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篇民族主义立场的批判文章，大量小说笔法的采用使其读来饶有趣味。作者的分析视野与当今西方批判理论非常相似，喜欢从阴谋论的角度出发，以精巧的事件搭配论证，未免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大气象，但其中的例证与思想因子，倒是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美国，现今所谓的独一超强，在高等教育，高科技，航天工业中执世界牛耳大概是人尽皆知的。较少人谈论的是美国透过金融市场，操纵别国货币和经济的能力。而其把外国人才吸引到美国，为他们提供发展机会及物质奖励的能力，亦是各国中少见的。除把人才吸引到美国，大企业亦透过金融市场成功地把海外的投资者，员工，供给商，以致客户的利益联系起来。所以我们经常在传媒看到他们各路人马为美国的价值观辩护，成为美国这种新型“财主教会”的传道网络中的一员。美国主流传媒不断抹黑穆斯林，但其实他们现在的“财主教会”以让参与者分享部份贸易和金融利益扩展美国无形疆域的方法，和伊斯兰教在七世纪创立不久以贸易利益统一中东各地同出一辙。
二次大战后期订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战后国际金融贸易新秩序后，美国便主导了西欧和其盟国的经济走势。实际上，苏联亦曾参加布雷顿森林协订，只是后来不愿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便退出。这亦是冷战开始的主要原因。1954年苏彝士运河事件中，美国透过大量估售英镑，制止了英法企图进占苏彝士运河的计划。(1)这次羞辱性退兵加速大英帝国瓦解，令英国在中东及亚洲的利益只可屈从于美国的影响。
直至今天，这种美元与英镑汇价的关系一直持续。这其实就是所谓英美“非凡关系”的最重要一环。金融业作为英国最大外汇收入来源，强势，令人有信心的英镑对其维持此方面的生计十分重要。英国在二战后工业一直表现平平，原因是忽视能令一般人获益的基础教育，教育水平每况愈下，成人的语文及数学水平现在是全西欧最低。(2)故此，这由其非凡国际地位和与昔日殖民地精英份子间的关系，而带来的金融业收益便是其救命钱。英国其实在过去半世纪都常在美国和欧洲各国之间拋眉弄眼，左右奉迎，以为其经济及英镑寻找支持。1967年底，美国政府财政紧张，不愿再支持英镑，英镑便贬值。(3)1991年秋开始，英国在经济衰退下，英镑与欧洲货币单位挂钩，以期利用强势的德国马克维持高位，但1992英镑在弱美圆下被拖低，1992秋德国中心银行不愿无限量拿德国人民的老本来支持英镑，(4)英镑便又贬值，“自由浮动”，其实即重投美国怀抱！
在对日关系上，美国亦玩弄类似手法，不同之处在于日本以出口而非金融业为生，所以很喜欢低日圆。而低日圆亦对日本的出口对手南韩带来压力。日本二战战败后美国驻军，后来签订“日美安保条约”，美国派驻在日本百多个军事设施数万美军，而首都东京旁边的横滨就有最大的美军基地。刀在颈上，这等于套在日本颈上的狗带，日本便成为一“保护国”了。在麦克阿瑟将军统治日本时代订下一美元兑换360日元，优待日本的汇率。日本在出口上便接近完全依靠美国市场。这就是放在日本面前的一根狗骨头。若日本听话，美国便在市场，汇率上给日本便宜，尝一尝狗骨。如日本行为不检，狗骨便会拿得远远的。1994年6月社会党村山富士首相上台后，胆敢提出对日美安保条约作出削弱美国角色的修订。(5)后来1995年5月冲绳岛便发生了一起美军强奸一名12岁日本少女的事件！而当时日元便升至历史高位的1美元兑80日元。(1995年1月17日，发生阪神大地震，3月20日，奥姆真理教发动东京地铁沙林毒气袭击，为何日元竟升至历史高位？)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出口自然大受打击，在财阀们的压力下，政府11月便发表了一份赞同美军留驻日本的报告，而村山富士亦于同年12月下台。
其实法国戴高乐总统在60年代便反对美国主宰世界金融市场。美国当时由于越战及社会福利开支巨大，贸易赤字恶化，不愿让法国把手中所持美金依布雷顿森林协订所订三十五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安排兑换黄金，戴高乐认为这样是法国变相支持美国的向外扩张及社会福利。
后来美国在赤字日益恶化下索性于1971年取消布雷顿森林协订下的金本位制。与中国修好，安定了东南亚局势后，便开始向东南亚等劳动成本低许多的国家大量采购消费品，以减低国内在七十年代的高通胀压力。当时美国因二战后婴儿潮间(1946-1964)出生率甚高，出现所谓“青年膨胀”(YouthBulge)现像。在1964年高峰时，美国有超过40%人口是低于20岁。(6)而英国及法国在60年代0-20岁人口亦占总人口达30%。美国60年代随婴儿潮一代开始就业，年青人就业市场恶化(7)为避免大量青年人失业而引发动乱，必须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纵使70年代通胀不断爬升(1979年美国通胀高达23%)，卡特政府不愿利用失业(高利率)来压止。(8)卡特年代的美国联储局局长伏尔克亦曾在其著作谈及因卡特政府不愿坚持货币紧缩政策，所以无法控制通胀。(9)近年欧洲国家失业率长期高企，但中心银行仍是着意于控制通胀，不愿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创造就业，是因为绝大部份家庭只有一到两名子女，年青人纵使失业，父母很轻易照顾，不会随便参与动乱。人口中年青人比例比六，七十年代低许多，一旦发生大型示威亦很轻易安抚平息。
