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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在资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处于深刻的无权状态，一旦矛盾纠纷超出了群众自发调解的程度，就要依靠资产阶级的法律和暴力机器。可法律和暴力机器本就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怎么可能会为无产者讨回公道？不推翻资本主义，千千万万个李宜雪事件就还要复演。只有用马列毛主义武装的群众组织，才能够贯彻无产者的立场，以马列毛主义的高度解决群众内部纠纷、反击白色警察。
2、李宜雪被合法地关进精神病院，说明了一个问题，任何维护这个制度的人都是特色的帮凶。然而机会主义者可能会认为这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而已，特色大部分的制度还是可以加以利用的，然而就正好是这样的利用，造就了机会主义者四人融工逃跑三个的笑话。机会主义者想要教会工人他们本来就会的东西，只想要争取法律所规定的利益，在争取到法律规定的利益之后再教育工人——然而最后一步是如此适宜的想象，让机会主义者突然产生了一种从合法走向非法的错觉，以至于机会主义者已经默认自己的融工手册就是可以正常运转的，而不是因为他们的错误路线突然跑到工联主义的地方去。李宜雪已经有力地证明，特色只有在有利的时候遵守法律，在不利的时候，特色就会强迫无产阶级遵守法律。遵守法律！这是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者孝子贤孙所主张的。
今日诸多新闻博主转发了这么一段录音：江西省政府值班室电话被一群众因为江西当地的警察为隐瞒自己图谋不轨李宜雪，而随意押李宜雪到精神病院，至今说不清楚来龙去脉而大骂江西省政府“法西斯国民党小日本”、“过完年就组织人去南昌把政府大门炸了。”听起来颇有英雄气，然而说着什么“你们没有党性和原则”、“不让老百姓发声”实际无外乎是作为中修党内最激进的改良派在争取政府的妥协让步。任何群众或者无产阶级都不会把自己的希望或者力量寄托在这么一个打电话上访的老左身上。
老左拿着党性压一个小小的值班接线员没有什么好讲的，革命少了这件事情不会有丝毫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左要中修官僚组织来给无产阶级群众做主，而无产阶级真正应该需要什么样的组织来夺取李宜雪事件反映出群众缺少的种种权力呢？
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空缺
2022年3月中旬，因一起民事纠纷，李宜雪到丁公路派出所报警，但派出所不予立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李宜雪为这起纠纷多次来到丁公路派出所。
所谓的“民事纠纷”，依照中修现行的定义来看，也不至于杀人放火下毒，最多舞刀弄枪，在表现形式上看，并不属于对抗性的矛盾常常表现出的暴力性一般。即使这个小小的分歧暗藏着对抗性矛盾，不利用民主集中制进行路线斗争也无法判断究竟李宜雪的民事纠纷到底是什么矛盾，该用批评还是开会来解决还是用暴力专政手段来解决，这些是毫无头绪的，因为资产阶级的政府组织是不会考虑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资无矛盾这样的对抗性矛盾的，只要不被有限的资产阶级的阶级自觉认识到，一切斗争都只会局限于买卖关系。
正是中修基层组织这样的对矛盾斗争的庸俗化，使得群众不得不进行其他自发的组织协商，最典型的就是“私了”这一形式。但是李宜雪既然要到派出所报警，那么说明群众自发的组织形式（抑或说二人简单协商形式）已经无法解决矛盾冲突，在中修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关系下求助于派出所。但正如打工久的工人不会把希望寄托于打官司上，群众不得不把自己的矛盾交给资产阶级机关处理的唯一原因就是缺少比群众自发组织有力量的组织解决这些矛盾。
最主要的就是阶级矛盾，群众处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的第一线，对抗相当激烈，代办员需要建立的地上组织必须要紧紧围绕着解决这种对抗性的矛盾作为团结在一起的明面上的旗帜，但同时又必须重视人民内部矛盾在地上的表现，必须要围绕着解决对抗性的矛盾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地上群众组织中工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残余（或者表现为小资习气、小组习气、工联思想等）：这些都是高度浓缩后的政治实质，在表现上可能就是情感琐事、打架纠纷——如同李宜雪事件这个被轻描淡写带过的起因一样。
要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地上组织民主集中制的构建是不可能解决的。判断谁对谁错，第一要站在马列毛主义的高度给出判断，第二是要接受这个判断，否则就被清洗。站在马列毛主义政治挂帅的高度才能不被资产阶级人情世故等掩盖小分歧下的裂痕，接受集中领导才能确保这种政治上的高度在方向上能走下去。假如李宜雪交通肇事，李宜雪全责而不承认，当地地上组织每个人就要民主揭露李宜雪与事故司机之间的事情，经过代办员领导的集体判断，决定出谁对谁错，这个过程正是政治高度的事情，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构建是不可能实现这一套流程的。
