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地下到地上，这是一条革命的组织发展路线
1、为什么必须从地下到地上
如果拿植物的生长过程来做比喻，革命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种子变为幼苗的过程。机会主义者可能会奇怪，为什么革命组织不能直接在地上办到一切革命的任务，比如说融工，难道不是直接去工厂里进行融工就好了吗？其实不然。无产阶级革命的任何行动都必须通过组织进行，任何行动都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发展。直接去工厂融工，对于组织这个种子来说，就是把种子直接放在地上晒太阳，只能是被毒辣的阳光晒死。机会主义者出于自身投机倾向，给出来的看似直接简便的方案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彻底批判。
只有地下是革命家组织诞生的温床。从中修帝国主义（以下简称中修）的角度来说，地下的定义是政治概念上最远离中修的地方，地上则是要和中修直接交锋的地方。没有线上和线下的划分，只有地上和地下的划分。在中修统治中心公开活动的是地上，远离中修统治中心的秘密行动自然是地下，其中区别关键是中修的暴力是否能够触及。因为革命家组织是和中修水火不容的组织，因此只有在远离中修、中修无法直接干涉的情况下才能诞生，这是显而易见的。注意，这里所说的远离，仍然是政治意义上的，不从政治出发，就不能考虑到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
只有在远离中修的政治概念的地下，才能发展出来革命家组织。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家组织才能保证连贯性和继承性，不会被中修轻易镇压而无法实现对运动的领导权。只有在政治上受到中修的影响最低，才能真正让革命家组织承担起革命的任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地下指的是远离国民党的农村以及城市中配合农村武装斗争的地下组织；在十月革命里，地下指的是用书信层层掩盖起来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及其领导下的地下代办员网络和地下工人武装；在当代，地下指的是中修无力干涉的依托墙外匿名网络发展起来的地下革命家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墙内地下代办员网络、地下暴力斗争力量以及地下政权（红色节点）网络。只有在地下的条件下，地下革命家组织才得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核心。
但是机会主义者看了上面这段话，仍然是不能理解地上和地下的。机会主义者真诚地发问，难道工厂里的工人就被这样划分到地上了吗？明明机会主义者每天都在对这群工人进行“灌输”，但为什么仍然要被划分到地上呢？既然承认地下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核心，就必须承认，一切拥护和接受地下革命家组织领导的群众才是无产阶级革命可以直接依靠的群众，如果是机会主义者找到的这群工人，根本连地下革命家组织的门都没有摸到的人，是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关系的，而只是处于自发状态的工联主义的群众。
不仅要口头上承认地下革命家组织是革命力量的核心，还要在实际的工作中承认地下革命家组织是革命力量的核心。一切行动的实际承担者都是受到地下组织支配的，代办员只是被派到地上工作，代办员的实际联系仍然在地下。如果没有这种地下的联系，先锋队在概念上就不能存在。
此事需要和东风机会主义者的抱怨联系起来看。东风一部分因为自己头脑发热就单人跑去融工的机会主义者说，工厂里的工作太累人，根本没有时间来做有关革命的工作。尽管东风机会主义者安排的这些工作确实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其中的问题也是可以拿来参考的。试问谁来做指挥协调代办员和工人组织的工作？谁能够适时地提供运动的材料？谁能够担负起筛选先进工人的重任？只有地下的革命家可以承担此项任务。地上和地下并不只是提供这种分工的关系，而是地下就是运动的核心，地上是承担前线任务的一个小分支。这个分支固然重要，但是大部分运动的功能并非地上提供。东风既要又要的机会主义路线，得出需要融工超人、或者所谓的“先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这两个滑稽的结论也是必然的。
没有地下来承担革命的组织工作，指望代办员一手操办，最后的结果是不仅地上也办不好，地下也是一塌糊涂。机会主义者把自己的“融工”吹得好听，实际行动破绽百出。然而问题如果仅仅是代办员被累死，那相对还是好的结局。事实是，如果不能紧抓地上地下的划分，大部分行动是根本不能进行的。这并非单纯事务多寡的问题，分工只是一方面。在政治上直接放弃思考，选择了纯粹的地上行动，机会主义者就没有办法做那些“看起来是地上的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实际上没有地下的帮助根本不可能展开。比如对先进工人的革命灌输，不可能靠地上的个人宣传、交朋友的手工业方式来实现，那样的效率和效果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也不可能靠地上群众组织来实现， 因为地上谈政治的组织必定很快被中修铁拳围剿，而只有把先进工人吸纳到地下革命家组织，在地下革命家组织完成有组织、工业化的革命灌输，才有可能大批量培养工人革命者。
