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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路线分歧看起来只是个由于认识问题出现的小裂缝，那么共产党人应该通过说服修补这个内部矛盾，但是实际上，在路线问题上死不悔改的背后是道路矛盾，是机会主义者资本主义道路同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分歧，这时候的矛盾实际上是敌我矛盾，我们论战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争取认识不足的泛左翼，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只有依靠组织的力量才能解决。
2、机会主义害死人，这绝不是空话。它可以伪装成激烈的抨击与相互攻伐，也可以化作温情脉脉的欺骗，将人一步步引向绝路。要防止革命偏离正确的路线，必须用民主集中制对机会主义者实施路线的专政，必须把每一次路线斗争锻造成组织内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让多数同志在斗争中掌握真理的武器，才能让革命队伍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论，歪曲成了最龌龊的僧侣主义。——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
一切机会主义者都在为剥削阶级执行着牧师的职能。他们身着华丽的法衣，招摇过市，广传福音。为之动容的听众向圣堂奔去，想要赴往那令人心驰神往的应许之地，却不料那圣堂竟是肉食者的屠宰场。牧师的信众无不死于刽子手的刀下。他们教派各异，但都在事实上充当着刽子手的忠实助手，只不过有些直接受雇于肉食者，有些自觉为其效命以求招至麾下，还有些想要制造殉道门徒以求闻名于天下。
我们时代的“牧师们”仍在以马列毛主义者的名号招摇撞骗。有人还说我们与他们的分歧仅仅是“方法之争”，不关痛痒，应予团结。可这种谋财害命的丑类难道还是可团结的对象吗？诚然，有些同志并不是想当反动派的走狗，也不是想谋求一己私利，或是满足小资“道德感”，仅仅是被错误路线的布道者们诓骗了一时，但愿意听取批评，纠正认识，我们与这些同志的矛盾自然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并非所有自称左派同志的人都是此类同志。我们已不知多少次批判过手工业融工的错误及其后果，但“马列毛主义联合时评”却恬不知耻地用AI编造的导师语录抗拒我们的批判，其下属团体“伐修社”创始人洪流就死于手工业融工的分配不均，该社却仍不思悔改，这难道还不足以定性为机会主义者吗？这难道还不足以定性为敌我矛盾吗？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路线斗争和道路斗争是有同一性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往往是死不悔改地把革命群众扔到剥削阶级手里的，充当剥削阶级帮凶就是在变相维护反动的社会制度，这难道不是道路问题吗？
在历史上，机会主义者欠下了一笔笔不可勾销的累累血债。
陈独秀无视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说什么当时还没有任何革命形势，一再拒绝独立建军，面对反革命势力搅扰竟始终不肯还手，甚至还与国民党右派头目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要求革命群众坚信国民党“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结果就在联合宣言发表后一个星期，蒋介石悍然发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个月后汪精卫也发动马日反革命事变，而在整个过程中陈独秀完全不采纳毛主席的反攻意见，导致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血腥屠杀！
瞿秋白硬说整个小资产阶级都“走入反革命”，提出所谓“把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反动口号（当代某些崇拜工人自发性和推销工人血统论的机会主义分子不也一样吗？），更不允许“不够先进”的农民运动（鼓吹农民小资论的机会主义分子不也一样吗？），在瞿秋白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其在湖南的狗腿子周鲁以中央名义开除毛泽东党籍，还悍然把井冈山的红军主力全部拉出去支援湘南城市暴动，导致国民党匪帮攻占井冈山长达一个月，近两万名群众死于屠刀之下！瞿秋白反动路线的另一个狗腿子杜修经还硬要毛泽东打大城市，结果近两个团全军覆没，三万名群众惨遭屠戮！
李立三大搞冒险主义，悍然下令发起全国总暴动（某些“冲塔好汉”和李立三简直就是如出一辙！），结果，攻打武汉的红二军团损失了五分之四，还丢掉了洪湖根据地，攻打桂林的红七军损失了三分之二，还丢掉了右江根据地，没有一次城市暴动取得成功。
清算李立三路线后，毛主席的光辉路线曾大放异彩。
蒋匪军纠集十万兵力发动第一次围剿，分进合击，八个纵队，由北向南，妄图消灭我四万中央红军，毛主席则运用无产阶级军事科学，诱敌深入，将地主力张辉瓒师诱至群众基础深厚的龙岗根据地，集中红军主力给予聚歼，全歼敌主力师九千余人，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各路敌军闻风丧胆，狼狈溃逃，红军乘胜追击，又歼敌半师，缴枪一万三千余，在反围剿时又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蒋匪军纠集二十万兵力发动第二次围剿，步步为营，兵分四路，妄图包围消灭我三万余中央红军，毛主席则运用无产阶级军事科学，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五战五捷，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酣畅淋漓地打破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蒋匪军纠集三十万兵力发动第三次围剿，自封司令，兵分三路，长驱直入，妄图消灭我三万余中央红军。面对十倍之强敌，毛主席并未陷入“左”倾盲动或右倾投降，继续运用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审时度势，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根据地群众鼎力相助、倾力掩护，五天之内，三战三捷，缴枪逾万，后又突围而出，敌匪处处挨打，饥疲沮丧，只得退兵，我军乘胜追歼，前后三个月，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给蒋匪军迎头痛击，又把闽西、赣南连成一片，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试问，如果没有扎根工农群众的共产党，又怎么可能取得如此激动人心的战绩呢？若是按照佳士一类“冲塔好汉”的打法，恐怕会呼吁全国红色青年来中央根据地声援抗议，结果几近全军覆没，不得不给蒋匪写信求饶吧！若是按照机会主义广播站的打法，恐怕在这紧要关头群众早就四散而光了，没有扎根，没有力量，群众怎会予以信任！
