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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革命的实践打造同志式的关系，不是在说地下组织派去的代表员有那样大的政治影响力，接触一会就能把工人思想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变成马列毛主义，而是在描述代办员建立的地上组织的巨大威力。有觉悟的同志能在地上组织的民主集中制中被代办员说服，实现了代办员不讲政治的政治领导，共同清洗了机会主义者。然而既没有政治素养合格的代办员（要经过地下组织长期耕耘培养），也没有能说服意见和统一行动的形式（有也是靠着个人威望的脆弱关系），机会主义者的剧本不堪一击。
2、地上的工作通过经济互助和战斗值班，一面为群众提供生存保障，一面捍卫地上互助成果，在这样共同的事业中，才得以筛选和锻炼出一批批先进群众来。地下的工作则是进一步对先进群众进行政治灌输和锻炼，在政治色彩鲜明的组织工作、组织生活中锻炼出如田文中这样的优秀“代办员”，以不断扩大革命根据地，剔出革命队伍中的反动分子，如此过程，在缺乏地上地下划分的机会主义剧本中是不复存在的。
南征北战与难忘的战斗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展现了上个世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革命经验。就像机会主义者搬出刘少奇机会主义电影“燎原”为其手工业交朋友融工背书一样，当代马列毛主义者也要从历史经验中学习在全面工业化的赵修资产阶级专政下全国一盘棋闹革命的经验。
电影南征北战展现解放战争战略防御阶段时红军的运动战，影片中划分了红军（地下暴力）与一般民兵（地上暴力），而革命的的最终胜利靠的是战略防御阶段中党及红军力量的保全和发展，看似放弃了地上的群众组织（桃村的村委会等）但实则是保全了运动的真正核心—地下的革命家组织与地下暴力力量。 影片中的运动战并不是机会主义者融工的“流寇游击战”，因为游走运动的表现背后有着坚实的大后方–地下革命家组织、地下斗争网络及地下暴力力量。地下的具体形式因时而变，但如今的机会主义者从一开始便放弃了从政治上思考放弃了构建地下这个大后方从而在实质上放弃了革命运动本身。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全国一盘棋的当代革命必然也像百万雄师过大江一样获得最终胜利，电影难忘的战斗便选材于政权刚刚建立之时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战斗不仅要与外部的蒋介石、赵修斗争，也要跟组织内“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进行斗争。难忘的战斗中革命派清洗掉了刘志仁等反革命派，深刻说明哪怕是政权建立后政治报路线下脚手架组织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反观小草闹剧中的激流网一众手工业机会主义组织的丑态，投机的政治上种不出民主集中制与无产阶级纪律，无产阶级要革命要清洗出刘志仁、余峰等投机分子只有弃绝手工业式组织，从 “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
一、从田文中与刘志仁两个对立形象说起——只有职业革命家组织才能培养职业革命家，也只有在职业革命家组织才能清洗掉组织内的反革命
电影中田文中的形象是瞩目的。田既可以在军队中作团长带兵打仗又可以作粮食收购队队长搞生产工作，当然，在当下更突出的品质是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服从调配到粮食生产部门）又上纲上线能够揪出机会主义者刘志仁。试问田文忠这样的人从哪里来？特色的解释当然是服务于当下的目的。赵修及御用保皇派们把田文忠、毛主席一类革命家说成是天才，意思无非是英雄创造历史，而如今要么是没有英雄—革命闹不起，要么英雄就是赵修头子–保党救国改良道路。披着红皮但本质不过是前者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者给出的解释是一本烂透的剧本–三勤三化和自我修养道路。同样的，机会主义者的解释也是为其手工业机会主义路线服务，机会主义者幻想绕开地下地上划分，绕开建立工业化纪律革命家组织，只要怀揣秘笈去融工交朋友便能收获“铁杆钢杆”。