机会主义者也不可能解决“谁来提供运动的材料”的问题，机会主义者不仅不会提供材料，还会“适时地提供”各种分裂和破产的隐患。没有地下革命家组织作为领导和协调中心，就不可能总结全国斗争经验，适时修改完善革命策略并在全国推广贯彻。而机会主义的手工业小组必然是四分五裂、各自为政，不可能总结和贯彻先进经验，而只会成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温床。更不用说政治上的集中，这部分在失去地下组织之后，就会变得不可能进行，仅仅依靠代办员没有办法做到。代办员当然负责地上的政治集中，但地上的政治集中必须服从地下的政治集中，才能保证正确的方向，地上不能没有地下。上述例子只证明一点，没有地下，地上无从谈起。运动实际上是地下的运动，而不是地上的运动，只看到地上的形式而没有看到地下的本质，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地下领导地上，这是物质基础所规定的，并非杜撰。地上地下的形式承载了斗争的全部内容。在地上地下所不能容纳全部斗争活动的时候，证明革命已经越过了这个阶段，进入到更高级的阶段。
革命的生命力来源于地下而并非地上。代办员固然能找到先进工人，但是地上地下隔离，并且代办员的职能划分并非是灌输给先进工人什么政治观点，所有筛选之后进行灌输的工作，都必须在地下进行，否则无法应对中修的镇压。而先进工人仅仅团结在地上组织周围，也是完全不足够的。机会主义者的工人也就局限在这一步。地上的一切力量只有转化为地下的力量，才能够为革命所用。叶子吸收阳光，根系吸收水分，分工明确，互不冲突。现在机会主义者的主张就是让叶子把树苗的所有生命活动都做完。谁都可以预料这种情况，在机会主义者的英明指挥下，机会主义者的地上组织的生命周期就和插花一样短暂，没有地下组织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当然可能并不否定上述观点，因为他们早就找到了一个可以容身的新底线，那就是著名的五个扳手合成一台机床理论——只要地上的数量堆积够多，地上就会自然而然发展为地下。看来是机会主义者还在兜售自己的错误论断，这里有必要说明，地上和地下的区别在于质的区别，而不是数量的区别。即使是规模最小的工厂，能做到的事情也比规模最大的手工业工场多得多。可能机会主义者有一千个，一万个扳手，而马列毛主义者只有一台机床，但所处阶段就是截然不同的，马列毛主义者已经进入了自觉的高级阶段，机会主义者还在自发性的泥潭中蹉跎。更不用说机会主义者在数量上也难以和马列毛主义者匹敌，留给机会主义者的只有五个扳手合成一台机床的理论。
地上和地下的区别在于质的区别。这点说明的已经够多了。机会主义者抹杀了阶段之间的区别，如果机会主义者真的可以通过数量的堆积达到从地上转变为地下的壮举，那么很显然，从地下退化为地上，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也并非不可能办到的。这就是机会主义者能得出来的结论。阶段和阶段之间的转变是需要彻底消灭掉上个阶段的旧有基础的。机会主义者抱着五个扳手，以为自己只要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就能一直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似乎只要保持这样的态势，机会主义者就能一直站在历史最为正确的一方，未免也太具有想象力了。马列毛主义者转变为地下革命家组织，是以机会主义者作为祭品办到的，机会主义者想要转变为地下组织，也只有经过这一条道路不可。在多少次失败之后，在所有先进的工人感到厌烦的时候，在机会主义者彻底失败的时候，反思才能诞生，新的组织的萌芽才能从机会主义者的尸体上生长出来。只有彻底批判和打倒从地上到地下的机会主义路线，才能建立起地下革命家组织，推动地下领导地上的革命工人运动去取得胜利。
2、从地下到地上的若干至关重要的策略
（1）必须首先构建全国性地下斗争网络
革命的组织路线必须服务于革命的根本战略，而革命的根本战略又必须符合革命的客观条件。当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当代中国是一个实现了工业化的，拥有现代化交通通讯设施，镇压力量拥有先进武器和技术装备，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样的条件，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方割据军阀混战的旧中国截然不同的，也是与有着严重封建残余、经济、技术、军事上都较落后的沙俄有很大不同的。因此当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战略和组织路线也必然要有不同于之前中俄革命的新的重要特点。
当代中国的客观条件，就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发展全国规模的地下革命家组织，由地下革命家组织构建全国性地下斗争网络。 只有在地下革命家组织发展到有足够力量能支撑全国性地下斗争网络时，才开展全国性的大规模融工，从而全面推进地下领导地上的群众斗争，使自觉的群众斗争一开始就在全国广泛布局、多点全面开花。