人口学上的“青年膨胀”(YouthBulge)是指年青人占人口高比例的情况。历史上不少重大事件，例如法国大革命，1848年多个欧洲国家的革命剧变，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30年纳粹在德国上台，都和青年膨胀有关。急剧增加的年青人口，削弱建制的权威。大量的年青人很轻易被新观念，思想或宗教所吸引，而由于年青人都普遍无家庭负担，工作又不固定，所以很轻易会被动员参予一些社会或政治冲突。研究亦显示，二次大战后许多的种族冲突与青年膨胀有关。(10)
1960年代在美国爆发的民权运动，西方各国的学生示威浪潮，和欧美六，七十年代不少重大的国内外政策和社会现象，其实都有婴儿潮和青年膨胀(YouthBulge)的影子。当时西方各国面对庞大的青少年和儿童人口，而成年人相对较少的情况，社会上各种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短时间内很难大幅增加以满足需要，而成年人又难以分散精力以应付这幺多精力旺盛的青少年及儿童。再加上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制度下由劳动者自找工作，而非政府编派就业，但政府很难短时间创造大量新而吸引的就业机会。而教育资源影响年青人将来就业，他们对教育资源的争夺便很轻易演化成示威抗议，再加上年青人天生反叛的性格，所以60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动荡其实是很难避免的。
青年膨胀其实是整个七十年代美国都处于高通胀，高工资，但低实质增长的真正原因。吹嘘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传媒说因1980年里根上台后减低向上层社会征税，所以美国经济得以复兴。真相是八十年代青年膨胀开始退潮，因大量青年人失业而引发统冶危机的风险已比60及70年代大大降低。演员出身的里根总统以其魅力“麻醉”国人，忘记剧痛后，便可透过把利率提高至18%来击退通胀，随后劳动人口比例在青年膨胀退潮下一路上升，经济自然改善。根本不是什幺“货币主义”，“供给面经济”或“J曲线”的神奇效力。近年美国劳动人口约占总人口46%，但在1964年最低谷时此比例只为37%。(11)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经济负担其实很重。
除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外，美国的统冶阶层应付青年膨胀的方法，似乎还有越战。
美国投入越战过程主要是由约翰逊在肯尼迪遇刺后接任美国总统开始。约翰逊在1963年冬接任后加速越南战争“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历史资料显示，在美国直接投入越南战争及其引起的大规模征兵开始前，美国曾出现广泛的青少年示威浪潮，而抗议焦点在于社会对年青人及女权的压迫。(12)1965年春天，黑人学生和年青人爆发争取民权，教育改革的大规摸示威后，约翰逊便在1965年7月加派50，000美军到南越，令总数增加到125，000人。(13)其实越战在美国就曾引起很激烈的争论，肯尼迪就反对派美国年青人到越南送死。许多美国人当时认为在中苏支持北越的情况下，美国支持腐败的南越，根本只是徒劳。(14)而纵使支持南越，只用提供武器，让南越自已和北越战斗即可，无需派美国青年到越南战场。在越战中，6万美军战死或失，踪，约十五万人受伤。曾派驻越南的美军总数近二百五十万。(15)越战高峰时，约有五十万美军驻守南越。
在60，70年代，美国实行的是“征兵制”。18至26岁的男性都可能被强制征召入伍。而因为美国直接投入越战，1967年适龄黑人中的三分之二便被征召入伍，而白人则只有三分之一。(16)原因是入读大学的都不用去当兵，纵使大学毕业后被征召，绝大部份都不会被派到越南，只在国内当‘国民警卫军。而美国入读大学都要自费，大部份大学生因此都来自中上家庭。所以被征召入伍的80%来自低下阶层。(17)黑人士兵在越战的伤亡率亦较白人士兵高许多，因为他们较多被派上前线！实际上，1965年秋天，美国大规模投入越战后，黑人示威的势头便减弱。再无见到1963年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二十万人集会，发表“我有一个梦”的场面。对大部分黑人来说，这个梦已变成了越南战争的恶梦！由于许多适龄男子被征召入伍，未被征召的，或较年轻的，为了避免一旦被征召入伍后被派到越南，自然不敢再积极参加示威抗议。所以后来反越战示威的都是无需害怕当兵的大学生。而因为缺少中学生和黑人，示威总体规模不如欧洲。因为大量派美国青年人参加越战这个原因，美国便没有出现在法国，德国及意大利等足以动摇大资本家统冶基础的示威浪潮。
历史其实不断重复。有不少研究便显示十字军东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公元十一世纪西欧人口增长，出现许多失业游民，为了减轻这方面带来对统治阶层的挑战，罗马教皇便鼓动欧洲人作一次这样的“远征”和“人口大迁移”。实际上，十字军中许多都是无业的“骑士”，甚至妇女和婴儿。(18)
而发动任何大型战争必然少不了大量“兵源”，即年青人。
在1977年至1994年，美国因适婚年龄人口特多，又爆发了一次小型婴儿潮，高峰的1990年在美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中排第七位。(19)因此美国在2000年后便有非凡多的年青人。美国近年对外经常发动战争，其实反映这人口结构特质。
美国金融法西斯最害怕的，其实是自己的年青人。
另一方面，60年代的美国还很害怕西欧倒向苏联
