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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人有什么样的观点，就有什么样的材料，材料是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在这个基础上，决定斗争胜利的根本不是观点，而是人的力量性。当各方都为自己的观点吵的不可开交时，什么是中止争吵的决定性力量呢？不是别的，恰恰是组织的力量。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材料，只有这些材料依附于的现实组织力量。因此，争论的问题不在于材料多少，而是谁能走在正确路线上，将更多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
2、材料本身是人整理的，因而它本身不可能具有超阶级的”公平公正“意义。同一份材料，不同阶级立场的人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反过来不同阶级立场的人也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按照他的认识去搜集材料。机会主义者打着”实事求是“的名头要求什么”公平公正“的材料，其实想用偶然的主观上的分歧点去掩饰路线斗争背后必然会产生这些分歧的客观的阶级矛盾。
《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篇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字报。如果用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来类比的话，这篇大字报可以算得上是《关于纠正造反派内部的错误思想》。“反对材料挂帅” 的提法就是在这篇大字报中提出的，这个提法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历久弥新的：
检查我们鲁迅兵团内部，在有些同志思想上存在着“材料挂帅”、唯材料论的错误倾向。……搞好这场运动，我们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靠的是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而材料挂帅和唯材料论者，单纯地强调材料，说什么：“搞好这场运动靠材料，要靠‘知情者’来揭”“材料最重要，有材料就一切都好办！”这种人还煞有介事地反问什么“没有材料怎么搞运动”等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于是有些同志就热衷于材料，集中精力搞材料，掌握一些材料就自以为“英雄”“好汉”“知情者”，这样群众当然只能跟在后面听听报告，喊喊口号，助助声势，这样群众无形中一切只能听命于“材料占有者”，而核心小组的领导也成了“有职无权”、“鞭长莫及”了。（《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
当时的背景是，上海一月革命成功以后，造反派掌握了政权，清理造反派内部的错误思想成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问题。1967年2月25日，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贴出这篇大字报，引起毛主席注意，次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这篇大字报，并附上了评论员文章，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纠正了全国斗争形势中这种错误倾向。
“拿材料说话！”这般打着“求是”的名号掩盖路线分歧，是在机会主义者身上是屡见不鲜的。 文化大革命前夜，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炮打走资派的著作发表以后，彭真和周扬这两个反革命分子立刻跳出来，开了一大批学术课题要人们去考证《评》文里的历史细节到底对不对，对立场问题只字不提。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也说什么“实事求是”，结果他自己是整了一大堆“四人帮黑材料”，添油加醋，无中生有，自相矛盾。今天可怜的机会主义先生Z先生为了给他的反革命“前辈”S先生开脱，说什么：“拿邓小平来说，难道后人的批评不是建立在客观公正，并且没有添油加醋的材料上的么？”结果是他自己的文章到处对大群路线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在小草事件中，东风的先生们为了掩盖余峰、阳和平的机会主义路线，不断地号召人们去做什么“真相考证”，说什么：“送大群四个字：实事求是！”邓小平的影子简直鲜活地闪烁在他们身上。“实事求是”怎么在这些机会主义者口中摇身一变，从唯物主义口号变成了唯心主义口号，成了反革命口号，这难道不是值得深思的吗？！
