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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无论是富士康、宁陵，还是如今的蒲城，其作为群众的自发性运动，都在昭示着中修的民声载道、命不久矣；但在运动中，仍可看到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行动的方法论、行动的目标、组织的维持，这些都是自发性运动没办法做到的，现状就是群众急需一个先锋队的领导，带着他们实现最终的革命的胜利、自身的解放！但仍有很多机会主义者们，闭着眼睛，念着“想造反、知道要造反的人还不够多”的愚蠢言论，跟在群众的后面，为群众的自发性运动摇旗呐喊，做着孤独的“传教士”，不愿将当代革命最重要的事情：组织建设 放到第一位！
2、越是危急的时候越是能看出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就是看他能否坚持正确的路线。泛左翼日常融工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现在却不说了，也不想着做什么扎根，而就是把全部家当砸进去搞风险投资，而我们也能看到结局，那就是中修通吃，泛左翼全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要听机会主义者说了什么，而要看他做了什么，说要融工，但实际上只是搞政治投机，而没有做扎根和艰苦卓绝的工作，说要组织，但就是不愿意建立，只想着去摘现成的桃子，但现实就是，这些人一见到活生生的无产阶级就要被吓的抱头鼠窜，一面口中还念念有词真是一帮暴徒，岂不是很叶公好龙吗？
一、旧制度的坠亡
新年伊始，本应当是喜迎新春欢度佳节之时，但旧制度之下的阶级矛盾不会因此而褪去。2025年1月3日，一则蒲城职业教育中心一位17岁的学生党昶鑫在学校无故坠亡的消息被曝光，家属到校被老师关在屋子不允许离开，直到天亮才得知孩子坠楼死亡的消息。家属称，在殡仪馆想看看孩子还有没有其他外伤时遭到老师阻拦，并且孩子的手机手表被没收，手机里的照片被删除。而校方对此事件的回应却是“自杀坠亡”，并极力压制消息，这便是事情的起因。
于是，群众愤怒了，他们聚在蒲城职业教育中心，替被害孩子的家庭讨要说法，得到的回应却是暴力机器的封锁和镇压。但是群众并没有因此而退让，反而自发聚集团结起来，与警方对峙，乃至爆发冲突，群众也没有退让分毫。长期积累的阶级矛盾在此刻得到了爆发，中修无论再怎么掩饰也无法掩盖这一事实。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无产阶级群众在此刻向世界展示了他们所蕴含的巨大物质力量，群众无畏的勇气和改天换地，与压迫者做斗争所爆发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威力是巨大的，足以摧毁旧制度的一切。随着阶级矛盾的愈演愈烈，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顽疾，预示着中修在本世纪即将要或者马上要迎来他必定灭亡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到广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对抗中修和他的走狗，足以证明“裂隙是可以被弥合的”。那些取消革命的人需要歇一歇，无论他们想不想革命，革命就将要来了，事实就是如此。
二、运动的局限性
但是，蒲城运动的结果却是可以预见的：纵使能引起一时撼动，但有权有枪的资产阶级当局还是能靠他那三板斧，舆论管制，暴力镇压，和逮捕领头人的办法，来使这一运动走向败亡，结果矛盾和愤怒并没有进一步转化，而是白白流失，最后群众一无所获，资产阶级继续维稳，仿佛歌舞升平、欣欣向荣。
这便是自发运动的局限性：群众自发斗争是无法战胜资产阶级的自觉镇压的。群众的自发斗争无法维持长久的团结统一斗争，无法有策略地和资产阶级斗，无法战胜资产阶级武装到牙齿的、掌握各种先进物质手段、可以从全国调集的镇压力量。
阶级矛盾无处不在，工人群众的自发反抗也无时不有，但自发斗争完全被困于资产阶级政治的框架中，自发群众们困于政治阶级意识的模糊，难辨敌我友，被自觉的、有组织的剥削阶级牵着鼻子走；困于组织形式的极度落后，面对资产阶级的暴力机器一击即溃甚至不击都会自行崩溃；困于没有正确路线的领导，集合起来的自发群众不知道该怎么正确反抗斗争，更不知道反抗的出路何在。以上都反映了没有自觉革命家组织、先锋队的政治领导，自发斗争不论规模多大、持续时间多长、影响力多大，都会被资产阶级反动派和机会主义者轻松分化瓦解掉。