西欧，尤其是西德，在六十年代由于青年膨胀影响，左翼思潮抬头，令美国在全球战略上面临了巨大的困局。在1965年，德国出现了一个左右翼共同执政的情形，左翼的布兰特担任西德外长后便推行对东欧开放的外交政策(Ostpolitik)(20)。1967年6月西柏林爆发学生大示威后，左翼示威便漫延全西德。法国在1968年5月出现特大示威抗议后，马克思主义浪潮便席卷西欧(上届德国总理施罗德，年青时亦是大学内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成员。毕业当律师后更是70年代德国赤军派份子的辩护律师)
这一浪潮导致德国在1969年出现了一个四十多年来未出现的左翼政党执政现象。当时执政的便是社会民主党(SPD)。总理布兰特上台后，政策便大幅倒向亲东欧及苏联，以期东西德早日走上统一。1970年西德便和苏联签订了和平条约，其后并把这种关系发展至东欧各国。1971年9月，布兰特在事前未同西德的西方盟友协商下，在克里米亚和苏联领导人布里涅列夫进行“私人会面”，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犹太人基辛格便视之为极大威胁。(21)
而在法国方面，1958年法国戴高乐总统上台。1960年成功引爆核弹后，即采取反对美国领导的立场。1964年1月和中国建交，数月后法国海军退出北约舰队，1966年戴高乐更迫令驻法北约部队(大部份为美军)全部撤离法国。
在这种情况下，若西德完全倒向苏联，东西德真的统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便面临瓦解。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利益便受到严重威胁。欧洲人口比美国多，工业水平一点都不落后于美国，欧洲若一旦和苏联结盟，对美国在全世界利益的影响可说是灾难性的。为了制止这种趋势，美国便只有与中国合作，利用中，苏长达六千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来牵制苏联。(22)对其在欧洲的扩张带来压力。美国的’骨牌理论’说加入越战是为了防止东南亚国家逐一落入**，但其实美国在以前，以致现在的最主要骨牌都在西欧，而非东南亚。实际上，尼克松到中国访问后不久，国际形势便朝对美国较有利的方向发展。
在经济方面，美国透过与中国修好，安定了东南亚局势，从低成本地区大量进口，一定程度舒缓通胀压力。值得注重的是，美国在这些相继向日本，南韩，东南亚国家，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以致印度，巴基斯坦的采购中并没有付出甚么真金白银，只是把一些对美国已不具战略价值的技术转让过来，而美国又不断地透过他的“财主教会”吸纳亚洲的科技精英到美国发展，为他创造更新的技术。利用超前的技术在军事上，经济上威胁对手，然后把这些高端技术“民用化”，“商业化”(“因特网”及“波音飞机”前身都是军事产物)，注入一些企业后便让之上市，在股票市场集资。在众“财主教会”各支派的“财技”专家，宣传机器的鼓动下，把股票价格大幅炒高。一方面为美国的下一波技术投资带来资金，另一方面“信众”买了美资企业股票，变成“财主教会”的一份子，便自然变得接受美国及其企业的价值观。再过了数年，当某种科技不再“尖端”后，便又“转移”给亚洲各国，换取廉价的劳务。周而复始，这循环便维持着美国的霸权。这亦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保证的金本位制度解体后国际贸易维持发展的另一种形态。
随着美国增大向亚洲的采购，贸易赤字，外债等便不断上升。在里根时代，大举扩军后便开始变成天文数字。但在美国能维持其经济，金融，军事霸权的情况下，这些始终只不过是数字。因为这些外贸赤字，外债等最终都主要由各大小投资者，尤其各亚洲中心银行，以采购美国国库券的形式承担了。日本中心银行便是美国国库券在八十年代的最大买主。而日本公司当时在美国投资更被传媒吹捧为“日本收购美国”。但在日本公司无刀无枪，日本本土却被四万五千美国大兵’保护’下，日本的强大只是笑话。实质是日本人把辛劳赚来的外汇在无可奈可的情况下，送回美国人口袋里。到冷战结束，美国不像以前般需要日本配合，泡沫经济爆破后，日本便不单只打回原形，更走入十年的衰退。
有些传媒比较各国财富时，便以香港，新加坡，台湾，中国大陆，日本等地拥有多少“外汇储备”来代表经济实力，其实他们都没有搞清楚许多的“外汇储备”都是美国的国库券。对美国政府来说，只不过是印张表格，签个字这么小意思，根本比戴高乐当时所反对的“美元霸权”还‘霸道’。在60年代，美元起码代表兑换黄金的承诺，而现在则美元只是美元，是美国政府可无限量供给的票据。实际上欧洲强国，如法，德，英，北欧工业国等都很少持有这些如美元一旦大幅贬值，便近似废纸的“外汇储备”。一旦任何国家与美国交恶，美国政府说要“冻结资产”，这些“外汇储备”自然亦是被冻结之列。
美国却透过这种金融霸权，不单只掌控各国的经济盛衰，亦为自已国民带来大量的平价消费品，满足美国人购物成性的欲望。
亚洲越来越平价的消费品，工业品令美国可在高就业率的情况下维持低通胀。亚洲中心银行在美国威逼利诱下购买美国国库券，各国大小投资者争相加入美国股市，这金钱游戏令美国在90年代中后期一直可在高增长中维持低利息。这些其实就是在前数年被吹捧为美国“新经济”中的低息，低通胀，高就业，高增长的“秘诀”。说穿了就是亚洲的廉价高质劳工和国民为美国不单只提供了平宜的产品和服务，还提供了平宜的资金！最近两年，亚洲中心银行减少持有美国国库券，(23)，美国利息自然拾级而上。而其在低息年代形成的房地产泡沫经济便岌岌可危。
