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一步，退两步》中，记述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第一个阶段所发生的分歧和列宁对此的定性，也就是火星派和反火星派、泥潭派的斗争。
这一系列分歧，核心就在于是小组习气还是党性。 反火星派、泥潭派的要害，就是维护各个小团体的独立性、独特性以及狭隘利益，以免被广大的、根据《火星报》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吞掉。列宁为代表的火星派就是强调组织的集中统一，不允许搞派别、串联，统一按照《火星报》制定的组织方针来，即与主张团结全党力量、消除那种分散力量的混乱状态的方针。切忌倾向于以一时情绪或者个人局部利益来看待路线斗争，带着小私有的观念来看问题，这些本质上都是小组习气。要掌握社会大生产，就要以全党发展的利益为准来看问题，学会跳出狭隘眼界，从宏观、长远上看问题。
在大会第一阶段争论的前三个问题（崩得党内地位问题、“组织委员会事件”、“南方工人”社问题）就是手工业小组习气的问题。分歧一，崩得分子反对火星报的一系列工作，那么除非其改正，否则当然是分道扬镳。分歧二，国外一个反对列宁建党计划的小团体顽固想要参加大会，组织委员会的反火星派带着个人情绪和局部利益把斗争社拉进来，反而要惩处持反对意见的人，这种行为是个人的打击报复，是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分歧三，南方工人社应当解散，而融入统一的党的组织，不能保留自留地，不能有重复的党组织，不能串联。
第四、第五的争论焦点（自发性问题、“语言平等”问题）可以归类为极端民主化问题。强调工人群众能自发地产生“自觉性”当然是反动的，是和经济派一样的群众尾巴，反对灌输论，反对阶级意识必须从外部由先锋队灌输。而所谓“比例代表制”问题，就是反火星派强调形而上学的按比例代表，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根据党的整体利益和任务的重要程度作出实际的分配，就是搞抽象的选举和泛民主了。包括“语言平等”问题，同样机会主义者以提高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为噱头，来否定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还是想要各自为政。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还是火星派的马尔托夫也反映出了小组习气的问题，他责怪普列汉诺夫的语气和说法方式，而不是去分析分歧的根源，而列宁就指出了根本原因是政治派别上的分类。是政治派别上的分类导致了一些激烈的措辞，而不是激烈的措辞导致了政治派别上的分类。
第六、第七个分歧（“土地纲领”问题、党纲中支持“反政府派”的问题）可以归类为敌我友的划分和革命策略的问题上。机会主义者总是在极左和极右之间来回横跳，就像张国焘早期只注重工人运动、忽视农民，后期则直接分裂叛变一样。这种思想在现在的体现就是脑力小资论等等，把经济上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归类为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以及现在机会主义者鼓吹进黑厂、打黑工，也是一样的体现，他们总是把问题归结于客观，百年前有人觉得农民具有小私有性质不行（于是就任何工作都不做），现在的经济派觉得服务员工人流动性高、矛盾不尖锐，要进黑厂、打黑工等等，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机会主义者他们组织的缺位。机会主义者搞手工业融工，没有组织的力量，这是最大的弊端，组织问题是这些小资产阶级最不愿面对的。组织是无产阶级唯一的武器，只有从一个集中统一的革命家组织建起，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对抗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纪律，才能在工厂立足、扎根。 同时，在政治揭露中，我们也是要“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的，揭露各个阶级反映的社会现实。对于“反政府”问题，就是反中修问题，除了马列毛主义者，不少政治派别也是反对中修的，比如自由派、安托西修、国外资产阶级等。但是我们必须要与其划清界限。
工业化融工是革命阶段的必经之路，乃至革命成功后都是保持政权的执政之基。 例如我们当然可以说嘴巴是达到吃饭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是不好意思，嘴巴是唯一的，没有它你什么都吃到不了。结论是什么呢？不能割裂手段（方法）和目的（方向），本来两者就是具有高度统一性的。 阳和平是搞方法方向二元论，脱离方法谈方向，把“怎么办”偷换为“办什么”，把“怎么革命”偷换为“要不要革命”。还有的机会主义者则是脱离方向谈方法，把融工当成纯粹的手段和方法，好像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忽略了工业化融工这种方法是和工业化革命家组织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目的相绑定的。目的和手段要统一，把工业化融工当成纯粹的手段是一种工具主义、效用主义，是形而上学的，是在矮化路线斗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