历史上俄国和中国革命，虽然也贯彻地下领导地上原则，但地下和地上斗争之间没有明显的前后阶段，一般建立地下组织作为领导核心的同时，也就同步或很快就发展地下组织领导的地上群众斗争。这是因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和沙皇俄国在统治的集中统一程度上，在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控制力上，在镇压力量掌握的先进技术手段上，都与当代中国有很大差距。
当代中国条件下，如果没有一个比较长的发展地下革命家组织、积累地下斗争力量、构建全国性地下斗争网络的阶段，而贸然就把弱小的地下力量去投入到地上融工、去领导少数地方的地上群众斗争，那迎来的只能是惨重失败。因为少数地方的地上群众斗争，必然很快陷入中修调集全地区、全省、全国镇压力量的围剿，而弱小的地下斗争力量，是无法从人力、物力、技术手段上支持这些孤立的地上群众斗争去抵抗围剿的，也根本不可能在面对重兵围剿时安排有序撤退保存革命有生力量。所以超越发展地下革命家组织、构建全国性地下斗争网络的阶段，强行推进地上斗争，只能是“左倾”冒险冲塔的机会主义路线！
某些机会主义者，呼吁什么呢？呼吁各个小组，各个泛左翼团体，投入地上融工，从而形成一种其妄想的，全国各地开花的局面。并将其称之为全国的星星之火，妄想形成燎原之势。且不说，这种手工业和工联主义能不能形成节点，即便资产阶级政府放长线钓大鱼，这些小组各自政治路线不同，组织原则不同，根本无法统一调度，相互协同。冲塔好汉们还幻想着有一个小组侥幸的存活下来，一声令下，成为武林盟主，统一了各个小组。这种幻想没有任何现实依据，也不可能存在，政治不同，统一只是松散的统一，表面的统一，以表面的统一去面对集中的资产阶级政府的镇压，最后的结局只能是被逐个击破。恰如山头林立的小组，看着他们的武林盟主被围攻，作壁上观。
只有地下革命家组织发展到能构建起全国性地下斗争网络，能在全国同时大规模开展融工、发展群众斗争——也就是说地下领导地上的群众斗争一开始就有全国性，就是广泛分布、多点开花的、并且这些群众斗争是在地下革命家组织领导下互相联结、互相支援的，再加上这些群众斗争主要是蚕食资产阶级的基层统治节点（在当代中修条件下，夺权的革命工人运动一开始只能蚕食基层节点，而不可能实行公开武装割据，可参看赤眉同志《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胜利》一文中论述），这样才能使中修全国的镇压力量不得不被分割到众多基层节点中，陷入群众斗争的汪洋大海，而无法调集绝对优势力量围剿每个节点（要这样做必然拖垮镇压力量）。即使对个别节点中修集中力量进行镇压，在全国性地下斗争网络的支持下，个别节点的有生力量也能比较容易地有序撤退从而保存下来，地下斗争网络能比较从容地调配撤退的力量到其他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节点去开辟新的斗争。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能波浪式持续推进，革命力量就能波浪式持续积累，直到扭转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革命进入决战阶段。
（2）必须实行地下和地上的严格隔离
当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决定了地下革命家组织和地上群众组织之间必须实行严格的隔离。历史上中俄革命中地下党和地上群众组织、群众斗争之间也都是严格隔离的。普遍实行领导层的秘密化，上级领导的匿名化，采取单线联系手段，等等。不如此无法对付统治阶级的镇压。当代中修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能力以及政治专制的程度又要超过旧中俄，因此地下和地上之间必须实行更加严格的隔离。
首先，地下革命家组织必须利用当代互联网技术手段，实现全面匿名化。全体成员，除非绝对必要，都应保持匿名性——也就是说互不知晓、且无法推断真实身份。这样即使个别成员背叛、被抓，或有特务渗透进来，敌人也无法顺藤摸瓜破坏整个组织。
第二，地下革命家组织派到地上工作的代办员，也必须尽可能匿名化。在地上其代办员身份要尽可能少的人知道（比如只有同代办员小组的人才知道），所有代办员都和地下革命家组织单线匿名联系，其真实身份必须只掌握在最少范围内的人手上。这样即使损失个别代办员、代办员小组，也不会影响整个地下代办员网络和地下革命家组织。
第三，在地上群众组织中，必须相当长一个阶段没有政治色彩、不谈政治。在中修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严酷的政治专制下，地上群众组织必须长期以灰色面目出现，地上群众组织只开展事务性活动，群众组织中不谈论政治，而一切政治领导、政治灌输、把先进工人培养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等政治工作，都必须集中到地下革命家组织中。地下革命家组织通过代办员执行地下革命家组织的意志来实现政治领导，通过筛选出先进工人吸纳到地下革命家组织（和代办员及地上群众组织完全隔离）进行政治灌输和培养，来完成革命家队伍的壮大。这样，对地上群众组织来说（对中修就更是如此）地下革命家组织始终是一个黑箱，即使地上群众组织受到破坏，地下革命家组织也不会受重要影响，还能有效保存有生力量。