但美国20多年来的成功，并无为其基层人民带来很多好处。经济增长的成果全反映在股票及物业的价值上。在医疗，教育方面，低下层的情况都比中上层差许多。80年代青年膨胀(YouthBulge)退潮，统冶阶层不用再面对年青人抗议的威胁。财富，教育和医疗资源分配便开始越趋两极化。美国劳工在过去二十多年间的实质收入，其实是没有增长，或甚至是负增长的。尼克松总统在其著作中便提及美国成人有约25%中学未毕业，这种情况在欧洲，日本，以致前苏联等成人超过95%中学毕业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24)
美国被大西洋及太平洋所保护;北面的加拿大人口只及美国的约十分之一，又夹在阿拉斯加和美国本土之间，所以无法对美国构成任何威胁。而南面的墨西哥，中美洲小国等发展水平和北美又差许多，在一些腐败的南美政权得美国支持下，中南美国家缺乏发展机会，许多精英都流向美国，美国本土可说是没有任何来自外国的威胁。统治阶层没有甚么真的提升基层，以团结对付外敌的需要。所以美国政局的长期走势基本上是由各金融资本集团的巨头在幕后操控。在资本集团联合压制下层的情势下，左派，基层工会，势力十分薄弱。
因西欧传统上都是许多不同国家互相制衡，再加上有部份国家仍实行君主立宪，故此国家权力便较分散，而各个国家的统治阶层为避免“亡国”而引致自身地位不保，所以都必须注重提高普遍的国民素质。因而他们的“社会主义”成份比美国高许多。
实际上中国宋朝王安石推行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变革时，中国亦是各统一皇朝朝代中国势最弱，最多外敌的年代。
几乎全部欧洲国家都有左翼政党执政的历史，而北欧更是普遍实行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财政占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百分之六十。欧洲私人资本家便很难在这种情况下如美国资本家般在幕后完全控制政局发展。所以欧洲的选举中，政党扮演的角色便十分重要，可以说是政党决定了候选人。竞选经费主要由政党和政府承担，德国政党经费约一半来源于党员会费。(25)在美国，政党只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组织，基本上决定何人出线为候选人根本不是政党，而是资本家，因为在美国总统竞选经费无上限，花费千亿的情况下，政治人物只要在公众面前表现不太恶劣，谁最能得到较多’财主’的支持，才是他会否成为候选人的决定因素。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只占美国人口1%的地区便提供了23%的竞选经费。(26)
美国不限制总统竞选开支(除非候选人接受政府选举资助)。美国总统，国会议员竞选开支主要由个人及利益团体支付，政党只负担少部份。1979年的FELA修正案令政党选举开支大幅上升。自1996年起，最高法院的判决更对政党的独立捐献不设限制。(27)美国曾在水门事件后，1974年透过FederalElectionCampaignAct(FECA)的修订为总统竞选经费设限，但这短命的修订在1976年便被最高法院以妨碍“言论自由”推翻。(28)
其实这也很合’法理’，在美国不受约束的‘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下，“言论自由”即意味着越有钱，便越有言论获得传播的自由。普通老百姓，只有和朋友，家人瞎聊的自由，并没有言论获得大范围传播的自由。
推崇西方议会民主的人很喜欢把这制度说成唯一真正能保障大部份人利益的制度，说成是人民权力的真正，唯一彻底反映的形式。但他们都不谈“候选人”到底是如何产生的。而令选民了解候选人的主流传媒又是由那阶层的人控制。没有庞大竞选经费支持，利益不和资本家或专业特权人士挂钩的人，纵使清廉公正如包公，精明尽责‘志虑忠纯’如诸葛亮，前线记者热心报导，又有多少主流传媒老板会让之长期占据主要篇幅？
现实情况是，“候选人”在欧洲国家都是由政党党团挑选，在美国则由资本家羣挑选。而主流传媒都是由与政党，大企业，政府，上层社会有关的人控制。他们“差额选举”的真实情况是党团，资本家群，上层社会，主流传媒寡头等分别，甚至一起选定了一些“候选人”给群众从中再作挑选，而选举结果又往往受不同的投票和选区划分方法，例如比例代表制，简单多数等不同方法所影响，某些方法是倾斜小党，有些则倾斜大党。英国首相，美国总统选举有不少次都是由得票总数其实较少的人当选。
在政党组织薄弱，但选举经费限制较严的地区，由主流传媒老板组成的‘传媒寡头’，更是决定“候选人”名单的主要力量。资本主义的传媒都很关心一些国家和地区会否实行直选，一人一票，但很少向选民深入介绍不同计票方法，选举经费设限等十分影响选举结果的问题。原因无他，世上没有什么选民真的是靠亲身接触，共同处事来熟悉候选人及政治人物的，绝大部分人都只靠传媒的报导来了解公众人物。直选，一人一票的制度其实代表主流传媒老扳们对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力。只要传媒把某人说成恶魔，描成某些丑闻的主角，这政治人物便成’过街老鼠’了。到底传媒是只否在报“忧”不报喜，故意丑化和传媒老板利益冲突的人及团体。为生活忙碌终日的市民大众如何有空求证？从何知晓？
三十年代闻名电影名星“阮玲玉”，“周旋”被传媒抹黑后愤然自杀，遗言便是:人言可畏。
所以，在西方国家，主要决定基层长远利益的并不是民主选举和议会，而是上层社会的集体意志。相对于以前“专制”，“极权”社会，他们无可否认是较“民主”，因为他们的上层社会中有份参与决定“候选人”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比在“独裁”，“极权”社会中的类似比例高，但最多也不会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对绝大部份人来说，中心政治权力始终是和他们搭不上边的。而在某些西方国家，由于参予决定候选人的全是资本家和“专业人士”们，所以政冶人物背后代表的利益和大多数人，尤其基层其实对立。这情况在政党组织薄弱的美国尤其明显。