二、无产阶级民主的空缺
李宜雪案实际的导火索，是如下所述：
李宜雪到丁公路派出所报警，但派出所不予立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李宜雪为这起纠纷多次来到丁公路派出所。4月14日，李宜雪再一次来到丁公路派出所询问案件进展，第一次见到辅警赖某吉。赖某吉主动电话联系了李宜雪，说这起案子他可以帮忙，要见面聊。李宜雪称，次日下午赖某约见她到附近一家酒店的房间聊案子，之后赖某欲行不轨，双方僵持一晚李宜雪没有选择报警。4月21日晚李宜雪在某商场三层高的栏杆处吹风，保安认为其要跳楼而报警，丁公路派出所接警并到场沟通，沟通期间李宜雪提及辅警赖某猥亵，此后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送至江西省精神病院长达56日。
出院后，李宜雪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为由起诉江西省精神病院，并在网上曝光遭遇，引起广泛关注。
此事揭露的是派出所相关职务人员的官僚主义，仗着有靠山有暴力机器就可以随意用权力购买女性的人权。如此行为，为什么揭露不出来呢？为什么不让人说话呢？原因是在政府与人民这一关系中，虽然表面上是民主集中制关系，但其实不存在人民的民主，不存在让反动的官僚撤职的能力（除了被僵死的条条框框限制住的打官司外）。所以即使上了法庭，法律也起不了作用，自发意识做主的李宜雪仍然认为问题是“依法治国还是权大于法 。”这是错误的，上法庭的后果是法院和警察和某某医生一齐宣告李宜雪是精神病，没必要谈事实。所以白色警察这样的无声的暴力专政衬托的是群众自发斗争的无力，至于法律程序则毫不起眼。
同样地可以吸取组织建设的经验：中修机关阶级斗争的一个辅助工具和体现就是法律，而革命组织的阶级斗争完全依靠民主集中制，法律或者说规章制度只是辅助，真正把这种欺上瞒下、聚成小集团迫害群众的官僚干部干掉的不是法律流程或者革命组织内的民主监督流程，而是依靠每个革命者对民主监督权的运用，走民主监督流程只是对权力运动的一个体现。如地上革命组织内李宜雪被某混进来的反革命官僚干部图谋不轨，不仅可以马上大鸣大放此人的龌龊行径，还可以向革命组织中负责民主方面职务的代表立马进行民主撤职的提议，还可以要求强制表态、上纲上线、要求站队……具体的斗争策略十分灵活，但总是绕不开民主集中制的建设。
三、反击白色警察的暴力机关空缺
以上所提的无权状态，归根结底的物质保障就是群众自己的武装力量。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群众组织必须得围绕着群众武装战斗队来进行民主集中制的建设。正如李宜雪事件最令人愤慨的经过一般：
4月21日晚李宜雪在某商场三层高的栏杆处吹风，保安认为其要跳楼而报警，丁公路派出所接警并到场沟通，沟通期间李宜雪提及辅警赖某猥亵，此后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送至江西省精神病院长达56日。
……
12月13日夜间，北京安定医院3名专家（另5名民警、1名社区干部陪同）已在协商后上门到李宜雪家中为李宜雪鉴定，并与李宜雪父亲谈话，12月21日北京安定医院作出李宜雪患有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危险性评估3级。鉴于李宜雪当前病情，22日已将其送诊。
无论什么形式的民主集中制的建设，不能抵抗反革命暴力斗争就等于零。看看反革命的暴力机关，要李宜雪是精神病就是精神病，走狗医生看着暴力机关的拳头就十分明白要说她是精神病。如果要搞一种工联书记式的“民主集中制”，把政治报脚手架构建的同志关系庸俗化为单纯的信任关系，那么资产阶级的流水线也可以叫列宁式的政治报脚手架了。大群一向要求政治家把革命的链条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就是不能让革命者、代办员手里的义务劳动脚手架变成了经济主义的经济互助组织（那比收编前的未明子强不了多少）。地下的政治报脚手架要与政治紧密联系，清洗任何表露出小分歧的机会主义分子来加强地下政治组织的领导力；同样的，地上的义务劳动脚手架要与战斗值班紧密联系，有人要来反对代办员领导的工人互助组织就必须要求所有人保卫组织，否则工人在这个互助组织里的沟通协商的权力、民主监督的权力就通通不会存在，这便是组织军队的雏形。
有了暴力机关，我们才能保卫地上群众组织的存在与扩大。白色警察图谋不轨未果被自发运动倒打一耙，要撕开暴力专政机关的真面目时，地上的暴力战斗队要能够同白色警察战斗，保护群众，要有同最有威胁的白色警察头子和其相关的当权官僚做秘密处决的行为，同警察的扫荡有持久战的能力等，机会主义认为熟人网络一声令下一齐围殴厂长老板是流氓行径或黑社会行径，那么群众组织成一定规模后同警察的对抗的斩首处决可以最直接地看出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表现。
科学地对抗白色警察的能力不仅局限于地上的战斗队群众组织，更是要有更广泛的群众组织的掩护、全国融工节点串联的能力、领导统筹全国融工节点力量调配的能力的地下政治组织。甚至地上群众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必然从地下的民主集中制中复制过去，所以大群仍然重申从现在开始建设全国政治报路线，便是真正解决无产阶级被压迫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打电话上访。李宜雪事件不是草草结束，与成千上万个工人讨薪、学生跳楼事件一样，是在等待马列毛主义者推进地下政治组织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