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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革命实际证明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暴力武装的关键也是组织本身，把宣传当成当前第一要务，把暴力当作不可能是犯了静止的/片面的看待革命的错误，没有对革命条件做切实的分析，毫无疑问，我们当前的环境同沙俄的相似之处支持我们走列宁的政治报路线，而不是机会主义者脆弱的三勤三化或冲塔的手工业路线。
2、机会主义对于革命路线的狭隘理解，经常造成这么一个局面，他们在行动上极尽无能为力，在策略上极尽左右摇摆。要么将宣传变成只为了宣传而宣传的自说自话，要么将宣传变成了单纯追求政治影响力的合法曝光；要么将革命武装变成经济主义的合法斗争，要么将革命武装变成无脑冲塔的自我灭亡。而在真正正确的革命路线下，宣传就是组织扩张的吸纳筛选网，暴力武装就是保卫组织存亡的斗争手段，二者可以实现辩证的统一，都是为组织的发展、革命的推进发挥作用。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务之急是宣传。现在多数工人连阶级是什么都不知道。现阶段先锋队只能先向工人扩散马列毛知识，之后才能搞工人武装，才能搞革命。现在搞工人武装，人家会觉得你是疯子。
有人附和这种观点，补充道：中修有六代机，武器强大，你怎么和它斗？你要是搞工人武装，那肯定会惹来中修反动军警用最强的武器打你了。所以现阶段还是先宣传，办不得工人武装，不然可就被一举镇压了。
这是一种典型的泛左翼性质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明白列宁主义路线，并不明白地上地下划分，也并不明白革命斗争从低烈度到高烈度的过程。要想知道这种论调的错谬，就得先搞清楚一些基本逻辑。
我们首先要知道：革命是夺取政权的行动，是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行动，是运用物质力量去摧毁物质力量的武器的批判。可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思想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又使工人阶级的力量未能凝聚起来，这就导致一些“忧国忧民”的先生们无论怎样“交朋友”，都免不了出现“五个融工四个跑”的闹剧，都免不了出现“群众觉悟尚不突出”的记录。劳动群众不可能没有朴素的阶级情感，但这种情感免不了要被资本主义异化，造成所谓“自私自利”“慵懒怠惰”“不思变革”等诸多“觉悟尚不突出”的现象，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破除这些现象，凝聚起掌握着最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去推翻资产阶级呢？这就要求我们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建成紧密有力的工人苏维埃及其暴力保卫力量，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思想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直至这种再生产遍及全国，从而赢得革命的胜利。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组织建设是革命工作的第一要务。那么，什么样的工人组织才能称得上紧密有力的工人苏维埃呢？注意，并不是看参与这个组织的工人懂多少马列毛，也不是看这个组织有没有挂个牌子写上“工人苏维埃”五个大字，甚至并不需要让工人群众意识到它是工人苏维埃，只需在实质上达到工人苏维埃的效果就行了——我们不是唯心论者。并不是意识决定物质。许多人都不知道中修是个帝国主义国家，但这影响中修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事实吗？毫不影响。——那么到底怎样才能算紧密有力的工人苏维埃呢？要有暴力保卫力量是一方面（凡政权都要有武装力量保证其意志的强制实施），还有一方面就是要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紧密集体，要有义务劳动，要有工业化的分工协同、组织纪律、民主集中制，这才构成一个工人苏维埃。其业务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个拼团吃饭的小食堂，可以是个互帮互助的医疗队，核心在于先进的组织形式所带来的强大力量，这才是无产阶级洒扫庭除的铁扫帚。
我们还要知道：事物总要有一个从无到有、从一到多的发展过程。为什么不能直接去融工？为什么不能直接去建立工人苏维埃？就是因为你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起成熟的义务劳动、工业化分工、组织纪律、民主集中制，像工厂这种地方是典型的地上环境，即资产阶级易于监视的公开或半公开环境，企图在这种环境从无到有地建起这一切，你还没建好就要被发现，进而被捣毁，“出师未捷身先死”了。这就要求马列毛主义者先在地下环境，即资产阶级不易监视的秘密环境，建起一个统一指挥、细致分工、纪律严明、民主集中的紧密组织，此即列宁主义的地下先锋队。在地下先锋队趋于成熟时，就可派出这些训练有素的职业革命家到地上去融工了，就可将这一切复刻到工人中去了，就可建起工人苏维埃了。这些职业革命家就是代办员。他们不必，也不可透露自己的政治身份，不可透露地下组织的存在和地上组织的政治实质，他们的对外身份是“德高望重的工友”。他们严格服从地下党组织的意志，凭借着“熟人网络”，进行事实上的指挥，以保证先锋队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对斗争进行领导。
