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每开一次代表大会列宁都有一本小册子与之对应，所以读通了下面四本小册子，也就基本掌握了从二大到五大的斗争脉络。列宁这四本小册子与代表大会的对应关系如下：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之间的区别。 代表大会是指所有党组织按比例派代表参加的会议，具有最高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代表会议是指这些代表每三个月开一次会议，以便使党中央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继续工作。中央全会则是指这些代表所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所开的全体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是宣告了党的成立，但党并没有建立起来。当时还没有党纲和党章。一大的中央委员会不久就被破获，再也没有恢复过，因为没有人去恢复它。局面就是类似于“斗争协会”有若干，各种知识分子的委员会与小组有若干，工人小组有若干，他们处于一种极度涣散和各自为政的状态。所以，党需要“统一”，需要实质建党，而不是“虚空”建党。
1901年6月，国外组织在日内瓦代表会议达成了一个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协议，结果《工人事业》迅速翻脸。于是在1901年9月，又在苏黎世开了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火星报》与《曙光》与经济派正式决裂。经济派把决裂声明称为“教皇的使节一项特别声明”，这种不断的“划清界限”在庸人看来是很残酷的。
到了1902年3月底，崩得提议在比亚韦斯托克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代表会议，这个会议选出了筹备二大的组织委员会，但是沙皇政权闻悉后进行了大搜捕，结果除了彼得堡的代表外，代表会议的代表全部被捕。以上这些会议都是“二大”前不太成功的尝试“统一”的会议。一些人不屑于“统一”，另一些人想“统一”却无法实现“统一”，兜兜转转无数次碰壁后还是要回到列宁的建党计划，实质上这也是统一计划。
1902年8月 《火星报》组织代表在伦敦召开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上列宁重新协调了筹备二大的组织委员会。《火星报》同自己的代办员进行着频繁的通信。每一封来信列宁都读。列宁非常清楚《火星报》的每个代办员在做什么工作，并且和他们讨论他们的全部工作；当他们之间的联系中断时，列宁就把他们连接起来，通知他们出事的消息，等等。这些工作看起来是琐碎的，但是正是这些代办员的努力使得党重新建立在尽可能稳固的基础上。每个委员会都能读到《火星报》，讨论《火星报》，承认《火星报》才是党的机关报。
1903年8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了，列宁的“建党计划”获得了成功，但是这个“成功”相当脆弱，在二大之后《火星报》成了中央机关报，但是火星派却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这其中的曲折详见《列宁“建党计划”落地后的惊涛骇浪：<进一步，退两步> (辑录本)》。列宁首先是依靠中央委员会同孟什维克作斗争，但是中央委员会后来也背叛了列宁（他们反对列宁筹备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七月宣言》，主张与孟什维克和解，认为增补是合法的，剥夺了列宁中央驻国外代表的权利，宣布检查他的著作（包括《进一步，退两步》），禁止为筹备三大而进行鼓动。针对《七月宣言》，有了列宁署名的二十二个布尔什维克的声明。除了乌克兰的四个地方委员会，绝大多数地方委员会站在布尔什维克这一边，反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新《火星报》）。为了继续筹备召开三大，列宁推动成立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出版了《前进报》，党内危机至此才告一段落。
所谓的“告一段落”指的是1905年革命开始了，党分裂成两个部分，孟什维克掌握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新《火星报》）；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和《前进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5月在伦敦举行）只有布尔什维克参加。而“代表会议”（同时在日内瓦举行）只有孟什维克参加。孟什维克虽然继续出版《火星报》，但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隔着一条鸿沟”，这个评价出自孟什维克的短暂同道者托洛茨基。
面对1905年革命，列宁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他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最迫切的工作，就是仔细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和代表会议的策略决议，判明其中偏离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地方，弄清楚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具体任务。这本小册子就是专为这一工作而写的。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来检查我们的策略，这对那些不愿局限于口头的劝说，而想切实造成策略上的一致，从而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党将来的完全统一奠定基础的人来说，也是必要的。”
1905年11月，列宁回到了俄国。在这些日子里，列宁避开沙皇的宪兵和特务，直接参加了武装起义的准备。他在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的文章，成了对党的日常工作的指示。1905年12月，在芬兰的坦墨福斯召开了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讨论了关于恢复实际上已经分裂成两个党的党的统一的问题。列宁认为：“统一两个部分，我们同意。混淆两个部分，永远办不到。”
1906年4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一百一十一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五十七个地方党组织。此外，出席这次大会的还有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崩得代表三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三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三人。对这次代表大会，列宁的评价是：“代表大会的一个重大的实际成果就是确定了（部分已经实现了）同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的合并。这次合并巩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它将有助于消灭小组习气的最后痕迹。它将给党的工作带来新的生气。它将大大加强俄国所有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少数派和多数派的合并也是一个重大的实际成果。分裂中止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应该是团结一致的。组织上的意见分歧几乎完全消除了。现在留下的是一项重大的、严肃的和非常重要的任务：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进行顽强不懈的努力，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在口头上成为党的基本组织细胞，使所有的高级机关都成为真正选举产生的、要汇报工作的、可以撤换的机关。要进行顽强不懈的努力来建立一个包括全体觉悟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组织。应该实现直到现在还多半是在纸上承认的所有党组织的自治权。应该彻底消除争地盘的斗争、畏惧其他“派别”的心理。但愿我们能真正有团结一致的党组织，而在这些组织内部，各个不同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派别之间只能进行纯粹的思想斗争。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们也不可能马上做到。但是道路已经确定，原则已经宣布，我们现在应该力求完全地、彻底地实现这个组织上的理想。”