第四，在实现大规模融工，开展全国性地下领导地上的群众斗争后，地下革命家组织也绝不能削弱、绝不能融化到地上组织中去，而要始终保持强大的力量，成为地上斗争的领导核心，成为推动群众斗争的政治和组织发动机，成为统筹全国斗争网络的协调中心。
机会主义者宣称什么匿名线上联系都是虚拟的，因此必须到线下去，到线下才是革命实践，必须实现线下领导线上。这完全是脱离现实的胡扯，是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落后思维误导革命实践。线上线下的划分是不科学的，线上线下只是手段，关键是地下地上的划分。只能是地下革命家组织领导地上群众组织和群众斗争，否则就是做了群众自发性的尾巴，而且是白白暴露力量给中修送人头。而通过互联网手段实现全面匿名化、并与地上严格隔离的地下革命家组织，正是适合当代中国革命条件的地下革命家组织。通过工业化的革命协同、通过集体政治灌输和路线斗争、通过贯彻民主集中制，即使全面匿名、与地上严格隔离，也能实现革命家的培养，实现鉴别并清除机会主义分子和渗透特务，实现对全国地上斗争的领导——这就是当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由之路。
（3）必须开展地下暴力斗争
地下领导地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须发展无产阶级的暴力斗争力量，并且也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有组织的暴力斗争，才能夺取资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广泛建立地下政权（红色节点），最终实现力量对比扭转，通过决战推翻资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的暴力斗争，一部分是地上的。比如保卫地上群众组织的“战斗值班”，即对抗资产阶级基层力量对群众组织干扰破坏的暴力斗争，它形式上是工人自发保卫群众组织的活动，实质上是地下革命力量领导下的地上群众组织有组织的行为。还比如大规模群众运动中的公开暴力斗争（通钢斗争打死资方经理，蒲城运动中对抗警察的暴力斗争）。而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决战阶段，暴力斗争也将以大规模公开武装斗争为主了。
但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积蓄力量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建立地下暴力斗争力量，并以地下暴力斗争为主。这种地下暴力斗争力量的主要特点是：在地下革命家组织的绝对领导下，依托于全国性地下斗争网络，建立在地下领导地上的群众斗争的基础上，严格保持秘密行动，直接服务于地上群众组织的夺权斗争，是建立和保卫地下政权的关键力量，也是地下政权的关键组成部分。这种地下暴力斗争力量就是当代的地下红军。
地下暴力斗争有两个基本任务，第一就是要抵抗、削弱、消灭资产阶级基层镇压力量（要与资产阶级暴力机器的主力军斗争，是力量对比扭转后的下一阶段的任务）——也就是砸碎资产阶级的旧国家机器；第二要贯彻地下执法权。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劳动群众处于极度无权状态，资产阶级对劳动群众的种种压迫，群众遭受的各种不公待遇，均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伸张正义。因此就需要无产阶级的地下执法权，即由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地下暴力力量，根据反映群众诉求的地下人民法庭的判决，为劳动群众伸张正义，对压迫、侵害劳动群众以及犯有反革命罪行的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实行暴力惩处——也就是贯彻地下政权（即处于地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资产阶级之权。镇压资产阶级是地下政权最关键的权力，也是革命夺权斗争中所要夺取的最关键权力（暴力镇压之权），而要实现这一关键权力，也必须要抵抗、削弱、消灭资产阶级基层镇压力量，所以地下暴力斗争的两个基本任务是紧密联系、相互交织的。砸碎旧机器、贯彻地下执法权的地下暴力斗争，就是地下领导地上的革命夺权斗争和建立地下政权网络的最关键的物质基础。
地下暴力斗争，当然要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和阶级斗争形势，有一个从弱到强、从低烈度到高烈度的一个发展过程，而不能冒进。但是反对地下暴力斗争，否认地下暴力斗争是地下领导地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键组成部分，是革命夺权斗争和建立地下政权的最关键的物质基础，那实质就是机会主义的合法斗争路线的一种表现。
关于暴力斗争，还必须反对以下两种机会主义路线。一种是寄希望于大规模群众运动中的暴力斗争，认为这种暴力斗争参与人数众多、法不责众，应作为暴力斗争主要形式。然而在力量对比没有根本扭转、资产阶级专政仍然强大的阶段，这种大规模群众运动只能基本上是自发的，其中的暴力斗争也是自发的（自觉的大规模公开暴力斗争，那就是冒险冲塔了),自发运动是无法真正触动资产阶级专政的。寄希望于这种自发的暴力斗争，其实就是做群众自发性尾巴的机会主义路线。另一种是把暴力斗争理解为组织少数冒险家搞有影响力的袭击行动，想搞一波大的制造革命声势——这种就是追求政治影响力的机会主义路线，也是脱离群众的恐怖主义错误路线。
