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俄国革命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本次大会的主要是以《火星报》所制定的原则和组织基础为基础，建立真正的革命党。整场大会所讨论的问题，可以粗浅地概括为三个争论。
大会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争论是关于崩得在党内的地位。崩得，即立陶宛、波兰、俄罗斯工人总同盟（犹太社会主义总同盟），成立于1897年，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组织。
对政治报路线，崩得就是这样一个机会主义派系，它不愿意同火星派一起走，也不愿意承认党内大多数人和《火星报》一致主张的组织原则，在口头上附和、支支吾吾，但在实践上却是反对组织路线，这样的人留在组织中也只能是破坏代表大会。列宁指出，问题早已在出版物上谈得很清楚了，剩下就是直截了当地老老实实地作一个选择：是自治（就一起走）还是联邦制（就分道扬镳）。只要机会主义者不愿意配合组织工作，为组织的路线服务，就必须坚决剔除出去，是敌我关系，绝对不能联合的。
第二个争论就是组织委员会事件，“组织委员会事件”源于机会主义团体“斗争社”要求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由于该组织与党无直接联系，并且否定《火星报》的组织原则，组织委员会两次否决其请求。然而，在第三次内部会议上，由于火星派的施泰因与泥潭派的叶戈罗夫策动，组织委员会多数成员改变态度，投票邀请“斗争社”成员梁赞诺夫以有发言权的代表身份参会。只有巴甫洛维奇一人反对，并在大会上公开表达异议。
叶戈罗夫随后要求对巴甫洛维奇进行纪律惩罚，理由是他未与组织委员会多数保持一致。
对此，列宁的分析就一针见血：叶戈洛夫你说他违反了纪律，究竟因为是你的党性呢还是小组习气？ 因为所有的小团体最后到建立党之后都要取消的，你现在为了一个小团体，就要破坏整个大会的权利规定，那么你的小组习气就有点暴露了。在这个问题上，马尔托夫也暴露了泥潭派的特点，对于巴甫洛维奇前肯后否，不是出于党性，而是出于派别。实际上这就是利用组织纪律打压异见者，而非真正维护党的纪律。这种行为暴露了机会主义者的本质：他们以组织纪律为借口，让机会主义团体渗透进党内，从而维护自身小集团利益，为未来的党内分裂埋下伏笔。
第三个争论焦点是“南方工人”社的解散。为了小组的利益，“南方工人”社同《火星报》旧编辑部一样有权利要求保存“继承性”，保存自己的不可侵犯性。但为了党的利益，该社应当服从调动，把它的力量调到“相应的党组织”中去。从党的利益来看，解散这个团体，使它“融化”在党内，是必要的。小团体的存在不仅不利于党中央的集中领导，反而会分散组织的力量，并且“南方工人”社有另立中央的嫌疑。在反对手工业方式和涣散状态，不考虑个别组织的“同情”这个问题上，火星派没有发生分歧。想必这正是火星派执行列宁政治报路线的结果，只有凝聚组织力量建设工业化组织才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向前发展，涣散的手工业小组软弱无能，若不“融化”在党内，即成为工业化组织的一个个“零件”，那就只能跟在无产阶级自发运动的后面做尾巴，势必难以担当革命任务。
以上三个争论可以看出，代表大会不仅是一次党的建设会议，更是一次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者的典型特征就是：拒绝党内集中统一，主张小集团独立性，例如崩得分子的联邦制要求，利用组织规则谋取私利，例如叶戈罗夫试图通过纪律惩罚异见者。
维护小团体利益，例如南方工人社要求保留“继承性”。
列宁与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看似有很多，涉及到会有的方方面面，其实这方方面面的分歧背后都是政治上的斗争，组织路线上的斗争，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到底是要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还是要建立一个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而服务的工联性质的党，在列宁与经济派斗争时，机会主义者纷纷反对组织建设，反对列宁的建党计划，而在二大之后这样一个党的成立已经越来越不可避免，机会主义者们开始尝试在党的内部与列宁为首的革命派争夺组织领导权，造成了代表大会上这么多的怪象，旧的机会主义者不断被击败的同时，新的机会主义者不断产生，作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与革命派展开路线斗争，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续服务。在阶级彻底消亡之前，阶级斗争始终存在并反映到路线问题上，我们必须一直与这些机会主义路线不停地斗争，只有不断地打倒错误路线的阻挠，才能使正确路线不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