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搞政治隐瞒还是搞光明正大？是要小组习气还要是党性？这一些要点在本文中我们根据针对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机会主义者的批判展开来说。
第一个内容：政治隐瞒。会议上崩得分子和泥潭派持有与党不同的组织原则。然而面对这个路线斗争却在公开的代表大会上态度含糊，摇摆不定，就是典型的政治隐瞒。马霍夫就是一个典例，它不公开自己反对组织的实际态度，还又当又立地说自己在原则上是赞成组织的。
我们知道政治隐瞒对组织是最大的伤害，这种态度的动机是把个人的情绪、想法凌驾于党的整体之上，但革命恰恰不需要个人的优柔寡断，界限不明就是对党最大的损害。这就是小资的摇摆性，路线上必须清晰，崩得一路人不同意布尔什维克的路线，那就没有必要再与其共处，崩得分子在时间的不断演化下只会不断暴露出他的本性，被驱逐出党也是理所应当的。而更应该值得注意的是马霍夫一类人，他们看似支持路线，实则是十足的投机分子，尽管自己可能并不支持路线，但他还是会选择随大流，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崩得是明目张胆的反对，而马霍夫则需要识破其机会主义的本质。搞政治隐瞒的人没有好下场，说到底是自己心里的知识分子优越感在作祟，这是小组习气最明显的表现，所以我们以政治隐瞒为标准判断机会主义分子，这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我们的同志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又大多出身于小资家庭，很容易受这种习气影响，所以马列毛主义者认为革命组织的政治纪律要求每个同志开诚布公地、凝练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很多时候甚至是强制性发言，不要扭扭捏捏搞学理主义之类弯弯绕绕的，这对组织发展就一点用都没有。泛左翼们虽然也搞什么公开交流，但是他们的手工业组织就完全不能够杜绝政治隐瞒，为什么？因为不抓路线上的主要矛盾，因为讨论毫无集中纪律，只搞大辩论相互攻伐，于是最后就是好像理论讲了许多，可思想立场上却越来越不鲜明，对组织是不公开的。
第二个是小资的无组织无纪律无原则性。会议前组织委员会决定“斗争社”这个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无多大关系的组织是否可以参会时，其他委员都同意，只有巴普洛维奇持反对意见。出现这一种局面，这很正常，这本来是正常的民主声音的反映，说明组织是允许民主的，但是叶戈罗夫却要以纪律惩办巴，理由是意见和绝大多数其他人不统一。
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组织委员会的提案本身是已经被拒绝过两次的，但为什么再次提出就收获了大多数代表的赞同呢？原来是有两个机会主义分子在底下鼓动其他的同志，导致了大多数代表选择了错误的政治方向，最终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整人的小山头、小宗派。这种现象肯定不是一日形成的，但总结起来，不论说是普通的代表同志，还是两个机会主义分子操纵的上级组织委员会，都是因为没有做到政治挂帅，没有从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政治利益去思考问题，而是坚持一种任人唯亲的小组习气。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能绝对的来看待，要从路线来看、要从阶级来看，巴对委员会的大部分人的观点不同，对于这个少数人观点和大多数人有异议的问题该怎么看待，很明显对于组织路线有用的就要支持，究竟是整顿错误路线，要指出巴的错误路线，将其批评纠正，还是把少数的正确发扬光大，肯定巴的声音，批评叶这种集体排挤一个人的行为。对于委员会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列宁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问题，争论问题就归结为二者必居其一：是小组习气呢，还是党性？是为了各种团体和小组臆造出的权利或章程而限制大会代表的权利呢？还是不仅口头上而且事实上在代表大会面前完全解散所有一切下级机关和旧时的小团体，直到建立真正的党的领导机关？
我们都知道，列宁在提出建党计划后，与诸多机会主义斗争过，而这群人，就是典型的小组习气泛滥。他们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要小组，什么人都可以加进来，就像斗争社这种不支持党路线的人也能进来，要让每个小组都有发言权，不要那么集中的党。说白了，就是当今泛左翼的大民主，谁都能插一嘴，谁都有发言权。所以他们排挤巴，也不过是因为他们的小组将被广大的有原则的党逐渐吞噬，才会想出这么一招；这也和当今机会主义者们如出一辙，大民主、无原则，八国联军看似声势十分的浩大，内部早已腐烂。这其实就是列宁所说的，要小组习气还是要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