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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阳和平等机会主义者的理论认识已经被列宁在百年前批倒批臭，但只要在资本主义下，就有他们这样反动路线源源不断产生的土壤。他们妄想以错误的路线蛊惑无产阶级以实现他们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路线斗争历来是非常激烈和深刻的，决定着无产阶级革命是否能成功。因此要认清阳和平等机会主义企图迷糊路线斗争的虚伪面目。
2、阳和平所谓“好心办坏事”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观点。毛主席说：“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列宁也说：“一个人只因为政治上幼稚，也可以成为蛊惑家……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动机、策略、方法、效果，这些合起来叫做“路线”，阳和平是只口不提“路线”两字的。自己不提路线，却处处都在兜售机会主义路线。唯有列宁说得最为清楚：“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党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
自从阳和平给“左派内斗”开出一张“区分方向方法”的药方，某些分子简直是欣喜若狂：终于找着他得的不是绝症的诊断证明了。然而残酷的现实不会因为某些人“心是好的”而改变分毫，打着“融工实践”的旗号寄生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之中的资本主义霉菌——机会主义，终究要在正确路线批判的斗争烈火下消亡。更何况这份偏方早就是个“机”名远扬的陈年古货，早就被“名医”列宁确认为反革命机会主义路线的症状了。续命的作用是半点也没有的，反而又是一张机会主义路线的病危通知书，只能给口头革命家们带来些许心理安慰，支撑他们温和的走进那个良夜。
要区分方法方向、拿出实践成绩来证明谁对谁错、心是好的只是认识不够。这里包含了某种廉价的处世哲学——好心办坏事，有苦无处说。言外之意是说大群的批判太尖锐了太不同志了，应该对他们这些“心地善良”的人多些包容。但是这个讲和的请求是不能答应的，因为绝不能用这种廉价的东西来解释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所犯下的错误的，更不容许革命家、领导者拿来为自己缺乏革命素养的事实开脱。要想成为革命的领袖，就不能把开拓的责任甩给“实践”，因为无论怎么实践，实践的结果是由实践的环境、范围，是由物质基础来决定，而不是由实践者的主观意愿所决定。手工业的实践只能得到手工业的经验，只能得到：如何跟在工人屁股后面跑不被甩掉的经验，这个经验只会巩固自发性的统治，既不会使“融工者”成长为革命的政治领袖，也得不到阶级斗争的战斗的工人同志。因为自身处在小组的狭隘状态中的融工者怎么可能做到打破工人自发性的局限呢？自己都目光短浅的手工业者又怎么能把群众从“坐井观天”的状态里解救出来，开拓他们的眼界呢？如果机会主义者认为只要工人读熟马列毛原著就能从自发性突变成自觉性，那确实得承认他们把中修那套读书改变命运记得很清楚。苹果的种子长不出梨树，这是浇多少水施多少肥也改变不了的，工人运动的结果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工联主义，这是从播种时就决定的，不用等十几年以后的开花结果来向人们揭示是一还是二，也无法用任何“方法”把二变成一，未来的命运早在开始就已经由“方向”既路线问题所决定了。
革命者进行路线斗争是为了跟机会主义划清界限，是为了不沾染上小资阶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发狂幻想的恶病。机会主义不喜欢路线斗争不承认大群跟他们在组织路线上的分歧是具有原则性的，他们也画出一条线，但不是分界线而是…一个大包圆！可怜的手工业者为了给自己在组织问题上的软弱无力眼界狭小辩护，竟把一切“实践”把“革命共趣”、工联主义、报官维权、读书沙龙等等资产阶级意识性质的活动也通通打包到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之中。为了替机会主义路线狡辩竟连阶级性丢掉而把一切意见分歧都归结于“方法”！
革命者是从革命形势的需要出发的鲜活的阶级斗争，机会主义者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机械的干嚼教条。因此革命者能理解历史上革命运动的一般原则并结合当代情况提出广泛的大胆的政治计划，而后者只能挑挑捡捡玩玩断章取义咬文嚼字的文字游戏，为他无组织的散漫个人自由利益第一敷行塞责。但是用“方法自由”来为机会主义路线辩护不是什么新招术。列宁当时批判臭名远扬的“批评自由”时说：“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而当代机会主义者坚持百年祖宗之法不可变，稍稍修饰了一下词汇。打着“要分清方向方法”—“方法自由”的旗号企图在口头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下自由的进行三勤三化的工联主义和“融工实践”（不如说是工厂春游）的“赎罪”投机。只要主观意愿上“心是好的”“暂时认识不足”，就有客观事实上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免死金牌？你们不是革命者，而是害怕革命的“保命者”是叶公好“革”。