材料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机会主义者是不懂得这个问题的。搜集材料的全部目的是为了定性，是奔着“怎么办”这个问题去的。 机会主义者虽然口讲材料多么多么重要，实际上他们自己是忽视材料的重要性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陈再道闭着眼睛不看材料，一句话就抓了钢工总的造反群众五百人，许世友一拍脑袋在南京前前后后抓了20多万个“五·一六分子”出来，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让他们检讨，他们也会说自己“出发点是好的”。小草事件中，余峰也是这样，他觉得自己主观上没有性骚扰的想法，那么哪怕自己说出了一些会让人理解歧义的话，那也不能算性骚扰，好像只要心是好的就完全可以“抛开事实不谈”，至于他心好不好，没有人知道。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时候，这些机会主义者是一点事实不顾的。马列毛主义者与他们不同，马列毛主义者是用政治挂帅的观点来搜集材料的，是为了防止主观主义定性而搜集材料的。主观主义者不看材料乱定性，其结果只能是抓错主要矛盾，转移斗争大方向。材料的搜集，足以概括出原则分歧就是恰当的。 毛主席说：“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实践论》）在一场斗争中，机会主义者的辩护可能巧舌如簧，要拨开他们乱花迷人眼的言辞提炼出原则分歧，就要依靠材料，这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从经验上升到概念的过程。比如是模糊地上地下界限，还是手工业迷恋，等等。明确这个原则分歧，就是展开斗争的第一步。
机会主义者不厌其烦地说什么“材料要客观全面”，按照他们的说法，好像有什么超阶级的材料。但是，客观事实一旦通过文字描述出来，就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就要反映一定的阶级和路线。 事实经过人的语言描述，每件事在材料中占比的分配、词句的选择、顺序的安排，等等因素的不同，都会造成传达的观点不同。古人说“春秋笔法”，史书不用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能透过字里行间的细节，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现代人调侃“新闻学魅力时刻”，一则新闻根本用不着篡改事实，只需要一点微操，就能使新闻传递的信息和事实面貌谬以千里。历史上普列汉诺夫而马尔托夫这两个机会主义者就十分擅长断章取义，他们根本不需要篡改列宁的话，只需要把列宁的话换一个语境，就能用来反驳列宁自己。斯大林对此评论道：
他们东找西找，结果在列宁的书中找到了一段话，如果把这段话同原文割裂开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确实可以吹毛求疵地骂一通。“少数派”的领袖们暗中想道：这个主意妙极了，列宁是“多数派”的领导人，我们糟蹋了列宁，就能把党拉到自己方面来。于是普列汉诺夫那一套论调就来了，说什么“列宁及其追随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诚然，他们今天拼命攻击的，就是他们昨天还在拥护的列宁书中的那种思想，但有什么办法：机会主义者之所以称为机会主义者，正因为他们是不尊重原则性的。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
材料挂帅，其实就是黑材料挂帅。邓小平一边高呼着“求是”，一边却是处心积虑地炮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黑材料，说什么“吸血鬼王洪文三个半月用水费1133.62元，电费5295.60元，煤气费525元，汽车费5841元，煤15吨”，任谁看了都发笑。拿江青同志在庭审上的话来说：“你们说的大量事实，是鸡蛋里面捡骨头，捡来捡去。”今天的Z先生说什么大群的批判“罔顾事实”，事实上是他自己不断地污蔑大群，不断地在他的材料里夹带私货。小草事件里面，余峰、阳和平、未明子这些机会主义者你方唱罢我登场，列出来各种有利于自己团体的“证据”，把事实真相搞得一团乱麻，以此混淆视听。所谓“真相”在这些人口中只能是任人打扮的玩笑话。
你若去分析这些黑材料，甚至可能发现有些说法也不能称得上“错”。问题在哪里呢？物质是无限的，而材料涵盖的内容却是有限的，一份材料不可能等于客观世界本身，这里深究起来是形式逻辑的不完备性，但是这个哲学细节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问题在于，是在材料中突出主要矛盾，还是掩盖主要矛盾，这就反映了在材料问题上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这是不随人的主观想法而改变的，一份材料只有展现出主要矛盾才是有现实意义的。习某说什么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他也可以截取现实的某些片面作为印证这一点的“材料”。但事实是资本主义压迫不断加深，经济危机不断加深，工人自发反抗越来越多，事情是按照阶级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发展着，不会顺遂习某的心愿。机会主义者口中的“材料要全面”，言外之意就是要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放到同样的地位来展现，这实际上就是转移矛盾。
