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俄国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机会主义者的各种跳反、骑墙、墙头草等等行为应接不暇，而这也正是他们毫无原则和底线的最好表现。
在代表大会的第一阶段，主要是火星派同反火星派与泥潭派的斗争。火星派内部的孟什维克虽偶有露头，但此时还暂时没有完全露出獠牙，甚至有时激烈反对泥潭分子。
当然，孟什维克激烈反对泥潭分子不过是想打压异己罢了，并不能算得上是什么贡献。一旦自己投机本性暴露了，就要恬不知耻地与自己曾批判过的分子冰释前嫌，共同举起反列宁主义的大旗。就像S先生也曾狠批八国联军，但一看自己投机无望，就委屈巴巴地跑过去和八国联军厮混在一起了。再比如东风和工农解放社也曾相互攻讦，但后来发现双方都是过街老鼠，被革命者批得人人喊打，就痛哭流涕地拥抱在一起，把彼此的嫌隙抛诸脑后，共同举行反对大群的“神圣起义”。曾经“站在前列勇敢斗争”的马尔托夫，后来就是这样跑到曾经的敌人那里去的。
列宁的新火星报要同旧火星报的机会主义者们划清界限，要么服从多数领导、心甘情愿地服从组织原则；要么分道扬镳，服从机会主义路线的先生们可以“自由”地离开。这很像目前大群和东风、致远星的关系，他们这些机会主义团体的创立者都是无法遵守、或者自己受不了工业化路线而逃跑的这么一批人，随着革命的力量不断壮大，受不了工业化组织纪律的机会主义者就跑去跟他们一块呆在泥潭里，不过是大浪淘沙而已。
马尔丁诺夫明里暗里鼓吹自发性崇拜，故意要造成一种“自觉性能够自发提高”的假象，列宁坚决反对这个提法，并指出没有党的影响就没有工人的自觉活动。可见，提法问题的背后仍是原则问题。
在没有物质基础的情况下也能自行觉醒，这种谬论的实质不是鼓吹自发性又是什么呢？他们扭扭捏捏，企图在提法上暗渡陈仓，为的就是造成思想混乱，把手工业宣传也自封为革命行为，把根本提高不了自觉性、只能提高自己个人威望的“传教”行为也自封为革命行为，以逃避艰苦卓绝的工业化义务劳动。
机会主义者表面是对“语气”不满，但实质上就是对民主集中制不满，对组织纪律不满。这种不满可能以某种细枝末节的角度开始，但最后一定会落到对组织路线的攻击上去。表面看可能是“方法”不同，背后可能就是激烈的路线斗争。当年的机会主义者为了所谓的“民主”，要把比例代表制写进党章里，今天的机会主义者也是为了追求所谓真正的“民主”，而背弃了民主集中制，这是一样的道理。
一个组织最大的危险不在于外部机会主义敌人，而是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一个合格的革命组织必然要有民主集中制来捍卫正确路线的领导权，同样的这个组织还会有革命纪律，还会有义务劳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诞生机会主义分子了，恰恰相反，在这种物质环境下诞生出来的机会主义分子，更具有隐蔽性，甚至他们还会利用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比如火星少数派分子施泰因通过鼓动，使得组织委员会的立场发生180度转变，甚至要动用纪律来处理巴甫洛维奇这个敢于坚持自己正确意见的好同志。因此要同他们进行路线斗争，则更要善于鉴别区分他们，并且要更善于利用民主集中制的手段来对抗，到了情况极其严重的时候，即便违背了组织原则，也不能违背政治原则。
如不开展路线斗争，看似人多势众，实则各怀鬼胎，终会分崩离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开展路线斗争，才有可能把机会主义思想从同志的头脑里清洗出去、把机会主义分子从我们同志的队伍里清洗出去，从而让全党上下绝大多数人都在正确路线上同心同德，这样才能有翻身夺权的把握，才能赢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正所谓以斗争求团结，以团结促斗争。上世纪的俄国革命如此，本世纪的中国革命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