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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无产阶级的自发性斗争已经非常高涨,当前革命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工业化的革命组织,没有革命家组织的领导,革命就不能统筹规划,无产阶级整体就不能不断的拔高社会主义意识,没有地上地下划分,革命运动就容易被一锅端,泛左翼看似革命,实际工联主义同政治报路线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只有政治报路线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
2, 用脑袋去抵抗机关枪的扫射是白痴之举,我们的阶级敌人是谁?是一个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的国家,是掌握了一个统一的工业化帝国的专政机器。因此无产阶级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锻造能够与之抗衡的武器。而无产阶级唯一真正强大的武器,就是组织!只有依靠严密的地下政治报路线,才能在压迫中生存,使无产阶级战胜敌人,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传说中秦朝有一个孟姜女,丈夫被派去服徭役修建长城,死后被埋在长城下面。孟姜女得知噩耗后放声大哭,居然哭倒了长城。
而如今我们也有这样一座塔:长4万多公里,覆盖面积达960多万平方公里。但如此庞然大物,却是摸不着,看得见的。摸不着,是因为其没有固定的形体;看得见,是因为它的阴影确确实实的笼罩在每个人的身上。
正因为这种性质,导致很多人没能以正常而言推倒一座塔的逻辑来思考—是真正的组织起来,众志成城并推翻之,还是是在塔下嬉笑怒骂,坐等他自己倒塌?显然,不用扫帚扫灰尘不会自己走,虚幻的影响力在脱离物质基础的情况下是无法发挥实际作用的。
韩国有一部电影叫做《出租车司机》,以一名司机和西方记者的视角记录了光州运动中全斗焕军政府对游行群众的屠杀,电影中描绘了群众竭尽全力,也要让记者将记录了屠杀的录像带离韩国,“要让全世界看到”。故事确实感人,但事实是军政府的下台从来不是因为这小小的录像带,而是因为韩国劳动群众英勇的自发斗争。但是这终究无法让韩国的劳动群众得到真正的解放。30多年过去,依旧是资产阶级专政,彼时彼刻正如此时此刻,去年年底尹锡悦的戒严,军队再一次的下场血淋淋地揭露出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面纱。
同样是军队清场,拿64运动来讲,中修军队迫害劳动群众在国际上所造成的影响力,远比韩国的光州运动多大的多。但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扯着嗓子喊64喊了30多年,非但没能把塔喊倒,不是肉身在墙内的直接“被消失”,就是在墙外直接投靠其他帝国主义势力主子为其卖命,而中修则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大和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
他们往往是极端崇拜政治影响力和自发性的,当然也幻想着只要自己振臂一呼,无数“觉醒”了的群众就会一波把塔给冲倒。不仅仅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如今广泛存在的泛左翼群体同样具有着极为相似的特征,这大概是因为其生长的土壤–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意识形态是同出一辙的缘故。自由派们会趁着塔审查的漏洞大发所谓的“六四真相”,泛左翼们则会发“王张江姚”,“我听着呢”等等。显然,神话中能哭倒长城的孟姜女是不存在的,自由派们想用传播“六四真相”冲倒塔同样不可能,那么今天的泛左翼们“读原著,促左转”的路线更是无稽之谈了。
因此,不把塔彻底摧毁,笼罩在全世界人民头上的阴影就不会消失 。可见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继续争论“要不要推倒黑塔”这一再明显不过的事实,而是应当明确怎么推翻之。夸夸其谈的人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自己也回答不上来究竟如何反制黑塔的白色恐怖,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还能继续保持队伍和运动的基础性和稳定性。无论是中修还是韩国的军政府当局,真的只是害怕单纯的游行和标语吗?显然不是这样。
64运动中真正让当局坐不住的原因,不是学生的示威,而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的成立和壮大;光州运动中也不是仅仅因为学生们的游行示威就吓得让军队清场,而是韩国的工人阶级在运动中展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成熟性,面对白色恐怖没有屈服反而自行武装“光州市民军”,在军队包围中寻求自治,甚至模仿巴黎公社建立了市民自治组织。
可见,资产阶级所谓的“民主”仅仅是允许一部分小资适当地发点牢骚,而当工人阶级的组织真正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根本时,蜕变成为最反动的法西斯专政也是时间问题了。
但正因为这种自发运动的局限性,没有地上地下的划分,导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全部暴露在反动军警的视野中,没有统一的路线和革命纲领的领导,没能使一地迸发出的革命火苗点燃起全国的反抗浪潮,最终就会让当局集全国的反动军警力量将其果断镇压。
运动在高潮和低潮中不断往复着。如今在运动的低潮中,机会主义者们一次又一次地试着“哭倒长城”,而在这背后,是数以万计的,还未爆发就已经夭折的斗争火苗。那些受到压迫而死的学生和工人,他们的生命没有转化为一场运动,这都是因为运动的爆发仍然是一种非常偶然的状态,没有在群众中奋不顾身的少数先进分子,运动就不会爆发。但是运动不该爆发吗?是运动不具有这种爆发的前置条件吗?无产阶级攥紧拳头,不知道要怎么出拳,这难道是一种合理的状态吗?