然而实践证明这次大会只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仍然是各自保持原有的观点，各有自己独立的组织。布尔什维克因为在1905年十二月起义时和起义后遭到破坏，没有能尽数委派代表出席，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却在1905年的“自由日子”里接纳了大批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入自己的队伍。例如梯弗里斯的孟什维克（当时梯弗里斯的产业工人很少）所选派的大会代表竟与无产阶级最大的组织彼得堡组织所选派的代表人数相等。因此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占了多数，虽然是不大的多数。大会成分既是如此，也就决定了大会在许多问题上通过了倾向孟什维克的决议。在那些形式上统一的地方组织里，往往由两个报告人来介绍代表大会的情况，一个代表布尔什维克，一个代表孟什维克。对两条路线讨论的结果，各地方组织中的大多数党员，在大多数场合都是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
1905，1906，1907这三年，面对沙俄反动当局的三次杜马（布里根杜马、维特杜马、哥列梅金杜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需要制定不同的抵抗策略。这就涉及到如何评估每一届杜马，如何参与不同层级的选举，选举前选举中选举后与不同阶级不同政党采取何种策略。可以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都有着激烈的冲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07年5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了，也即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因为得到波兰代表和拉脱维亚代表的拥护，在会上获得了稳定的多数。会上引起斗争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对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就已进行过斗争。大会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黑帮、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作出了布尔什维克的评价，并规定了对这些政党所应采取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
斯大林对伦敦代表大会的评价是：“代表大会是以‘布尔什维主义’对‘孟什维主义’的胜利、以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派对我们党内机会主义派的胜利而结束的。当然关于各阶级和各政党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和我们对它们的态度问题,在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人所共知的｡党的正式中央(按成分来说是孟什维克的中央)在一系列的行动中和整个党抵触，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不妨回忆一下在第一届杜马时期中央委员会提出立宪民主党责任内阁的口号被党拒绝的事实，在第一届杜马解散后同一个中央提出的“恢复杜马常会”的口号也被党拒绝的事实，中央因第一届杜马被解散而发出的著名的总罢工的号召又被党拒绝的事实……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是必须结束的。为此必须总结党对机会主义的中央所取得的实际胜利，即过去一年来我党发展历史中的种种胜利。于是伦敦代表大会把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派的所有这些胜利作了一番总结，巩固了这些胜利，并采纳了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派的策略。因此，今后党将奉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严格的阶级政策。无产阶级的红旗再不会倒向自由主义的狡辩家了。那种为无产阶级所不容的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伦敦代表大会闭幕不久，斯托雷平发动了六三政变。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哥列梅金杜马），颁布了新的法令，即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法，从而违背了它自己在1905年10月17日发表的宣言，因为这个宣言上说，沙皇政府必须经过杜马同意才能颁布新的法令。第二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被交付法庭审判，工人阶级的代表们被进去服苦役和终身流放。新选举法使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杜马中的代表人数大大增加，而使本来就很少的工农代表人数减少了好几成。“五年来设立的绞架，打破了俄国三百年历史上的记录”，全国到处是绞刑架，人民把绞刑架上的绞索称之为“斯托雷平的领带”。几十万人被投入监狱，革命者在监狱里受到严刑拷打和折磨，工人由于参加罢工和革命示威而被判处长期苦役。
对于这个局面列宁在小册子《走上大路》里是这样描述的：过去的一年，是瓦解的一年，是思想上政治上混乱的一年，是党路途艰难的一年。所有党组织的党员人数都减少了，有些组织，即无产者人数最少的组织，甚至瓦解了。在革命中建立的半公开的党的机关，相继垮台了。甚至党内有些受了瓦解影响的人竟然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要不要保留原来的社会民主党，要不要继续它的事业，要不要再转入地下和怎样转法。极右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无论如何要合法化，为此甚至不惜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
小册子《走上大路》对应的是1908年12月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就所有问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也同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召回派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里，根据列宁的提议建议中央委员会维护党的统一，并号召同一切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无定形的合法联合体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关于杜马党团问题的讨论集中在是否在决议中指出杜马党团的错误和中央委员会对党团决定有无否决权这两点上。孟什维克对这两点均持否定态度，并且援引西欧社会党的做法作为依据。召回派则声称俄国本来不具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活动的条件，杜马党团的错误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因此不应在决议中指出。列宁在发言中对召回派作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是改头换面的取消派，他们和取消派有着共同的机会主义基础。