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党内公开斗争的一个里程碑，本期我们便从二大第一阶段来谈谈党的组织原则以及机会主义问题。
二大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从崩得问题到党章的争论，共七个争论点；在这一阶段火星派中的多数派和少数派还比较团结，一致同“反火星派”以及“泥潭派”进行斗争。
这一阶段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是两点：第一就是建党，是建立一个小组利益为上，小组联合在一起的议会的党，还是一个集中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先锋党；第二则是路线斗争要抓住主要矛盾不放开，而不是去纠缠一些次要的问题。
是小组习气还是集中统一？
二大的前三个争论点归结起来，就是小组习气和集中统一的党性的问题。其中，第一个争论点是崩得问题。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的犹太工人联盟，政治主张追求团结犹太工人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和俄罗斯的其他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形成同盟。其要求与建立的党采取“联邦”关系，即组织各个部分可以保持自己的决策权、纲领；而列宁则号召清除旧的、纯粹小圈子式的联系的一切残余，而代之以统一的伟大的党的联系。列宁还谈到既然崩得不愿意同我们一起走，不愿意承认党内大多数人和《火星报》一致主张的组织原则，那么“装个样子”好像我们在一起走，那是没有好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
而后的两个争论也是类似的，一是组织委员会事件，一是“南方工人社”解散问题。“南方工人社”在此前的小组阶段发挥过很大的历史作用，代表人物叶戈罗夫百般辩解想说明该社没必要解散，对党没有害处；但毫无疑问，如果要建成一个统一的党，那么党内不能有这种小山头。这种散漫的组织会影响党的统一，阻碍党的事业。而组织委员会事件中，组委会本已两次拒绝国外机会主义组织“斗争社”参会，多数人却因内部的施泰因和叶戈罗夫鼓动毫无理由地改变立场，而巴甫洛维奇公开表达了异议却被叶戈罗夫要求用“纪律”惩办。
列宁指出了这前面几个问题的根本分歧：
“是小组习气呢，还是党性？是为了各种团体和小组臆造出的权利或章程而限制大会代表的权利呢，还是不仅口头上而且事实上在代表大会面前完全解散所有一切下级机关和旧时的小团体，直到建立真正的党的领导机关？”
机会主义者们拒绝党的集中领导，拒绝集中统一的工业化协同，拒绝这个民主集中制，那么这个所谓的小组联合体，就完全不能够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自然也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也正是当代机会主义者的错误之处。
是抓主要矛盾还是抓细枝末节？
这一分歧在第五个争论，即党纲中所谓的“语言平等”问题中最为明显。这件事实际上还是一种党纲措辞问题，就是崩得那群人要在党纲里加一堆各种各样的“平等”，让党纲里加上一堆琐碎的细节，让党纲看起来冗长；革命者反对这个举措，因为党纲应该是用来指导一般性的普遍的原则问题的，具体的特殊的问题应该把普遍原理应用于具体问题来解决；崩得小组分子之所以在平等细节上胡搅蛮缠，不过是因为他们把本民族的特殊利益凌驾于无产阶级的普遍的阶级利益之上，以及他们把党的纲领完全是看作了一种表面功夫，注重词句形式而不是实质原则，是为了给别人看而不是实际指导工作。列宁将这种只重视词句而忽视问题实质的行为生动地形容为“拜物教”。
而其他的两个党纲措辞问题以及土地纲领、“反政府派”问题，也体现了“反火星派”不会抓主要矛盾、灵活地运用各类原则，只机械地抓词句等形式的问题。一是自觉性跟自发性的问题——马尔丁诺夫说：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实践和摸索产生自觉性，也就是能产生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列宁的灌输论指出，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给无产阶级的灌输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活动。崇拜自发性就是做群众的尾巴。现代机会主义者们看到蒲城事件类似的群众运动就躲在他们后面喊加油，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镇压。二是关于“比例代表制问题”，火星派主张应当使所有的民主原则都完全服从我们党的利益，也就是说以党的组织建设发展根本利益为根本而不是以空洞的民主原则为本。
土地纲领和“反政府派”问题是很类似的——反火星派主张只团结工人阶级，说只存在工人跟资本家直接的矛盾，而这就缩小了革命可以团结的阶级的范围，农民很多实际上也是无产阶级要解放的对象，这跟现在的机会主义者主张黑厂路线、主张受压迫越严重越先进的谬论是一致的。我们当前的实际便是服务业工人，办公室工人同样也是无产阶级，是处于受压迫的地位；革命不光要组织产业工人等体力无产阶级，也要组织脑力无产阶级，同时还要团结小资产阶级，打击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