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后来因为受到俄国驻比利时大使的外交压力，比利时警察于8月6日将与会代表驱逐出境 ，不久移到伦敦继续举行。
此次大会召开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于沙俄手工业小组浪潮快结束时成立，之后便是沙俄专制政府对分散各地的手工业小组予以严厉打击，列宁就是这一时期被捕的，在1898年的五年期间,列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摈弃手工业小组建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在理论上首先提出了政治报建党路线，并创作小册子将他正确的意见传播，受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多数成员的支持，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的基础。 但同时，在这五年期间，持手工业小组路线的机会主义者仍然存在，是反对列宁政治报建党路线的少数派，他们死不悔改，继续鼓吹涣散手工业小组的大联合。对于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第二个阶段的情况是这样生动地展示了双方的交锋情况：火星派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少数派同反火星派和泥潭派勾结起来一同反对多数派。这一阶段双方拢共产生的七个较为具体的争论点，而这些争论点无不都反映了路线之争的本质，正如列宁在文章中揭露的那样：“争论问题就归结为二者必居其一：是小组习气呢，还是党性？ ” 具体来说，这七个争论焦点分别是：（1）要不要把“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一项提到“议程”第一项来讨论。（2）“组织委员会事件”。（3）“南方工人”社的解散。（4）讨论党纲时在提法措辞上的分歧，这些分歧背后仍然是原则分歧。（5）“语言平等”问题。（6）“土地纲领”问题。（7）党纲中支持”反政府派“的问题。
关于第一、第二个争论点，即崩得和组织委员会事件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不服从党的组织原则的小团体能否留在党内或参加党的代表大会的问题。 崩得明显是不服从党的组织原则的，那么假装和党一起走是没有意义的；“斗争社”这个不服从党的组织原则的机会主义小团体也是不能被允许参加党的代表大会的。因为小组松散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够适应革命的需要了，所以当下迫切需要用统一的党的联系来替代小组之间的松散联系，迫切需要以党性来克服替代小组习气。 于是这些机会主义者要么放弃自己的主张，接受党的组织原则；要么马上滚出党。就这么简单，支支吾吾回避组织原则问题是无济于事的。
关于第三个争论点，为了小组的利益，“南方工人”社同《火星报》旧编辑部一样有权利要求保存“继承性”，保存自己的不可侵犯性。但这不过就是主张小组不融化在党内，要留在党内做成个独立王国，党有自己的一套，自己小组有自己的一套，自己的小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是小组融化到党内，是要党向小组妥协；不是小组习气屈从于党性，是要党性向小组习气妥协。这其实就是视党的权威如无物，是对每个服从党纪的党员的侮辱。 火星派就坚决反对这点，要求“南方工人”社解散，要求其融化在党内，要小组习气屈从于党性。
关于第四个争论点，这点具体来说有两个分歧。第一个分歧是措辞上的：反映出的是工人运动自觉性会不会自发增长的问题。然而工人运动自身是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的，没有先锋队的领导，自发的运动自始至终都只能是自发的，不会发生质的飞跃成为自觉的运动。 另一个分歧是“比例代表制问题”，这里其实还是反映出小组习气。这些小组不是融化在党内，不是服从党的制度，而是要求特权。这些小组要求“绝对民主”的原则，其实就是“民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的意思，要按比例来选出代表。这里还是要求党性屈从于小组习气了。
关于第五个争论点，语言平等问题。本身存在着政治原则的冲突，才会在小小的问题上爆发出激烈的斗争形式。而机会主义者总是喜欢搞繁琐哲学，繁琐的解释来体现自己的深远的思想，实际是坚持词句而不是坚持原则。
关于第六、第七个争论点， 泥潭派忽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就不可避免地在土地纲领问题上犯了错，“反政府派”讲什么无产阶级是唯一的革命阶级。其实都是指向一点：革命只依靠无产阶级，其余的革命阶级不重要。泥潭派没有看到雇农的革命性，胡说什么“不能强迫雇农去与富农斗争”。其实就是把农民当傻子，以为农民们是不斗争的，需要谁去“强迫”他们去做斗争。由此可以看出来泥潭派眼里只能看得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却看不到贫下中农的革命性。这里就使得第六与第七个争论点连接上。“反政府派”说“我国唯一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这里同样是没看到农民的革命性。列宁批判了这种观点。党在制定党纲时必须要考虑到每个阶级的特殊情况，革命阶级就更不用说了。如果党大搞关门主义，只欢迎无产阶级，排斥农民阶级，就不可避免地会将农民阶级推向资产阶级那一边，而对革命形式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