低下层在美国这种政治体制下未沦为“奴隶”，除因为有亚，非，拉等地人民为他们提供了廉价的产品和服务，还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缺不了“消费者”购买“生产者”所提供的劳务，而低下层又同时具备这两种身份。若他们太穷困，资本主义此一循环便无法实现。上层社会和资本家们便赚取不到任何利润。而美国经济有三分之二由国内消费带动。如何维持活跃的国内消费市场便是统冶阶层，资本家们注重的焦点。所以美国由资本家群选出来的总统，议员亦不会弄得民生太苦。否则他们的幕后老板们自然将之辞退。
大西洋彼岸的西欧，虽然消费市场不如美国活跃，但历史上分裂为不同国家，互相对立，而纵使政冶统一的欧盟真的诞生，亦要面对东有俄罗斯，欧洲本土有北约(主要为美军)驻防的现实。便令统治者们要善待基层，以增强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感。
同样实行议会民主的印度，菲律宾等，对上层社会来说，国内市场不如出口吸引(反正他们许多家人及投资都在一些较先进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又无面对即时而巨大的入侵威胁。在殖民地政府撤退后治理国家的统治阶层(许多都是原殖民地社会精英)并不面对迫使其改革，团结国民，以求自保的压力。所以他们其实都采取压制下层发展机会的政策，以期尽量谋求最大的短期利益。对他们来说，议会民主只不过是骗骗市民大众，对基层实行“专政”的工具。
西欧，日本，美国及印度，菲律宾等都是人们一般所称的“民主”国家，实行的都是西方的议会民主。但基层市民的教育，医疗权利却很不同。由此引起的财富分配亦十分不一样。
这反映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与否，和国家的基层人民发展前景其实没有甚么关系。在已发展西方国家，主要决定因素在于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如国势强大，别国难及其项背，则虽然人均收入自然较高，但国内会倾向两极化。国内工序会较多搬到国外低工资地方，以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即私人资本集团谋取最大利益。这亦是为何冷战结束后美国独大，而“全球化”情况加剧的原因。
美国劳工在过去二十多年间的实质收入负增长，而经济增长则主要反映在资产，例如股票及物业的价格上。这些都是中上层才有资格参予的金钱游戏，所以顶层20%的人口便财富暴增。(29)和欧洲投资基金集中在债券不一样，英美鼓吹资产增值，股票市场大量向一般市民集资。(30)有些人宣扬市民大众透过参与股票市场，对公司治理层形成监控，会令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更有效率。但各种厚厚的公司和基金报告，其中用上各式花样百出，陈出不穷的概念，专业名词，到底有多少个人投资者可有精神时间消化？而且这些文件根本不反映上市公司和治理层间家常便饭般的秘密交易，一般公众从何监管？这文化的真正目的其实在于‘勾引’社会中层参予和上层合谋压迫下层和黑人等的游戏。所以在黑人，穷人聚居的路易士安纳州发生风灾，便没有多少中，上层的美国人有爱好关心，救灾反应极道缓慢。真的‘你死你事’！
美国的公立学校(都是低下层就读)质素都很差，缀学率甚高。教育资源极端地两极化，(31)1980年后大学变得向上层倾斜。(32)而主要由私人负担的医疗费用高昂，医疗保险费约占一般中层雇员工资百分之十。(33)美国的医疗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15%，比欧洲的8%高近一倍！(34)但美国人的平均年龄及人均寿命都比欧洲低，这反映在医疗开支上的极大浪费。这些问题己存在20多年，上层都无真的意愿作甚么改革。原因是，高医疗费用其实代表上层社会垄断更多的医疗利益及套在下层身上的‘金刚圈’。医疗和教育上两极化对上层维持特权统治才最有利！
欧洲的基层人民处境便比美国好。没有在美国大城市中到处可见的贫民窟。国立的中小学教育较佳，教育机会平等许多。医疗费用较低并一般由国家主要负担。加拿大的地缘政冶环境和西欧有点相似，所以基层人民处境亦近似
但英国便因其在二十世纪前是“独一超强”，与欧洲本土又一海之隔，外敌不易入侵，所以阶级分岐比欧洲大陆明显。社会上出现明显的低下层。公立中小学水准亦差许多，而相比法国及德国，英国亦是最迟才推行全民普及教育。但在一次大战中英国需要大量来自美国的支持才赢得战争，亦使英国统治阶层明白自已风光不再，为免控制权完全落入美国人手中，便在一战后数年，1922年首次让工党执政。但由于地理环境使然，英国面对外敌的压力，始终比欧洲大陆各国低许多，所以至今英国国内仍不及欧洲大陆般“平等”。
英，美文化注重“自由”，法德文化偏重“平等”。法国大革命标榜的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其实并非无缘无故，是统治阶层故意塑造出来的文化环境。英国为工业革命先驱，十八，十九世纪的独一超强，美国在工业化过程及二十世纪冷战中完全受到两大洋的保护，所以他们的统冶阶层都不注重团结低下层。在他们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自已成为最有钱的少数后，便向人民鼓吹“自由”的游戏规则，大力灌输经济上“你死你事”的“自由”观念。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经济强调‘鹰有多大能力，便可飞多高’的“自由”，自然意味着大部份的’小麻雀’任其“自由”捕猎！美国右翼的‘隐形’喉舌，国家地理(NationalGeographic)便不断地在其节目中向观众灌输‘弱肉强食’，狮子老虎的自由等观念。
