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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表面歌颂这些黑帮，羡慕他们的霸气，掌握自己命运，靠江湖义气来操作别人的命运。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普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一方面还是因为资本主义价值观，只管自己的利益，而不担心别人的死活。无产阶级殊不知自己如今痛苦的境地，少不了这些黑帮的侵害。当然，黑帮还是表面的，真正吃人的还是那些道貌岸然的老爷们，他们是官僚和资本家，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保护的就是他们的利益，无时不刻侵害着无产阶级的利益。
2、我们当然可以抨击迫使这些无产阶级走向黑社会的社会不公与压迫，但也必然要批判走黑道路线的反动性，这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下走向了压迫更弱者的道路，这是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悖的，而宣扬这种黑道反抗精神的文艺作品，实际上就是在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上世纪的香港枭雄片可谓是红极一时，其文化影响力在资本主义世界是显而易见的，时至今日，相关的电影解说也在各个平台上受到关注。这类电影能够传遍大江南北，其根本原因就是符合资产阶级的传统价值观，是在宣扬剥削无罪、压迫有理的资产阶级理念，最光明正大地替资产阶级作辩护。话虽如此，一些人却并不赞成这一认识，对于庸俗的小资产阶级与部分受到蒙骗的无产阶级来说，这类枭雄片展现了社会现实，甚至是在讴歌底层人的反抗与斗争。因为这种强烈的共情，才使得香港枭雄片产生了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产生这样割裂的看法，反倒说明了这类文艺作品的欺骗性之强。
这类枭雄片往往具有一定的情节模板，大多数枭雄电影中的主角，起初都是从底层小人物做起，面临贫困、歧视甚至被欺凌等困境，但身上具有着其他人不曾有的宝贵品质。例如《雷洛传》中的主角雷洛，其身份是基层警察，但他不肯与当时黑暗腐败的社会同流合污，在其他警察都向商贩收取规费时，他却以正直清廉的态度拒绝受贿。因为自己贫穷卑微的身份，加之不愿意受贿，他被岳父辱骂，被黑帮殴打。在这个地方，资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向我们宣传这样一个假象，即这些黑道大佬往往都是迫于社会形势才走上了黑道的邪路，这就给予了他们一种正当性，好像他们的崛起不是建立在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剥削压迫之上的，而是一部扬眉吐气的英雄史诗。好像这些“枭雄”是和人民群众一样有血有肉，有着宝贵思想道德品质的人物，而我们还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些东西。譬如《上海皇帝》中的陆云升（现实原型为青帮头头杜月笙），在剧情中，陆云升为了向国民党献上政治筹码，凭借自己对基层的控制力逮捕了工会主席。在他得知国民党将工会成员全部活埋，同时武力镇压平民百姓后，陆云升这个人物竟然悲愤地口吐鲜血。在资产阶级眼里，这些枭雄俨然成为了富有人格魅力的基层领袖。
评判文艺作品时，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政治挂帅的根本原则，阶级斗争，一抓就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压迫制造出了流氓无产阶级，他们本身具有悲剧的一面，可当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收买与组织，反过头来对无产阶级进行镇压，创造出一个黑社会的、剥削性质的基层管理网络，那么他们就是无产者最凶恶的敌人，就成为了历史上最落后反动的一方，就反过来成为了剥削阶级的一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又反抗了什么呢？他们所谓的精神品质，诸如维护兄弟道义、不忘底层出身，都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这些所谓“枭雄”维护的只是资产阶级之间进行肮脏交易的道义，他们不忘的“底层出身”只不过是激励自己更加努力压榨群众的一种思想动力。在这类电影中，无产阶级群众的形象往往是缺位的，甚至是歪曲的群氓形象，这是“枭雄”形象建立起来的根本，因为群众被压迫、被逼得妻离子散的画面不存在，这些黑帮大佬纸醉金迷的画面才能够被当成个人奋斗走向胜利的成功学案例；因为群众都是无可救药的毒虫、嫖客、赌鬼、行贿者，所以黑帮大佬建立其犯罪帝国才显得合情合理。对于基层群众们受压迫的景象，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从来不会引导人们去思考原因，只会让其成为黑色的背景板，以此来衬托那些“狗熊混蛋”们的“光彩”。
当资本主义步入工业化帝国主义时期，阶级矛盾便日益加剧，为了维持自己对基层的有效控制，剥削者们就势必要系统性地收买黑社会组织，建立起一个基层网络，它们正是用枭雄类型片这类文艺作品来替这种政治上的无耻行径作辩护。无权的无产者不应该惧怕这些黑社会组织，也不能希冀于通过这些组织谋取自身利益，必须要在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夺取基层网络的控制权，彻底推翻这些害人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