二、从地上到地下，这是一条机会主义的组织发展路线
1、地上组织绝无可能发展出革命先锋队
机会主义者批判马列毛主义者建设革命家组织的行为是线上建党，拿没有参与地上实际的融工工作指责马列毛主义者不实践，他们认为先锋队的产生必须要实现与工人的结合，现在迫切的任务是实现马列毛主义与工人的结合建立起地上工人小组并对工人们开展政治灌输。因此他们鼓吹融工万能论，要求现在立刻融工，融工后建设的工人组织中会生长出一个先锋队。如果仔细考察他们的融工工作，就会发现，他们为了“更好地”同工人打成一片，在融工中推行一条崇拜工人的自发性的交朋友路线。所谓的融工要么是带领其组织骨干和少数工人开展经济主义和工联主义的斗争（比如讨薪，怠工组织），要么就是直接在工厂中通过交朋友然后直接进行“政治灌输”（比如在工人宿舍甚至是产线向其宣讲马列毛原著）。无论是前者的经济主义，还是后者谈论政治，其主要活动都是地上环境墙内平台，甚至毫不避讳、完全公开。机会主义者所建立的融工小组或是工人小组虽然标榜做了地上地下隔离，但是他们在地上大谈政治，以及带头组织讨薪，怠工等的行为，无疑是将其彻底暴露在工人乃至特色暴力机器面前，这种组织就是纯粹的地上组织，毫无半点秘密性可言。至于还未遭致打击的原因，或许是中修警察正采取历史上俄国革命中俄国警察对手工业小组的处理方式：监视领头者，当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积累起一定人数就开展抓捕，如此就使得运动处于低水平重复，达到他们既创造业绩、又维护专政的目的。但这不是关键，问题在于机会主义者错误的将希望寄托于不被中修抓住，而不是像马列毛主义者所主张的尽力摆脱这种被动的环境，转入远离中修暴力机器辐射的地下，牢牢把握革命运动中最牢固和最关键的链条，机会主义者反而沉迷在地上环境的侥幸中，一旦让中修抓住了把柄，顷刻即可覆灭。
这种机会主义者的地上组织会如其所愿发展出一个革命先锋队吗？如列宁所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 ”，马列毛主义者始终认为革命先锋队必然是由地下革命家组织和其领导下的革命工人组织所组成，而且革命先锋队必然是以地下革命家组织为核心发展出来的，而绝不可能通过地上组织发展而来。而机会主义者的地上组织本质是手工业状态的工人小组，发展时间一长必然暴露本来面目蜕变为工联主义组织。
试问这种工人小组会发展成革命家组织领导下的对部分工人公开对警察秘密的革命工人组织吗？要解答这个问题，关键是认识到革命工人组织必须接受地下革命家组织的领导。革命的地上工人组织必须在地下革命家组织领导下贯彻民主集中制，进行义务劳动和革命纪律的锻炼，接受正确路线的指引，如此才能保证地上工人组织能发展为民主集中制的战斗机器，为暴力革命积蓄力量，同时既能保证为工人群众争取物质利益，又能推动革命的政治斗争。但是机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本性使他们拼命地抗拒无产阶级革命纪律和无产阶级民主，为了维护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以及小团体和山头利益，根本不会接受地下组织的领导。因此机会主义者的地上工人组织注定是松散无力的，而为了维护这个地上组织的存在、证明其融工的成果，为了蒙蔽广大革命青年为其错误路线输血，为了整合组织内同床异梦的机会主义者，只能是抛弃路线原则于不顾，进行无原则的团结，最终结果就是路线领导权被工联主义篡夺，在其中被组织起来的工人是被资产阶级所掌握而不是马列毛主义者，彻底蜕变为反革命的组织。改良与革命没有同一性，这样的工联主义组织是不可能作为革命工人组织存在的。
试问机会主义的地上组织会发展成革命家组织吗？机会主义地上组织就是组织混乱且松散的公开的手工业小组。而地下的工业化革命家组织同手工业小组的关系不是量变而是质变，不是手工业小组自发发展就成为了工业化组织，而是总结汲取错误实践的经验实现的质变，工业化革命家组织正是在战胜手工业小组和内部手工业习气的路线斗争中实现发展的。当运动通过早期实践的量变积累实现质变，提出工业化组织的发展路线并为建设坚强的革命家组织而努力时，手工业小组便没有了存在的必要。革命不是孤立的而是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是普遍联系的，正是在总结汲取历史革命的经验上，如今的马列毛主义者早已找到工业化的组织建设路线，革命应当从新的基础上继续量变发展。而机会主义者所说的地上组织发展为革命先锋队，实际是在用庸俗的量变代替事物发展的质变，为其五把小扳手合成大机床的拙劣剧本辩护。必须明确手工业的融工小组不可能合成工业化革命家组织，因为本就是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其之所以只强调实践而故意地忽略实践本身的性质和路线，甚至在地上工作遭致灭顶之灾的打击时候，仍拒绝抛弃手工业小组，从建设一个工业化地下革命家组织开始，反倒是重复上一阶段的工作，继续在错误的手工业小组泥潭中徘徊，放任革命运动的低水平重复，无他，目的正是为了维护机会主义小团体狭隘的利益。