事实是没有脱离革命家组织的革命家，也只有革命家组织中的锻炼才能培养革命家，而地上的自发性斗争或资本家工厂中的“锻炼”不能够提供这种培养。 机会主义者可以嚷脱离群众的话,但事实是地上并不存在地下工作（无论是培养革命家抑或是建设革命家组织）的环境。就以培养革命家工作来说，首先在自发斗争中根本产生不了革命家，原因并不在于群众的“愚昧”“劣根性”而在于工厂的客观物质（社会关系）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工人的思想也仍然是稳定的—稳定在被禁锢于狭隘社会关系下的自发性意识与自发斗争。工人的自发斗争，就其性质来说与工联主义无异，也就是不反赵修不反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种实践中也只能产生出自发斗争水平的意识。农民工讨薪并不能产生出推翻赵修的政治任务，因此自发斗争再多也是几乎无用，机会主义者去工厂中以高不了群众自发水平多少的手工业方式“领导”群众的自发斗争其结果也无非如此，一部分机会主义者悲观失望指责群众政治冷淡，另一部分恼羞成怒想要用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政治夜校来掩盖其失败。但都是无用功，因为物质决定意识，只有战友的实践才能造就战友的关系，而交朋友的实践只能早就交朋友的关系。
而筛选、培养先进工人成为革命家的“场所”只能够由马列毛主义者提供，而这部分链条只能牢牢掌握在马列毛主义者手中，由此才能掌握在阶级斗争中的主动权。而培养革命家的工作只能够在地下环境中革命家组织中进行而非用线上线下等混淆地上地下划分的手工业组织核心或几乎完全暴露的融工小组中进行。划分不同工作、任务的地上地下是容易理解的，只有政治上远离赵修不被赵修暴力触及的地下才能够进行培养赵修掘墓人这样与其水火不容的工作。但如今的机会主义新变种混淆地上及地上组织工作性质，以政治灌输、政治扫盲等话术来在背后推销在地上培养革命家的黑路线。
马列毛主义者重视建立地上组织的工作，也认为地上组织是地下的重要分支。在这一点上杨文翰的例子已经说明了：只进行游击战（地下及地下暴力）不去发动群众建立地上兵源地、练兵场，最终队伍越打越少乃至瓦解。在电影难忘的战斗中，田文中、李光明等革命者解决粮食收购问题、与屯粮的地主斗争时，便通过“上山下乡”领导建立“粮食帆船运输队”这样的群众组织、地上暴力，并经此筛选出战友—如船工孟楚虎，被蒋匪要求渡船，拒绝后与其斗争，后吸纳为帆船运输队的队长。
但是，无论是对于电影剧情抑或是对地上组织的意义的认识上，都应该注意到地上组织所承担的是筛选、输血的练兵场和兵源地的作用，但并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进行马列毛政治灌输的作用，其所供给的先进分子只能在地下环境中的地下革命家组织中进行灌输培养成革命家，地上地下要严格划清界限。与影片中政权初建的背景不同，在如今革命中的一个相当长的阶段里，地上组织不能有革命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说地上组织中的群众并不知道其所作所为是为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而仅仅认识到自发水平外衣的经济互助与暴力自卫的目的。也因此，地上组织及工作的实践也不可能让群众培养出革命的政治意识，所做的仅仅是通过义务劳动值班来筛选出有培养潜力的积极分子。
说完了田文中及如何培养出田文中便再简要提一下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形象刘志仁（原型是刘少奇、邓小平）。刘志仁的形象是典型的，其从一开始参与革命便是因为在国民党内捞不到好处，眼见革命大树成长便想要另攀高枝。刘志仁对自己与国民党的密切联系进行政治隐瞒（之透露了一部分但最关键的进行保留），可见其在革命组织内也是时时刻刻想着个人升迁第一而不是从革命角度进行行动。其结果是刘作了太平集副区长后很快便国名党特务粮行行长陈复堂盯上并以其掌握的材料对刘进行要挟。刘担心自己的材料泄露后前途无望便从动摇变为彻底投靠反革命的怀抱，最终自取灭亡。
除了红岩甫志高等机会主义者共有的个人主义至上的投机态外，刘志仁这一机会主义分子更典型的一点便是 其是邓小平式的人物。刘志仁在于国民党特务勾结后，一次陈复堂屯粮提价暴露后刘志仁又赶快见风使舵说了很多颇批判的话，看似划清了界限，但暗中仍然继续勾结。
余峰、刘志仁一类的机会主义者时常混入组织队伍中，但不同的路线、不同的组织却展现出完全完全不同的结果。在小草事件中，篡权的篡权，投敌的投敌，最终一片鸡毛，而在电影中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家组织里，面对民主集中制刘志仁无处遁形也无处“活动”，既被集中的一面–田文中上纲上线的察觉和集体领导制所造就的“政治高压”弄得胆战心惊一步步暴露完全面目。另一面又陷入群众的民主监督的大网–被组织起来的群众揭露其与陈复堂密会宴饮、对粮食工作走心不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