邓小平口中的“实事求是”就是这样转移矛盾的。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是“是”，只求资产阶级的“是”，不求无产阶级的“是”，实际上还是“黑猫白猫”那套实用主义论。说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潜台词是对我即资产阶级有用的就是真理，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一边高呼着“实践”，一边却是只允许投资、市场化这些资产阶级实践，不准无产阶级进行群众运动这种最广泛的实践。东风的先生们也最爱把“实际工作”挂在嘴边，把“调研”和“融工”视为至宝，凭此来彰显自己高尚的“实际”品格，也凭此来回避实践中最迫切的任务——组织起来。对他们来说，只要有利于他们小资习气的就是“实际的”，这其实跟邓小平如出一辙，列宁对此说：
如果这些手工业者甚至还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如果他们一写到“实际”一词的时候就一定要加上着重标记，以为求实精神要求他们把自己的任务降低到群众中最落后的阶层所了解的水平，那么这些手工业者当然是不可救药的，他们的确是根本不能胜任政治任务的。（《怎么办？》）
犯了左派幼稚病的同志们可能会中这些“材料家”的圈套，致力于澄清他们材料中的错误，致力于调查事实真相，所谓“摆事实讲道理”。但他们最后会发现，他们摆再多材料出来也说服不了这些机会主义者，进行再多辩论也无济于事。因为对材料的分歧本质上还是对路线的分歧，决定路线分歧的是其社会基础，只要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还存在一天，对于材料的分歧就还存在一天。 更糊涂一点的人，就学《让子弹飞》里的六子剖腹自证，把自己组织里的底细全都抖出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在小草事件中，余峰便是这样，他为了个人清誉，在“澄清”内容中，拿出其融工工作自证“高尚”，不惜暴露组织秘密、危害成员安全。小草也是一样，她偷偷录制会议录音公布给反动派，把个人名誉放到组织之上。以前国民党反动派也百般污蔑共产党和毛主席，是不是毛主席也要像他们一样，把党内的秘密通讯公之于众来澄清个人名誉呢？
革命家要进行的革命工作本身就是长期隐姓埋名的，如果不能顶住压力耐住性子那就是不合格的。革命要做的是组织这个物质层面的工作，而不是去迷信悬在空中的政治影响力。名誉再响，影响力再大，没有一个能干革命的组织也等于空谈。 不要妄想只要万人敬仰就可以坐在办公室里遥控革命，革命就能传檄而定。只有组织的力量到了，才能消灭反动派和机会主义。对于性骚扰这些恶俗习气，也只有组织完善起来了才能遏制。毛主席说：“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要有这样一个强大的“扫帚”，就必须走余峰、东风那种手工业组织的反面，通过地下政治报路线搭建起一个工业化的、纪律严明、民主集中的革命家组织。
小草事件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偶然的是它通过“性骚扰”这样一个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必然的是手工业方式的松散组织终会被小风小浪打垮。 没有性骚扰也可以有别的事件，比如说有人搞民族歧视、有人借钱不还，等等。内部矛盾会不断产生，而机会主义者的组织无法解决，这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性骚扰风波是一面照妖镜，照出泛左翼组织内部不能通过民主权力解决问题，照出小草违背政治原则投靠未明子和中修，照出余峰为了自证清白违背组织原则暴露组织机密，照出阳和平跟余峰这些老左厮混在一起搞宗派主义，照出未明子这条狗跳出来渔翁得利，公开说什么“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是不是性骚扰了，我主要是揭发你们密谋去天津融工的事情”；整个泛左翼圈子简直丑态百出！材料挂帅者们觉得只要性骚扰这件事不存在，那组织就能继续活下去；其实组织的根早就烂了，撑得了一时撑不了一世。 围绕小草事件的一切材料，只有突出组织问题这一个主要矛盾才是正确的，而企图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去追究什么“到底有没有性骚扰”，来转移视线，则是别有用心的。
说到底，材料根本没有什么威力。当前的主要矛盾在组织建设上，列宁说：“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怎么办？》）又说：“目前使我们分为两派的意见分歧主要不是在纲领问题上，也不是在策略问题上，而只是在组织问题上。”（《进一步，退两步》）这些问题对有心革命的人来说，无须小草事件就早已明了，它已经被许许多多的事实证明过了，小草事件只不过为这些浩如烟海的事实又扩充了一例。知道怎么办是容易的，而如何通过十年如一日的工作把这个路线践行到底则是不容易的。要对材料祛魅。材料是不会搞革命的，只有组织起来的人才会搞革命。革命者要做的不是观察事实，而是改造事实。 还做着“材料迷梦”的泛左翼先生们，如果现在不醒过来，现实的发展规律是会让你们醒过来的。有朝一日你们会发现，当你们还在网上炮制材料来自娱自乐的时候，革命家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已经发展到了你们的脚下，组织的重锤已经到了你们的家里。到时候你可以给我展示你的材料，我可以给你展示我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