代表会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对党团活动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指出了纠正党团工作的具体措施。在组织问题上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其中指出党应当特别注意建立和巩固秘密的党组织，而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团体在群众中进行工作。这次会议把党引上了大路，是在反革命胜利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1908年12月的第五次代表会议提出了取消派和召回派的问题。1910年1月的中央全会试图解决这两个问题，列宁对此的评价是：“1908年12月决议谴责了取消派、无条件地要求承认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活动以及要求利用合法机会，1910年一月全会通过的决议反对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后一个决议是前一个决议的直接结论、必然的继续和终结。 ”但是一月全会的决议整体上具有折衷性质，由于调和派搞妥协，不得不作一些局部的让步，其中包括组织问题上的让步（让取消派参加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所以列宁对一月全会是不满意的，他说：功绩是清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思想；错误就是同那些个人和集团订立协定时没有加以选择，没有拿他们的诺言……和他们的行动对照一番。”
列宁最终还是给这些机会主义分子下了判词：取消派和前进派就在这位辩护人的好心帮助下，出色地掌握了一项策略：只管赌咒发誓，说自己是护党派。《呼声报》以及“前进”集团的纲领都一再这样说，而实际上却继续在瓦解党，继续进行各种反党的工作。“调和主义”的形式和词句，已经成为《呼声报》的取消派以及前进派手中的工具了。显然，我们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不能扮演这类被愚弄的角色。我们等待了整整一年，尽了一切力量在中央机关报上说明前进派、呼声派和托洛茨基的反党性质，因此，在那些忙于“邀请”取消派和批复前进派“事件”的机关的所作所为上，我们对党不能负任何责任。我们所希望的是工作，不是扯皮。
所以1910年1月的中央全会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必须要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来解决了。这就是著名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同孟什维克正式决裂，使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的党，这当然是很重要的政治任务。但在布尔什维克而前还摆着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当时的任务不仅在于同孟什维克决裂而正式形成为独立的党，而且首先在于同孟什维克决裂后建立一个新的党，即建立一个与通常那种西方社会民主党不同的、清除了机会主义分子的、能够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的新型的党。
对于布拉格代表会议，我们不再赘述，直接引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斩钉截铁的结论：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时候，所有一切孟什维克，不分色彩，从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丁诺夫起，到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止，都始终不渝地使用着他们从西欧社会民主党人武库中搬来的武器。他们希望在俄国也有一个象德国或法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的党。他们之所以反对布尔什维克，就是因为他们感觉到布尔什维克是一种新的、不寻常的、异于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当时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它们是一种混合物，是一种大杂烩，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分子，也有机会主义分子；既有革命的朋友，也有革命的敌人；既有拥护党性的人，也有反对党性的人、并且前者在思想上逐渐同后者调和，前者在实际上逐渐向后者屈服。为什么要同机会主义分子，同革命叛徒调和呢?——布尔什维克问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党内和平”，为了“统一”，——他们这样回答布尔什维克。同谁统一呢，同机会主义分子统一吗?是的，是同机会主义分子“统一”，——他们这样回答。很明显，这样的党决不能成为革命的党，布尔什维克不能不看见，从恩格斯逝世以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已开始由主张社会革命的党蜕化成为主张“社会改良”的党，其中每一个党，作为一个组织来说，都已由领导力量变成了自己议会党团的附属品。
布尔什维克不能不知道，这样的党对无产阶级不会有好处，这样的党决不能引导工人阶级去进行革命。布尔什维克不能不知道，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不是这样的党，而是另一种党，即新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党，它对机会主义分子采取不调和态度和对资产阶级采取革命态度，它团结紧密而坚如磐石；它是主张社会革命的党，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
布尔什维克想在俄国建立的正是这样的新的党。而布尔什维克当时正是在建立和准备这样的党。布尔什维克同“经济派”、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召回派，各色各样唯心主义者直至经验批判主义者作斗争的全部历史，就是准备建立这样一个党的历史。布尔什维克想要建立一个新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党，可供一切想要建立真正革命马克思主义党的人们效法的党。布尔什维克从旧《火星报》时期起就在准备建立这样的党了。他们坚持到底、坚韧不拔、勇往直前地准备着。在这一准备上起了基本和决定作用的，是列宁的《怎么办 ? 》《两种策略》等这样一些著作。列宁的《怎么办 ? 》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思想上的准备。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组织上的准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政治上的准备。最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理论上的准备。
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个政治集团是象布尔什维克集团这样经过认真准备才形成为一个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一个党是一件完全准备好了的、完全成熟了的事情。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的任务，就是要以驱逐孟什维克和宣告新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正式形成的手续来完成这件已经准备好了的事情。党的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于 1912 年 1 月在布拉格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二十多个党组织的代表。因此，它在形式上具有全党代表大会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