绝非如此!无产阶级不需要再作英勇但是无谓的牺牲了。只要有一个严密的地下组织,就能够在先进工人当中筛选并培养代办员深入群众,深入居民的各个阶级当中。而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地下组织,就应当采取列宁的政治报路线来作为脚手架。必须把革命政治斗争与群众日常斗争结合起来。这一经验,就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俄国革命者曾经提出的巴库倡议。在地上,用互助劳动和民主集中制,建立起能保证群众衣食住行,能保证群众人身安全的地上组织。资本家敢欺压一个群众,工人赤卫队明天就堵着他不敢出门;敢迫害死一个工人,那么工人行刑队就敢杀他全家。
当然,杀也不是乱杀,决议要同时通过地上组织的民主表决和地下组织的赞同才能生效,这才是符合群众路线和马列毛主义的秘密处决流程。必须有工人苏维埃群众组织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前者由群众自己选举产生,后者则是群众,干部和工人民兵的三结合,那么地上战斗组织和地下先锋队的联动就能爆发出翻天覆地的力量----群众在熟人网络中提出处决诉求,诉求经民主集中制流程研判通过后,群众组织掩护并提供情报,革命委员会制定方案,地下先锋队决策并提供跨区资源支持。印共毛的政策就是很好的例子,在扬·米尔达的《红星照耀印度》中这样描述道:
对于诉讼中的任何错误,当事人有权向村或者更高级别的革命人民委员会甚至党提出上诉。例如,在一个扩红区发生了一起事件,来自两个村庄的 33 个村民与警察总监勾结,成为了敌人的特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同志去处理了这个问题,虽然村民们想给警察的特务头子判处死刑,但是党进行了调解,给那个人一个机会,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再举个例子,地主很有权势,又非常好色,全村只有一两个女人没有被他强奸。他被他的打手前呼后拥地围着穿过村子,他看上了哪个女孩或者少妇,打手们就在他强奸她的时候在旁边站岗。第二天早上,被强奸者的家人不得不穿过村子到他的家里,拿出被他弄脏的衣服——党随后就出面干预了。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这些打手必须被打断胳膊和腿,多拉地主必须被消灭。这并不意味着党纵容人身暴力和死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判决不仅表达了人民的意愿,而且是帮助完全被压迫的人们重新获得尊严和意识到他们的权利所必需的。
这里有个臭名昭著的打手,甚至连警察都怕他,他为地主管理村子已经有二十年了。他强奸了一个洗衣女工,以至于她羞愧难当把自己淹死在了井里。四名来自瓦朗加尔的学生在这个镇上,他们把他叫到集市上去。他去了,他很鲁莽,谁都不怕,因为他对自己的权势和力量充满信心,而且 20 年来从没有人敢跟他作对。当他到了集市的时候,学生们用套索抓住他并把他捆了起来,然后砍下他的手,钉在店铺的墙上。在被砍下的手的上方,他们放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就是那些把手放在人民的妇女身上的人的下场。”集市上的人们看到这一幕都惊恐地后退了,他们沉默地站在那里,在四个学生离开的时候给他们让出了足够的空间。他们的情绪中夹杂着恐惧。但是现在,这件事成为了一首歌的主题。
当然,同样是处于地上地下隔离的需要,以上的叙述都是在群众的视角上进行的。但毫无疑问的是,没有地下的革命家组织作为根基,就无法保证这些暴力行动的革命性,也就无法通过此类斗争扩充职业革命家的队伍和为扩张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目的服务。因此革命千里之行的第一步就必须先有一个坚实的地下先锋队,再派出代办员到地上去建立工人苏维埃和秘密处决流程;地上地下必须严格隔离,否则就是送死,在特色眼皮底子下造反,如此,就能完成代办员-地上战斗组织-地下革命家组织-代办员的循环。例如最近原先沸沸扬扬,但是迅速被中修镇压的蒲城运动也是如此。对于马列毛主义者而言,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组织一部分群众支开反动警察,其余人乱拳把蒲城校长揍死,然后在代办员网络运作之下全国群众的声援中法不责众,如此,蒲城就能成为中国革命最坚定的策源地,推翻黑塔也就不再是遥遥无期的事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这样的组织看似与“黑社会”无异,但本质完全不同。采取文革经验建立起群众,干部和工人民兵的三结合乃至于n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严格遵循地上地下隔离,地下领导地上的原则,以地上的民主集中制和代办员的政治领导保证组织的革命性,以此才能完成扎根与建立起广泛的群众基础;苏维埃的建立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此后在地方黑社会和黑警的低烈度斗争到暴力机关的直接冲突,在这个过程中就能够培养出钢铁般的红军,最终就能在正面决战中推翻整个资产阶级,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新韩国,乃至于全世界!
同志们,革命的前景是光明的!先锋队路线万岁!巴库倡议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