是否可以先发展一段地上组织积累力量然后再转变为地下革命家组织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工人不会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的意识，工联主义的组织也绝无可能变成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组织。手段就是会绑架目的，在长期的公开合法的经济主义工作中，小资产阶级自发性压倒（取代）了革命自觉性，原本的革命者满足于既得利益，成为了工联书记，背弃了无产阶级革命。没有革命家组织的领导，自发的或是工联主义的经济斗争断然不会与政治斗争有所关联。机会主义者说要建设地下革命家组织，不过是为了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而杜撰出蒙蔽无产阶级革命青年的话术罢了。假使这些机会主义者为了包装的更为逼真，脑袋一热真要去建设所谓的进行“政治斗争”的地下组织，但这种地下组织绝不是马列毛主义者认为的革命家组织而是别的什么。机会主义者只有在地上组织里进行宣传（是的就是地上的宣传，甚至算不上政治灌输），而这种手工业模式导致的地上地下不分，工人组织和革命家组织不分，只会给革命带来毁灭打击。如果要改变组织的发展方向，从公开合法转为地下非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因为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讨论自由和集中统一无从实现，必然涉及组织内部的利益冲突，因为这种组织只是小资产阶级个人团体利益的联合，压根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各派团体为了各自利益，决定了这种从地上发展到地下的戏码只是一个闹剧，是必然会被泄露出去作为要挟的政治资本。在这个从地上组织发展地下的组织的剧本中，既无法做到保密，也没有制度统一思想，更没有动力保证运动持续，最后只能是沉沦泯然众人，或者因为机会主义者互相之间的唤塔攻击被特色资产阶级专政，使地上运动陷入低水平重复。
符合主观与客观的革命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从建设一个坚强的地下革命家组织着手，培养代办员搭建起覆盖全国的地下网络节点，在此基础上开展全国工业化融工，建立起地下领导的地上革命工人组织，组织起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从而实现阶级力量对比反转，从而实现革命。机会主义的地上组织性质决定了其绝无可能发展为革命先锋队，其鼓吹的从工人组织中发展出先锋队，就是地上领导地下的机会主义路线，正是潜藏着逃避民主集中制和革命纪律约束以维护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目的。
2、地上组织实体是泥潭而不是革命根据地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 ”毛主席的这段话阐明了地下革命家组织和地上革命根据地的关系。革命家组织领导革命根据地，革命根据地用暴力保卫革命家组织，并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民主集中制和暴力内核是地上革命根据地的核心所在。
NGO、学生社团、工会等地上实体是非党的，不接受地下革命家组织领导的，资产阶级政治意识主导的。这些所谓的地上实体，在我们时代并不能成为根据地，而是手工业的泥潭。
受限于地上的专政环境，上述提到的地上实体不可能存在民主集中制，成员间没有明确的义务和纲领，无法及时将机会主义分子鉴别、剔除，因此也就无法形成吐故纳新的造血机制。脱离地下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完全暴露在地上的实体只能滑向工联主义，非但不能反哺组织，反而要让组织为了维护这些实体的存在对其进行反向输血，例如NGO在2018年夏天佳士运动的高光时刻，反而要靠学生社团给NGO输血，结果一败涂地；求是学会这样的学生社团，维持到现在30多年，一无所成，白白将革命青年的热情耗散在工联主义的实践中，实际上就是在瓦解无产阶级组织，非但不能造血，反而还在放血。
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战斗纪律，整个革命机器就开动不起来，只能靠少数几个人的积极性，是典型的手工业。手工业组织和工业化组织的根本区别就是有没有先锋队员带头上的革命纪律，机会主义者不会去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而是等待别人流血牺牲，自己摘取革命果实，所以洪流积劳成疾的时候机会主义者作壁上观，洪流过劳死了机会主义者又站出来将他的死因美化成“必要的牺牲”；所以佳士运动的机会主义者写自白书把责任都推给暴露在地上的工友，换取自己的释放。手工业组织必然为机会主义所掌握，必然使群众放弃马列毛主义的武装，在自发斗争中永无出头之日，失败再失败，既达不到发展组织的目的，甚至连纯粹的工联主义的目的都无法实现。
上述的例子都说明了所谓的地上实体，在我们时代的革命中已经过时了，失效了。机会主义鼓吹这条路线的实质是维护小资产阶级自发性，舍弃了地上革命根据地的内核，一头扎进手工业的泥潭，最终必然沦为革命的叛徒。
3、单点突破是机会主义空想