在国际上，英美在二十世纪初，本国的工业都已大大领先别国的情况下，便鼓吹“自由贸易”，要求开放市场，以控制别国的经济发展，减慢后进国的工业化步伐，甚至打击小国赖以独立生存的农业，以图藉着美国的农业优势来完全控制小国。在亚洲金融风暴前，印尼稻米本是自给自足，经索罗斯等美国金融大鳄狙击，印尼经济崩溃，向总部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会求救。国际货币基金会借出贷款的条件之一便是印尼开放稻米市场。之后印尼米农便跌落深渊，而印尼变成为稻米进口国。盛产石油的印尼成为美国的猎物，其实是美国在冷战后要垄断世界石油供给的其中一步。亚洲金融风暴本质上，是以丝袜朦面的美国’金融十字军’一次‘小东征’。
而欧洲大陆各国，在十九世纪初时工业革命历程都落后于英国，但可幸由于他们人口当时比英国多许多，1806年，法国为英国二倍半，德意志各邦为英国的二倍。(35)英国还未能威胁欧洲大陆各国。所以统治阶层为了鼓励人民团结，追上英国，便拋出“平等”。1870年，德，法人口二十岁以上的，30%和42%均已享有投票权(虽然这其实不怎么真的影响上层的政冶权力)，而英国还只有14。9%。直至1885年，英国这比例才增至29%。(36)英国1870年前普及教育大大落后于普鲁士和正追赶普鲁士的法国，在1870年英国才订立法有关落实普及教育的法例，(37)并在1885年扩大选民基础。这都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及1869年苏伊士运河(SuezCanal)开通后，南面是地中海的法国可很轻易到达亚洲，削弱了大英帝国的地位有关。其实，英国统治者以前并不是真的想人民“知多点”。
踏入二十世纪，欧洲大陆各国面对互相竞争及夹在美国苏联之中，各国统治阶层更加无法不高举平等。
二战后的亚洲国家，各国基层人民的发展机会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其次便是发展成果能否公平分配。历史经验显示，这和有否实行议会民主没有甚么关系(尤其是在国家仍处于发展中的阶段)。在美苏冷战时代，亚洲的各发展中国家和日本这工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对外能否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为本国争取到有利的发展条件和要害的外国先进技术，以缩短现代化所需的时间。另外，对内能否革除一些体制上妨碍国家工业化的因素，例如实行土地改革和普及教育亦是十分要害。在这方面，长期执政的政党和政冶家便令一些国家在与欧美和苏联这些政治领导人经常更替的国家周旋上占有重大优势，亦使国内的一些要害而必要的改革能顺利展开和长期实施。
二战后的日本形式上实行多党制议会政治，但自民党在独特的选举制度保护下，长期执政达四十年;新加坡李光耀;台湾蒋介石和蒋经国;马来西亚经济高速发展期的马哈蒂尔;南韩工业发展要害期的仆正熙;中国的毛泽东及邓小平都是上述情况所提及的例子。
而香港的发展则缘于中国解放后需要香港这“窗口”来吸收外国资金技术，和作为与西方集团接触的缓冲。
以上所提都主要在于冷战这独特的历史机遇。而毛泽东就极充分地利用到美苏对立(38)，为世界上多达20%的穷困，基层人民罕有地争取到发展机会，在国内革除妨碍穷困人口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旧体制，和全力普及基础教育与医疗方面，毛泽东亦做得极成功(pg388，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ao’sChinaandAfter:AHistoryofthePeople’sRepublic，MauriceMeisner，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另外一些亚洲国家，例如菲律宾，印度，印尼，巴基斯坦，有些实行议会民主，有些则否，但他们都在现代化竞赛中大幅落后了。
由于印尼及印度均是人口众多而有一定资源的国家，工业大国都不愿意为他们提供些甚么先进技术，以免为自已带来挑战，而这两个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可供利用的地方亦不多(起码在冷战前如是)，更令他们在与美苏集团讨价还价，争取技术援助上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另外原因是这些国家独立前的既得利益集团，例如宗教，殖民地时代的精英份子等影响太大。社会改革无法真正实施，经济亦难以发展，而低下层生活更不可能得到改善。
印度的议会“民主”令中上阶层可订立些名为保障工人权益，实质是只保护中层，而压制新就业者和低下层发展的法例。低下层的教育权利一直被忽视，种姓制度没有改革下。在国民80%是文盲的1947年独立时实行议会民主，实际上是一种透过议会民主而把大部份社会基层压得永不翻身，永远沦为上层奴隶的方法。
目不识丁的基层生活已朝不保夕，又只能靠电台，电视获取资讯，所以在选举中便成为识字的少数随意玩弄的工具。