这就是列宁主义的政治报路线。在中修，在这样一个已经全面实现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历史已无数次在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从圣彼得堡斗争协会的破产，到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从佳士运动前期熟人网络的经验，到后期政治影响力路线对运动的葬送，莫不如此。
搞清楚这些基本逻辑后，“当务之急是宣传”“工人武装办不得”的论调错在哪里，就呼之欲出了。
当务之急是宣传吗？决非如此。当务之急是通过政治报路线，“拉一根线来使石匠们找准砌石头的位置，使这些石头相互衔接起来，形成完整而统一的大厦的轮廓”，在地下环境建成一个优良的革命先锋队。诚然，优良的革命先锋队自然能出产出色的政治报，自然能达到优秀的宣传效果，但这不过是顺带得到的副产品，更值得注意的是革命队伍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紧密了，更有力量了，这才是政治报路线的要义，切不可本末倒置，否则就要陷入质量挂帅的学理主义，就要陷入小资产阶级书斋路线。
我们甚至还可以说，代办员不应向工人宣讲政治。这决不意味着在建成工人苏维埃后不需要培养工人革命家。我们当然需要把先进工人（一个工人先不先进，从在地上组织的战斗值班等各项纪律的表现就可见一斑）培养到地下先锋队，使其成长为一名工人代办员，但不是通过在地上“广撒网”谈论政治的方式，那只会暴露工人苏维埃的政治本质，引来中修反动军警的镇压。
正确的方式是列宁所说的流动宣传员。流动宣传员不能暴露自己与地上组织的关系，谈政治要伪装成他的个人行为，一定不能让地上组织和政治搭上边。流动宣传员要在熟人网络中有些地位，这样，就可以把自己和先进工人的单线联系伪装成两个熟人在谈政治这样一件平平无奇的事，即使被抓到也不会被认为是什么组织委派过来负责发展党员的人。单线联系结束后，流动宣传员要退出当地的工人组织，受地下组织委托派到其他地区的工人组织去，不能一直待在一个厂里，否则一旦被抓到就很容易被怀疑是受造反组织委托的。这就叫流动，而社会底层工作的流动性就是这一转移最好的掩护。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列宁主义路线的革命先锋队。抓好组织建设才有可能把宣传工作做好。可见，组织建设就是革命工作的主要矛盾，就是革命工作的纲，以之为纲，纲举目张；以目混纲，纲目尽失。这就是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法。
工人武装办不得吗？决非如此。其一，工人武装是办得了的。我们并不会在地上谈政治，并不会暴露地上工人苏维埃的政治本质，其附属的工人武装则可用“哥们儿义气”作掩护。基层的各种暴力团体实在是层出不穷，中修并不把它当回事，就连那些被中修“扫黑除恶”的大型黑社会都并没有被扫除干净，更何况那些低调的、不搞或少搞黄赌毒的暴力团体，中修并无精力将其消灭，更不要说维护着无产阶级利益的工人武装了，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在“哥们儿义气”的伪装下，中修看不出工人武装的政治性质（更不知道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出现的“自发打架斗殴事件”是受同一个地下组织指挥的），也并无精力将其消灭。其二，工人武装是必须办的。工人苏维埃一经成立，就要有与斗争水平相适应的工人武装。就以伙食互助业务为例。未明子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例，其“工益俱乐部”曾有一次送饭被地痞流氓抢走而无可奈何的经历，可见即使是处于低烈度的阶段，也并不是不需要工人武装。一个地上工人苏维埃在面临这种情况时，应发起工业化的暴力战斗，设立好战斗队、预备队、后勤队、疏散队，统一指挥、细致分工、纪律严明、民主集中，每一位参加互助业务的工友都要参与战斗值班（名目也好找，面对猖狂的流氓抢夺饭食，工友弟兄们义愤填膺，德高望重的工友即代办员就出来出谋划策，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上不是我们的弟兄，这难道会被认为是什么疯子吗？），执行地上组织意志的同时又加强了工人的团结。
至于说你要是搞工人武装，那肯定会惹来中修反动军警用最强的武器打你了，这实在是幼稚得可笑，仿佛中修基层一个个都稳如泰山，都毫不腐朽，都尽职尽责地用尽一切力量消灭每个暴力团体。说出这句话的人，或许以为工人武装就是造飞机大炮，恐怕也是这样认为才会得出人家会觉得你是疯子的结论。的确，这种超出斗争形势的空想的确很疯，篡夺佳士运动领导权、号召全国左派齐赴深圳声援示威的冲塔好汉就是这样的疯子。但说出这句话的人没有意识到，把工人武装机械地理解为飞机大炮的观点，和佳士机会主义分子是一样疯的，共同的毛病就是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把辩证法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们倡议按照列宁主义路线成立工人武装，从来没有说一开始就要造枪、造飞机、造大炮，而是说，要与发展着的斗争的烈度相适应。