在机会主义泛左翼群体的各种“融工”剧本中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就是先集中力量在一个地方发展，实现单点突破，然后依靠单点突破，从一个地方发展到全国。
当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决定了“单点突破，从一个地方发展到全国”是爽文剧本、是机会主义空想，而绝无实现之可能性。
如前所述，当代中修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地方上割据势力众多，统治阶级镇压力量的空隙甚多，革命力量可以单点突破，先占领几个山头，再逐步发展壮大。而且当年中国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也是首先有全国性的革命先锋队，在它领导下并在它掌握的全国斗争网络支持下，才能建立和发展的。否则就只是山大王，虽然能够存在，但不可能发展革命事业。
在当代，中修统治阶级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统治体系，建立了庞大的、指挥统一而又装备先进的镇压力量。不说别的，就说负责对内镇压的武装警察全国就有几十万人，每个区县都有至少一个中队、一、二百人规模，都是专门接受镇压群众的训练的。你单点的力量能不能应对这一、二百人的镇压？即使你单点的力量强到能够对付区县一级镇压力量，资产阶级也能迅速调动地区、省和全国的力量进行镇压。而你没有全国性地下革命家组织领导的全国地下斗争网络，是绝无办法对付的。
机会主义者贩卖“单点突破”的爽文剧本，无非是为他们的手工业融工路线、小组阶段论背书。因为他们搞手工业融工，搞分散小组，那就只能是先在少数地方孤立地开展斗争，而不可能组建全国性地下革命家组织、构建全国性地下斗争网络。所以他们只能幻想“单点突破”，似乎只要把融工搞起，手工业的个别融工点、分散的融工小组就能逐步发展壮大取得突破，最后自然而然发展为全国性的革命斗争力量。然而手工业和小组路线，仅仅要维持孤立的融工点存在就要耗尽全力了，即使领导群众自发斗争取得一定成果，也无法维持。而自发斗争达到一定规模，或者想要突破自发经济斗争开展政治斗争，必然立刻被资产阶级铁拳粉碎——基本上一个派出所的力量就能解决，如果到动用区县武警中队来解决，那已经属于手工业融工和小组斗争的巅峰时刻了。
4、依托地上来发展和隐蔽的“地下”组织是伪地下
在机会主义的“融工”剧本中还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最开始以一个地上组织为基地，围绕这个最开始的地上组织来发展地下组织、实现地上地下的阴阳两套班子。用机会主义者喜爱的说法来讲，就是通过融工来搭建革命家组织。这种版本的机会主义“融工”幻想，也是机会主义者面对革命者的批判而不得不采用的遮掩自己真面目的说辞，一些机会主义者见无法驳倒马列毛主义的“地下领导地上”的必要性，就不得不拿出“通过地上来发展地下 ”这个说辞把自己在泥潭里打滚的行为包装成“革命”；正和上面批判过的机会主义剧本一样，这个剧本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这个“通过地上来发展的地下”不过是伪地下，它不具有真正的秘密性。我们先从机会主义剧本的开幕出发，来看看这个剧本到底荒唐在哪儿。
有一天，机会主义者东工觉得自己需要干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于是叫上几个在大学社团里认识的几个“马克思主义者”，组成一个融工小组，就往工厂走了。走到半路就忽然想起来，警察最近可是抓了好几个“融工左派”大学生，那些大学生可是因为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在工厂里面公开了而被警察发现的，自己可不能犯这种错误啊；于是几个人想到，我搞阴阳两套班子不就行了，一套是阴面的地下组织，我们这个小组就是这个“地下组织”了，敏感话题只在“地下”讲；后面发展工人，就先拉到阳面的地上组织里，这个地上组织必须看起来稀松平常（非政治），我们这些阴面“地下”组织成员来领导阳面地上组织；那么“地下”组织怎么发展人呢？到地上抓几个好苗子不就行了？说干就干。
东工小组到了工厂里，通过各种方法（诉苦、骂老板、帮小忙……）吸引了一些工人，然后讲了讲“老板干了这么坏事、必须补偿我们”，就小规模闹了点“经济斗争”，这样聚拢的人就稍微多些；暂时东工小组没有碰到让他们“意外”的情况，就如此循环往复地“发展”着自己；有时因为聚拢的工人太多，核心小组成员觉得吃力，就在工人里面找个觉得非常“讲义气”的发展进自己小组。
日子一天天过去，东工小组感觉不对劲，怎么自己“努力”了三年，核心成员就发展了个位数，这样太慢了。要核心发展的快一点，要怎么办？东工小组这么回答：我们地下小组吸收人都是从地上组织发展的，那么地上组织发展得越快，地下核心发展得就越快，要让地上发展得快，就要发起规模与影响力非常大的罢工，越大越好。东工小组想到这里说干就干，闹出了非常瞩目的罢工，然后就被警察打压下去了，整个工厂的工人都被警察抓去问话。
最后，东工小组所有核心成员都被判了颠覆国家政权罪，东工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核心小组成员是秘密的，我们为什么会被抓出来？”东工自言自语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旁边的狱警告诉他：“哦，当时把整个工厂的人都押到警局审问了一番，那所有工人的活动都问出来了，对比记录发现有几个人出现次数和活跃度特别高，就锁定了你们几个头目，然后到你们住所一查，秘密全都挖出来喽。为什么之前没抓出你们？其实之前你们的活动就被注意到了，不过破坏力和影响力有点小，大费周章地细致调查成本太高了，就懒得细究。”东工听到此处，不知想什么。