印度在1885年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前，本来工业发展不错，直到1810年为止，印度钢的质量优于英国，仅次于瑞典(39)但因为工业发展释放出下层要求民族独立的力量，诱发士兵参予大革命，触动印度王公们的统治地位及利益。上层社会便索性请英国接管，以镇压反对他们的力量。这种情况和明末士大夫阶层邀请满人入关镇压农民起义，(40)太平天国时期，满清宁给列强好处，使列强合作镇压太平天国，而不让国家推行甚么改革类似。(41)
在英国正式接管印度后，印度便被“去工业化”，工业发展停顿下来。原因除印度王公们不希望工业发展再释放出下层的力量外，亦因为英国不希望自已的殖民地印度有机会发展成与英国在工业上抗衡的地区。印度人口，资源比英国多许多，英国这样的想法一点都不令人希奇。
而英国在撤出前，自然同样不希望印度的工业化进程有甚么突破。所以便很乐意把议会民主移殖到一个人口80%是文盲的印度，并把政权和平移交给甘地，尼克鲁这两位在英国受训的律师和由当地在殖民地统治下冒起，受殖民地教育的精英组成的国大党。甘地的‘非暴力反抗’及坐在手摇织布机前操作，形像和平，传统，但意味着低下层，妇女等永无翻身之日。其实很乎合英国人及印度上层利益。所以英国传媒很喜欢抬捧甘地。
印度本土精英的不少亲属，投资等都在英国。他们组成的政党，控制的议会和政府，自然不会真正诚心改革那些损害到自身阶层享有特权的政策，例如种姓制度，精英教育。尽量压榨国内数亿目不识丁的文盲奴隶，把印度丰富的原材料，廉价的手工艺品卖到国外，然后把利润交给英国的亲属保管，投资便可，何必急促工业化，诱发低下层贱民们的夺权？这种情况和现在尼日利亚的情形其实类似。
所以印度在冷战结束前的许多大计划其实都是说来动听，没有甚么真的实行。官员亦一直明目张胆，十分普遍地利用各种管制，法例来谋私利。有利精英下一代的大学教育全力发展之时，基础教育却没有什么改善，‘经济学人’资料显示，印度在独立后五十年的1997，成人仍然近半文盲，妇女更近超过六成是文盲！(中国只有约17%，绝大部份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生)这么高的文盲比例令印度和中国比较，发展差天共地(42)制造业发展举步为艰。2002年只有620万受雇于制造业，只占总人口0。6%。(43)
印度近年的经济发展，得益的不过占人口不到1%的顶层。现在经济火车头依靠软件业等雇用少数精英份子，靠接外国订单发展的第三产业。但没有制造业基础的第三产业，根本无法推动国内经济长期全面发展，只能永远停留在替外国加工的水平。制造业落后的经济，表面如何繁荣，亦只是建筑在浮沙上的幻像。电脑软件无论如何精密，都是吃不饱，穿不暖。无制造业为后盾，无电脑硬件的电脑软件更只是“无主孤魂”。无制造业基础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只会为令印度这贫富悬殊严重的社会进一步拉开贫富距离。而由于“富者”收入来源主要靠外来业务，而非国内经济发展，所以印度由“啡皮白心”治理下“芋头半殖民地化”的情况只会愈演愈烈。
其实列强在撤出各殖民地时的把戏都类似。法国撤出时，非洲前殖民地是很多小国，小国无法脱离原宗主国自连成一经济共同体，很难发展甚么大型工业。(44)60，70年代非洲小国间的航空交通都要到欧洲中转！(45)有些国家在独立后盖上很漂亮的中学，原因无他，原殖民地精英子女都要受良好教育，然后到巴黎的名牌大学念书。但大部份国家基础教育都很差，现在他们许多国家的识字率都比印度还低。所以这些国家都一如印度，独立后不久便从轻奋跌落深渊。到冷战结束后，美苏不再需要在非洲争相讨好那些腐败的政府，非洲低下层人民的命运便更加悲惨了。(46)
往日的英国殖民地中，只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较好的发展。低下层的生活亦不差。原因除了领导人的素质外，亦因新加坡是一个缺乏天然资源，人口不多的城市国家，而一定程度上扮演着西方集团在这些区域的代理人及贸易金融中心角色。所以便只能提高国民的普遍教育水平。而西方集团亦不害怕这缺乏天然资源的城市国家在普遍教育水平提高后会脱离对西方的依靠。马来西亚由于巫人主政，但经济权把握在华人手中，亦只好推行普及教育以抗衡华人的影响。
英国在香港的撤退手法亦差不多，但因香港是一个已高度发展的城市，而政权是移交给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所以低下层前境便不如印度，非洲等这么差。英国在撤出香港前故意忽视幼儿，小学教育，但却注重中上层享用机会较高的大学教育。(香港90年代前实施的是中上层占明显优势的金字塔式中小学教育)，和许多已发展地区大学要学生自费或申请低息贷款交费不一样，香港的大学是政府负担近90%学费，变相支助负担能力本已较高的中上层子女读书。亦令大学学额很少，以前能读上大学的大部份都是精英的下一代。20年前香港能入读大学的中学毕业生约只占约2%(比中国现在的约7%低许多)，而现在约18%，但发展水平差不多的欧洲国家，例如英国便达30%。(47)
根据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显示，1999年OECD(经合组织，包括大部份欧美国家，共27成员)国家，政府教育支出中约23%为大学开支，因前殖民地政府遗留下来的旧作风，香港在2000年此数字则高出不少，约为29%。
更令人诧异的是，2000年香港特区政府花在每名大学生身上平均约185，400港元，(政府专上教育总支出127亿，学生总数68484人)等于人均GDP193，299港元的96%。比OECD的平均34%高近3倍！但政府对每名小学生的开支却只占人均GDP的12%(2000年9月，共有444，711名学童在719所官立及资助小学就读，政府在小学教育总花费约101亿)(48)，比OECD的平均17。5%低三成！这就是香港这人均GDP世界排第八的地区基础教育实况！