具体有哪些阶段，每个阶段具体造什么武器，各个地区又有哪些不同，我们当然不能事无巨细地列出来，也不适合列出来，但可以粗笔勾勒。在直面的敌人是地痞流氓、黑工头、黑保安时，就不要冲公安局；在仅仅能够对付普通警察时，就不要想着收拾特警、武警；在仅仅能够和武警斗智斗勇时，就不要异想天开冲进中南海。整个过程中，地上工人苏维埃的业务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断扩充，工人的斗争意识也会一步又一步地增强。斗争形势从低烈度到中等烈度再到高烈度发展，工人武装的规模和水平也随之变化，所面临的敌人也是如此，并不存在什么“搞工人武装就要被最强武器消灭”。而这一切的保障，就是列宁主义的先进组织形式所带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思想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走了这条正确的路线，得到的就不是靠不住的“酒肉朋友”，而是跟着大部队一步步向前进的革命战友。春桥同志早就说过，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有了长期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建设，也就有了患难与共的战友，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被中修反动军警极力围剿呢？除了不遵守地上地下路线，像“联合时评”诸团体那样直接在地上搞右倾泥潭主义读书会以外，就只有像佳士那样超出斗争形势搞“左”倾盲动主义了，而这两者是一体两面的，都是对长期艰苦的义务劳动值班自觉不自觉地厌恶和逃避，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一个表现为拒绝纪律性、崇拜自发性，一个表现为拒绝脚踏实地、崇拜振臂高呼，本质就是拒绝以先锋队员标准要求自己、拒绝工人阶级式的纪律，死守小资产阶级立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马列毛主义者和他们的矛盾决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他们的路线只能带来洪流式的悲剧。
还是那句老话：思想上路线上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这历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反面教材举得差不多了，我们再来举一个正面教材吧。克伦斯基时期的军队总司令科尔尼洛夫，掌握百万大军，手下战将如云，各方“贤达”竭诚拥戴，武器也不可谓不精良，遂自信满满地发动反革命叛乱，却在短短几天之内就破了产。原因何在？正是在于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思想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正是在于统一指挥、细致分工、纪律严明、民主集中的列宁主义路线。我们直接引用《俄国革命史》的材料以作说明，也以此作结，与同志们共勉：
苏汉诺夫写道：“布尔什维克派虽占少数，但革命军事委员会显然可见的是受他们领导的。”（引者注：这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这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要义——不是看形式上的人数，而是看是否合于正确路线，是否能够代表并实现多数人即劳动群众的利益，那些鼓吹极端民主制的机会主义者是极力回避这点的，他们机械地以人头论民主，就是为了发挥自己的巧舌如簧，让利于自己投机的错误意见被“民主通过”）
党的一切支部活动起来了。大工厂的各工场中组织了布尔什维克派的不断值勤制度。党的区委员会中，则由小企业支部代表轮流值日。形成了一条线索，从下而上的，将各工场支部，通过区委员会，一直联系于党的中央委员会。
正当政府徘徊不定和执行委员会与克伦斯基之间反复谈判的那几个钟头之内，各区苏维埃相互间更加接近了，而且决议：宣布各区间会议继续开着；派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组织的参谋部；成立工人自卫军；各区苏维埃监督政府特派员；组织飞巡队去捉拿反革命派鼓动家。总而言之，这些决议不仅是侵占了很大部分政府的职权，而且侵占了彼得格勒苏维埃职权。时势的演变迫得苏维埃上层机关缩小权限而使下层有更多的活动余地。彼得格勒各区之走上斗争舞台，立刻就改变了斗争的规模和方向。苏维埃这个组织形式具有不可穷尽的活力，又一次在经验上证明出来了：虽然被上层妥协派领袖所麻痹了，但到生死关头，受了群众的压迫，苏维埃仍旧从下层再生出来。
那个普地洛夫大工厂成了彼得霍夫区抵抗中心。那里，战斗的队伍迅速组成了，工厂日夜作工，新大炮制造出来以便组成无产阶级炮兵师。工人弥尼乔夫说：“那几天，我们每日做16小时工……我们一起制造了一百尊大炮。”
于叛军之抵抗，从铁轨上生长出来，从石头里生长出来，从空气中生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