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居委会和业委会的变迁与组织建设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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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中修想要收拢基层权力以应对越发尖锐的阶级矛盾,但这只能说是一种美好愿望。中修基层为什么存在权力真空而必须交由黑社会、业主会掌控呢?是不喜欢吗?答案是没能力,中修的组织形式拒绝群众监督,组织中的填充物是一群大腹便便的官僚,这样的组织在监守自盗、吃拿卡要上自然得心应手,但要他们组织群众,那实在是高看中修了。资产阶级或许有一定自觉,但终究是猛一激灵,中修腐朽的组织形式就决定了涣散才是常态。地上群众组织完全可以(且十分有必要)在组织程度上胜过中修的走狗。
2、只需要一句话,特色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业主委员会和无产阶级是冲突的。业主委员会执行的是资产阶级的指示,掌控力自然不能和社会主义时期相提并论。平时无产阶级有事情需要解决,业主委员会都是在相互推诿责任。一旦无产阶级想要依托社区进行斗争,业主委员会就成为当地的伪政权,专给特色的暴力机器带路。复辟的资产阶级是不能使用原先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的,看似扮演同一角色的业主委员会,已经和居民委员会大不一样。要看清它的本质。

今年1月7日,上海市委相关部门向居委会、街镇征求“居民委员会暂时代行行业主委员会职责”的意见。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下统称居民委员会),这在文革时可以类比成公社、工厂的革命委员会,然而经过修正后的法律规定,这些基层群众的革委会被抽离了群众专政、阶级斗争的职责,转而变成了明面上“自我服务”,实则充当着资产阶级专政的第一线的笔杆子。

然而,在实际的中修资本主义社会,居委会在基层并不是形式上的一家独大。在政府卖地给房地产商后,在雇佣承包的关系上房地产商作为自由资产阶级在居民社区上必然有其权力代表——便是业主委员会。本文将通过居委会和业委会之间的关系简要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下资产阶级之间对立性的矛盾分析革命组织建设的分歧。

鸟笼经济和特色经济有什么区别?同为修正主义,为什么苏修的经济政策导致苏修党下台,而特色党还在维持着特色的市场经济?搞经济说白了还是组织问题,最表面的就是工厂中的组织工人生产,更进一步的是组织起一群人进行商品分配的问题,如果把市场经济摆到台面上来,还要考虑组织起一群信誓旦旦的人承诺存款贷款之类的发动金融杠杆进行生产的问题。任何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利润挂帅的,都是为了自己利润最大化而履行在生产中的职责的,是依靠利润挂帅组织起来全国上下的流水线,所以看似“实现利润”组织起了全国的生产与使用并消费的循环,实则不仅在政治经济学上剩余价值的存在使得消费小于生产,就连这个循环的每一个环节之间本质无不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的。 所以对于人的一个居住的需求,从资本主义国家的暴力机关占有并保护土地,管理的方式就是地方委员会通过法律、公安这些修正党组织的产物在居民、村民既群众中取得领导权。

但是基层群众不能被中修政府的居委会完全负责,原因正是在利润挂帅、资本主义路线下的无论什么委员会,其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欺上瞒下或基层送死领导领功。苏修的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灭亡正是居委会不能承担全部基层管理责任的写照,鸟笼经济的后果就是修正中央无法管制、剥削基层,转而剥削、利用基层干部官僚,基层干部官僚欺上瞒下,对基层群众实行相对短视的剥削,对上级干部浮夸要求拨款。整个国家的执行政策必然会全盘僵死,中修的笔杆子把僵死说成组织形式错了,实际是掩盖其路线反动的实质。

吸取了苏修“亡党亡国”的经验,中修中央对于基层的政策虽然永远无法像无产阶级先锋队一样控制,但可以把权力分给特色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让自由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代替全国中央的委任的官僚机构——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便有了业主委员会,掌权社区水电费、民用设施、以及一堆可以欺上瞒下的相对不重要的业务,居民委员会则负责执行修正中央难以捞到好处,而对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长远利益有好处的政策,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计划生育政策。然而业主委员会看似由买房的人和物业的人选举出来,然而正如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一样,脱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选举实质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而非所谓业主及维护社区的物业的利益。物业的保安作为暴力机关,在社区内实行着维护物业作为企业、自由资产阶级“黑社会”一般的暴力机关,对付一般群众个人的冲塔、斗争行为能维持阶级斗争的胜利,一旦遇到群众自发斗争就得让当地警察来进行暴力斗争,在缺乏先锋队政治领导的国家,业委会必须依附于政府机关(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居委会)才能维持居民社区的资产阶级专政。

而为什么如今业主委员会还被试点取消“征求意见”了呢?并不是中修的基层管理能力加强,而是中修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既中修资产阶级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 如果群众自发运动的表现越发激烈,业委会的暴力机关的镇压越发无力,那么不得不加紧对更高烈度的暴力机关的使用。在阶级矛盾越激烈时,资产阶级政府会表现出更多的阶级自觉性,进而表现出更严酷的暴力镇压。

也就是说,正如上海市这种地方的社区,中修的暴力组织力量将更快地调动,对任何群众运动将采取更激进的法西斯手段。大群的策略——工业区包围华尔街是仍然预见了这个情况。除此之外,不是说华尔街就不能发展组织,而是要做好扎根后被集中打退的准备,正如中国的反动中心之一——上海,如果要在此融工扎根,必须要考虑到社区警力调动进一步加快的危险情况。

然而不论外界是北京这样的反动老巢还是上海这样的高度戒备城市,组织建设的问题是始终贯穿革命的。中修也搞委员会,代表会,委员会真的能执行中央的决策吗?代表会真的能反馈群众意见吗?实际是不能的,所以要靠什么业委会,疫情时期还要靠资产阶级外包“大白”。总管全国上下的中修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沦为一纸空谈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于路线立场不是无产阶级立场——除了无产阶级立场,其他资产阶级内部无限可分的对抗性的立场都无法让民主集中制运转起来,只能靠市场来补充自己的利润流失。

为此,政治上的正确是决定一切的,而组织建设又是一切问题的实质,这就是为什么大群倡导必须划清和泛左翼路线区别的原因——既然机会主义者不想通过组织集合力量去干革命,那么任何路线上的沙子都可以容忍,于是便不会真正建设民主集中制,泛左翼大联合也是可以接受的,机会主义者的与中修官僚谋取个人利益的目的也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