这造成香港小学在过渡前的奇异现象:绝大部份都是半日制，非全日制。(发达地区绝少这样)。这情形和印度精英故意忽略全民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低下层的父母本已不善于为下一代亲自教授，因经济问题，许多家庭又请不起中上层都能负担的菲律宾女佣(香港约有210，000家庭有聘请家佣，约占总户数10%)，而夫妻不少要全职工作谋取生计。在半日制小学，政府又不发展幼儿教育的情况下，低下层的子女不少便有半天无人看管照料，教导。在人生最重要的头十年，许多低下层子女便被这制度故意地淘汰掉，或甚至误入岐途。
上层的子女自然少了一大班对手了。这正如鲁迅所说，表面看的礼教，打开全是“人吃人”！
英国人一方面故意忽视香港基础教育，另一方面在制度上保护某些和英国关系非凡密切的“专业”，例如律师，大律师，医生，给这些行业很多世界独有的荒谬特权，造就一班亲英的精英份子，把握香港一些重要的“专业”。这些受高深教育的精英，专业人士自然在其撤退前的德政“议会民主”中占有许多席位，比一般基层有压倒性的优势。而这些精英份子和资本家群与印度，尼日利亚的上层社会相似，许多人都在英美等地有不少投资。所以在过渡后便继续亲英美的立场。
在英国人撤出香港前数年的泡沫经济下，因为就业率高，所以社会“安定繁荣”，香港人亦不太在意提高知识水平。回归后泡沫经济爆破，香港因过去严重忽视基础教育而导致的恶果便马上浮现。大批低技术劳工难以转业，年轻的许多因基础较差而难以向较高技术发展。在金融风暴后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低下层向上层流动的机会变得更渺茫，政府公共财政只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0%，很难推行甚么大型计划帮助就业，令社会更依靠亲英的专业精英份子，特权阶层和资本家。
特区政府虽然在回归后开始推行全日制小学教育，但幼儿教育还是私营，市民自费。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以前英国人种下，故意忽视低下层下一代教育的问题不是短期可解决的。所以低下层贫穷问题便越来越严重。
过渡后，在中小学及专上教育的改革上，既得利益者便一直阻碍。提出的都对老师，大学讲师有利，对学生发展没甚么实质好处。英国人在香港“议会政治”下扶植的不少便是这些教育界和亲英专业人士的同路人。他们许多都高呼香港要加速民主进程，但却很少听到他们提出甚么可真正提高香港低下阶层教育及医疗权利的建议。原因无他，高举“民主”旗识就如在中世纪高举“天主”一样，可为他们带来不少“信众”的支持。对‘政坛长老’们来说，‘争取民主’其实是和政府在背后讨价还价，以维持各种特权利益的筹码。他们最关心的其实是如何完全垄断这游戏，把可能与他们竞争的新加入者完全排挤！被他们动员起来的市民其实只不过是棋子！而一些胆敢对他们代表的特权利益提出挑战，维护基层权益的‘老实人’便被这些‘长老’和与他们有千丝万柳关系的传媒老板抹黑删除！
香港的政客和上层社会，不论派别，真正关心基层将来发展的其实不多，原因是他们不少人都像印度或尼日利亚上层社会一样，家庭成员和个人投资，部份都早已搬离本地。香港陆沉，对他们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所以他们都不热衷于如何像欧洲国家般透过提升大部份基层的质素改善香港长远竞争力。对他们来说，这投资太长远，太无形。他们大都着眼于如何在中短期内维持自已圈子内的特权，把现有关系网“利益最大化”。对他们许多人来说，“民主议会”真实的作用是追求短期私利的工具。
其实判定执政者到底是否为广大人民，国家长远发展尽力，最主要看普及教育及医疗这两大要害。而国家大多数的基层的权利与发展机会能否得到保障，是有赖一个把统治阶层的长远利益和基层的发展捆绑在一起的机制，和侧重从基层培养，提拔人才到高层官僚体系，政治领导阶层的制度。实行西方议会民主与否，并无必然关系。菲律宾，印度和一些非洲国家低下层的困境都是活生生的例证。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时八天，是当时历史上美国总统离开本土为时最长的一次访问，原因当然是有求于中国，无奈地有求于毛泽东。其实，美国金融资本寡头们除很害怕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风潮和美国的年青人外，心底亦既恨又怕毛泽东。因毛泽东晚年为当时占中国八成人口的农民，妇女等带来普及教育及医疗，令世界受压迫的低下层挑战美国金融资本寡头成为可能！
‘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一方面支持些封建腐败政权，另一方面伪善地叫别国专重宗教，不要害怕给人民民主自由。但其实美国上层社会最不专重的是耶稣基督在二千年前创立普世教会时，为受压迫的低下层申张公义，争取权利的思想。知识带来人类光明，真正的自由，生存获得保障才可能实现民主。美国顶层最害怕的是给予全部人民广泛而平等教育权利，医疗保障的国家。因为这些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基石！彻底实施此一政策的国家，释放出人民的巨大潜能，会令美国在长期竞争中落败，除非美国统治阶层亦愿意让其低下层分享这些平等。但偏偏，这亦是他们最不愿意的。被加拿大人称作‘低能儿’的小布什若无石油父荫，副总统切尼代表的杀人军火工业与金融寡头互相勾结，和金权政冶下的选举，怎么子承父业，延续’布什皇朝’？如真的公平竞争，那些无真材实学的顶层都往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