高学府。
看到马克思著作下了‘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
他们对朝鲜政权怀有不满是从专门为将领们居住的高级公寓出来以后，了解到平壤一般居民生活的那时刻起。
平壤有专门为朝鲜军将领准备的高级公寓。禁止一般人接近的公寓由军人做24小时的警卫，只允许预约访问者进入公寓小区。
自从父亲转业，从将领公寓搬出，居住在跟一般人居住的一模一样的楼房中，亲身体验到一般百姓的生活疾苦开始，这些被捕的学生对体制有了怀疑。
曾受着特别待遇，只跟中央党干部子弟和将领子弟来往的他们，生活在一般楼房中，看到平壤市民艰苦的生活形态才开始了解到朝鲜社会是专门为特权层服务的事实。
青年们传阅着马克思列宁、恩格斯著作，了解到朝鲜社会不是为劳动者、农民服务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青年们曾一起生活在将领公寓，关系很密切。等到父亲转业后又一起经历了艰苦的生活，一起传阅马克思书籍，志同道合就组成了‘我们的斗争’这一反政府团体。
60年代以后，朝鲜回收了所有马克思和列宁等有名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家们的著作，禁止一般百姓阅览。人民大会堂把这些书列在阅览书目中，但只有得到相关机关特许的人才能借阅。被捕的学生都因父亲的背景能读到这些书。
被捕后也不屈不挠
他们把团体的最终目标定为颠覆朝鲜政府，并开始活动。第一项活动就是找寻志同道合的同志扩大组织，展开转换民心的大字报斗争。
他们从第一次大字报斗争开始进行了1年多的秘密活动。据说虽然被捕并受到保卫部的调查也没屈服。具有聪明头脑和接受过朝鲜最高教育的他们，用有条有理的话语、堂堂正正地应对了保卫部的审讯。
一个预审员（搜查官）：“预审员们反而要回答他们的提问了。”
当时参与到审讯的一个保卫员说“如果他们没被发现，继续扩大其势力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这位保卫员说，他们在平壤市郊区的一个秘密场所被秘密处决了。死的都是非常可惜的人才。当时他的脸上流露出迷茫的神情。
这些年轻人虽然在20岁刚出头的年纪倒在金正日的枪口下，但继承他们遗志的更多的年轻斗士们在朝鲜国内高喊着民主主义。或许，平壤市保卫部的地下监狱里现在还在传出为朝鲜民主化作斗争中被捕的朝鲜青年们的凄惨的叫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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