必须指出，《工人事业》在谈到德国党中的伯恩施坦主义问题时，始终只限于单纯转述事实，完全“不肯”说出自己对这些事实的评价。例如，在第2-3期合刊第66页上讲到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时，竟把一切意见分歧都归结为“策略”，并且只是指出绝大多数忠于原先的革命策略…
把对于伯恩施坦观点的叙述和批评留待“专文”去谈。可笑的是，在第4-5期合刊第33页上说道：“……倍倍尔所阐述的观点赢得了代表大会绝大多数的赞同”，而稍后一点却又说：“……大卫发言拥护伯恩施坦的观点…… 他首先就竭力说明……伯恩施坦和他的朋友们毕竟是〈原文如此！〉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这是1899年12月间写的；到1901年9月的时候，《工人事业》大概已经不再相信倍倍尔正确，而把大卫的观点当作自己的观点来重复了！——<<怎么办>>
阳和平说“左派”没必要内斗，分歧只是某些人暂时认识不足。但是是哪些人认识不足，又是哪些具体方面的认识不足呢？阳和平接着说这要交给实践留待未来的成绩去回答。这就好像说话是为了什么都不说，为了不犯错宁愿当尾巴，把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十分放心的留待将来去解决，这正是机会主义的特征之一。阳和平变成机会主义者并不是偶然的事，阳和平长期合法宣传的实践决定了他“合法性”的认识，他全部活动的基础就是特殊身份的个人合法地位。因此他要在中修这里保住合法地位，只合法宣传不非法组织起来。也要在他宣传活动的基础—泛左翼这里保住“合法地位”，不能有尖锐的让人不高兴的批判斗争，不能触犯“泛左翼大团结”这条圈规法律，否则就要失去一贯正确的认可失去“左翼大牛—阳老”这个招牌。最后只能被“合法状态”压制着，把团结——批评——团结变成“团结——调和——团结”的奇谈怪论，给动心忍性三勤三化的“老左”和逃避组织路线斗争的手工业者站台也是必然的事。在要不要革命的阶段，在要举行革命的宣传和中帝论的确认主要敌人的问题上阳和平是革命的，但是革命发展到要解决怎么实现的阶段，“碰到”非法的地下的秘密的职业革命家的组织路线和怎么打倒敌人的问题的时候，他就必然要滑跪到机会主义的立场上。
假如人们真正确信自己把科学向前推进了，那他们就不会要求新观点同旧观点并列的自由，而会要求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怎么办>>
如果机会主义者真的认为“小组阶段论”是革命的路线，那么他们不应该抱怨大群的批判太上纲上线，不会要求井水不犯河水的自由，也不会弄个同床异梦的“统一战线”，而是主动的开展路线斗争，要求所有革命者都走上这条道路。而阳和平在组织路线斗争上所抱有的调和态度，看似是开出了解决分歧的药方，实则什么观点也没有，只是一种并不高明的保证不犯错误的投机手段，反而彻底暴露了他在组织问题上的无知。
大群跟机会主义者具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在哪里呢？是在组织路线上还是在具体的实践经验上呢？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机会主义者在革命的理论路线和具体的斗争经验上的认识混乱，让他们经常大喊不合时宜的蠢话，比如说在大喊“没有融工实践就是线上建党”的时候，我们先不说线上建党这个蠢话，这里其实还说着另一个蠢话：“没有手脚，头脑就做不成事，所以对人来说手脚比头脑更有用”。天哪！有没有可能，手脚和头脑对人都很重要！理论路线跟具体经验都很重要，但你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比如说砌墙之前要动脑筋想一想路线，随后再拉出一条基线来方便动手砌砖的时候不会砌出七倒八歪一推就倒的墙。而机会主义者却说只要“心是想砌墙的”，那只要在动手中积累经验，然后高熟练度就能转化为思路…从自发合成自觉！而一推就倒…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在理论混乱的年代，在融工在组织起来这个口号被大家都承认了，但在怎么组织起来的路线上还具有原则性分歧的时候，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实践”，就是无原则的主张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他们在组织建设计划上的冷淡和无能。机会主义者也读马列毛原著，但却并没有严肃认真的思考过“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问题，也就谈不到运用革命理论的原则到当代阶级斗争中来指导行动，因而其表现的只是想要抄剧本。并且最终演出了这样一则笑剧：机会主义者说要学习运动员那超凡的操作技艺就应该仿照他的成长经历去训练，所以他们决定…从运动员的婴儿时期就开始模仿！从练习爬行开始！好的没问题，你们就在手工业小组的泥潭里阴暗的爬行吧，只是不要伸手扒拉前进中而路过你们的人了，会把别人的衣服弄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