上面的东工小组的发展历程，是由佳士工人运动改编而来，许多人在了解佳士的时候被其形式上的地上地下划分所迷惑，以为佳士那群人在实际上建设一个革命家组织，事实上并非如此。
上述的机会主义组织，就是依赖地上组织活动来发展与隐蔽自己的伪地下组织，说是“地下领导地上”，但是在实际上，这种组织是跟着地上跑的，地上越大则地下越大，地下组织的发展依赖地上，于是这种组织必然会走向两条道路，其一为全力快速地发展地上，追求庞大的政治影响力，最后影响力第一，走向冲塔，在警察局门口把头撞死；另一条为组织满脑子追求经济目的，最后走向经济第一的工联主义经济主义道路，沦为中修治下的黄色工会。然后，伪地下的组织结构，实际上就像一个单细胞细菌，所谓地上就是外面一层细胞质，所谓“地下”就是里面一个细胞核，实际上所谓的“地下”成员都在地上组织里面，警察只要把地上成员统统抓起来，仔细对比供述出来的人员活动记录，就能锁定核心成员；对于伪地下组织来说，地上没了“地下”就没了，无法做到地上没了地下还存在、可以东山再起的情况，所以实际上这种“地下”不过是地上的变体。
伪地下的组织结构像有细胞核的单细胞细菌，那些非党的NGO、工会、学生社团等单纯地上组织就是没有细胞核的单细胞原生生物，虽然有不同点，但是他们都是单细胞生物，这一点上没有本质的不同；列宁所领导的布党的组织结构，实际上是个多细胞生物，群众组织是一个个细胞，革命家组织是里面的神经元，没了几个地上组织并不会导致革命家组织被通通挖出来。
5、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必然导致堕落为取消派和反革命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戳破了机会主义者面对组织问题的种种谬论，从地上到地下、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合法到非法、手工业到工业、小组合成革命家组织、地方发展到全国、依赖地上发展地下，这些机会主义者幻想出来的融工爽文剧本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这些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最终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取消了地下革命家组织，最终要么走向取消革命、沦为中修治下工联主义的黄色工会，要么走向冲塔“革命”、在警察局门口把脑袋撞死。
机会主义者的现实正是如此：
幻想中手工业小组手拉手合成革命家组织，现实中八个机会主义小组联合成的“联合时评”如今名存实亡，频道还在但是几个星期没有任何活动；过去的东风、新十月、丧钟、RSF与七月公社联合成“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早在去年2月东风与七月公社互相敌对、“统一战线”不欢而散，如今的“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不过是当年七月公社披着的空壳，当然如今他们已经改名为“工农解放社”；“革命火炬”这个手工业新闻频道，里面的老干部把活甩给其他人还吹毛求疵，实际干活的人对此不满，分裂出“火炬实干派”另立江山；东风这个老牌机会主义组织吸收了机会主义“革命火炬”分裂出的“火炬实干派”，如今反客为主，“实干派”把东风的老干部们赶走，老干部们以“墙内派”的名义上蹿下跳。机会主义者幻想中在大联合，实际上各个小组就是山头，谁也不服谁，所有联合的尝试不断破产，就连老牌大号机会主义组织也会突然裂开。
机会主义者幻想着依靠地上活动发展地下、从地方到全国、把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然而在现实中，佳士依赖地上经济斗争发展自己，面对人员发展的窘境，走向冲塔，在地方大罢工，大肆宣传引得全国轰动，之后中修调集多地警力，全员被警察逮捕，佳士设计的阴阳组织结构，实际上在警察面前瞒不住任何东西；“工农解放社”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想通过地上活动来发展出地下，结果他们的怠工组织在班长、线长、工头面前不堪一击，然后在自己的“融工手册”中各种不要闹事、“小心谨慎”、在警察面前求饶讨饭，他们的结局十有八九沦为黄色工会。
总而言之，这些组织上的机会主义者，幻想着联合，实际上不断分裂，幻想着围绕地上活动弄出地上地下，实际上要么冲塔撞死、要么向资产阶级跪地讨饭，幻想着把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从合法走向非法，实际上在经济斗争与打官司中绕来绕去、沦为黄色工联书记，幻想着在地方单点突破，实际上被中修调集的各地警力联合镇压。凡此种种证明了如下真理：组织上的机会主义不过是在实际上取消地下革命家组织，取消地下组织就是在取消革命，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必然堕落为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