王明路线篡党之初，尽管毛主席被剥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但在红军中，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影响仍是极为深刻的，于是依旧贯彻毛主席的作战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打破第四次围剿，并使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广西、广东、四川、陕西等地的游击战争陆续发展起来，在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
好景不长。面对第五次围剿，王明荒谬地宣称这是一场敌我之间的大决战，必须“全线出击”，结果红军遭到严重损失，根据地逐渐缩小，这就是“冲塔路线”干的好事！一个多月过后，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发生事变，并与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毛主席当即要求以红军主力突破敌军堡垒线，纵横驰骋于多地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军心腹重地，迫使蒋匪回援，红军即可乘机一举粉碎敌军围剿，并助福建人民政府一臂之力。这是扭转战局，转败为胜的正确路线，王明之流却悍然否定，导致福建人民政府惨遭蒋匪摧毁，蒋匪回过头来更加紧围攻中央根据地，革命陷入严重危机。一年过后，毛主席果断提出，应让红军主力向湘中前进，诱使赣敌深入而消灭之，但又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拒绝，导致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红军被迫长征，别无他路。三十多万红军仅剩三万余人，六百多万根据地群众被杀戮一空，尸横遍野，血流千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又招致了八万多将士的无谓牺牲。若不是遵义会议请回了毛主席正确路线，恐怕红军就要栽倒在长征中了！
在抗战中，王明路线也曾大行其道，招致严重后果。一是“速胜论”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二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彭贼追随“左”倾盲动主义路线，造成敌后根据地过早暴露，华北根据地几近全部丢失，各地根据地遭受三光政策，五万多人死于帝国主义刽子手的屠刀之下。在皖南事变中，毛主席多次电示项英提高警惕，当时陈毅立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将队伍带过长江，使革命力量在敌后得到发展壮大。但项英自抗战以来一直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不敢放手发展革命力量，丧失有利时机，其负责的地区新四军发展速度极慢，对国民党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还拒不执行关于不走国民党指定路线的指示，导致数千名将士面对八万多蒋匪军毫无招架之力，弹尽粮绝，壮烈牺牲，项英本人亦为反动分子所杀（就如洪流本人也因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而死一样）。直到后来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才让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终于确立起来，面对敌军扫荡也毫不恐惧，打死打伤敌伪军二十六万余人，俘虏六万五千余人，战绩显赫。八路军、新四军已逾九十万人，民兵已逾两百万人，解放区遍及华北、东北、华中、华南广大地区，人口达九千五百五十万，终成打倒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主力。
在解放战争中，各解放区深入开展土地改革，积极支援解放战争，千百万贫下中农翻身夺权，正因如此，我军有了必胜的把握，这决非将人民武装污蔑成土匪或是黑帮的投机庸人所能及。在三年间，我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歼灭八百多万敌军，威震四海。
正如毛主席所说，思想上路线上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问题是举足轻重的问题，路线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斗争，路线正误直接决定革命成败，这决不如阳和平之流所鼓吹的那样是什么革命者内部矛盾或无足轻重的方法之争，这是生死攸关的敌我矛盾！
正如毛主席所说，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如今机会主义联合时评的各路团体不正是在路线斗争中“为首的”错误一方吗？他们为什么“改也难”呢？这是有相应的阶级基础的。小资产阶级右翼出于个人投机需要，高喊革命口号、混迹革命队伍，其立场在于一己私利，以先锋队员标准要求自己是与自身立场相左的，还不如攀附剥削阶级，未明子就属此类；或是以工人的鲜血换取个人派别的名望，篡夺佳士运动领导权的“左”倾盲动主义分子和死不改悔地推行手工业路线的右倾泥潭主义分子就属此类，而他们也并不介意把手里的群众交到中修反动军警手中，在客观上同样与剥削阶级里应外合，只不过自己的利用价值被用尽之后也可能会被中修背刺，但能靠手工业融工捞到个烈士的名号，对他们的个人名望来说也不无好处。像是佳士运动失败后，机会主义者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直接暴露在地上的工友，最后工友被判死刑，自己则是无罪释放，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革命亲历者”继续忽悠人。东风、工农解放社之流发展起来顶天了也就是佳士的程度，用工人的鲜血换取自己工联主席的职位。
总之，这些“牧师”出于自身利益与剥削阶级的同一性，在实际上充当着“刽子手”的帮凶，并不比他们要先进多少，我们与他们的矛盾，决不是什么人民内部矛盾！我们马列毛主义者一定要通过列宁主义的政治报路线建起坚实的革命先锋队，在革命运动中埋葬机会主义者在内的一切反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