也由此可以判断，无论是22年的“富士康工运”，还是如今的“蒲城抗议”，这就是自发运动的极限了。我们要认识到，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但是分散的状态同时又抑制着他们的集体活动，具体表现便是无组织、无领导、无纪律，只有当无产阶级群众作为一个自为而非自发的阶级时，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
但是，这绝非是因为无产阶级的落后，恰恰相反，他们已经走到了绝大多数的革命者前面。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组织和领导。而这，根本上需要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只有通过先锋队的领导，才能将自发的阶级转化为自为的阶级，将运动导向革命。
蒲城运动的失败是必然，这是自发运动的极限。要突破这一瓶颈，就需要革命家组织长期扎根的融工工作，而机会主义者反对这一点，他们在此时此刻就不提融工二字，足见他们的投机。
三、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
在运动中，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他们胡说什么“积极参与运动，从运动中建立核心组织来领导无产阶级，去围攻中修的暴力机构警局检察院等，通过民主选举出新的县政府来取代旧的。” 看似是要将运动推向革命，但实际上他们就是要把自己乃至于革命的未来都赌在这一次次矛盾的爆发上。 他们不去想象如果自发运动陷入低潮，如果新的运动迟迟没有爆发，那么他们那所谓的新的政府是否有任何力量，而他们的核心成员是否能保存下来，而不是被秋后算账。
就如同当年“佳士运动”的领导者，本质上是投机倒把、崇拜赌博和冲塔，而从不愿意扎根做长久的工作。中修的残酷压迫固然可恨，但是无能的泛左翼更让人愤怒。而对于这类人，“泛左翼”的称呼显然不足以展现他们对运动的危害，用“机会主义者”来称呼他们更为恰当。
还有一类机会主义，他们口头上宣称要“扎根融工”，但实际上崇拜的却是“手工业小组”式的“融工”。他们平日融工口号喊得震天响，声称要立即到运动中去“领导”群众，但实际上却是跟在群众自发性的背后。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阶级斗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极其激烈，而是极其微弱，因而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继续推动自发运动。
但这本质上并不是要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要跟在群众自发性后面的尾巴队。他们一味地鼓吹自发运动，似乎只要这种自发的斗争足够多，资本主义就能灭亡。这实际是一种分散主义，不是去组织领导群众，而是放弃组织的武器，以原始状态的“石头”和“木棍”去同组织严密武装到牙齿的的资产阶级这实际是一种分散主义，他们鼓动人民不要组织，而是拿起木棍去同组织严密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现代化军队厮杀。似乎自发运动愈是激烈，无产阶级死得愈多，革命的胜利就愈有希望。这不过是要让群众去无意义地送死，而他们自己则靠捞取的政治资本而去摘取这无产阶级自发斗争所获得的人血馒头。
机会主义者面对这样的群众运动，拼命地企图将其拉入“泥潭”当中，以一种“非暴力”的，“松散无纪律的”路线，去做群众运动的尾巴，将夺权斗争矮化为维权斗争，不是去发展带领民众的愤怒，讲溪流汇总成大海，而是在群众的头上，再戴上一副枷锁，一副工联主义的枷锁。
为什么说“蒲城抗议”意味着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因为他们不能够突破自发斗争的极限，甚至于甘于沦为群众的尾巴，这群机会主义者完全处于落后的状态。也必然将被群众所摒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
四、当前运动的迫切任务
列宁在《怎么办》中说到：
“我们运动的危急的过渡的状态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述：没有人，而人又很多。”
而这也是当前革命的状态：不满于被压迫现实的人很多，想反抗的人很多，但是分散的状态压制着人们，真正能够领导组织起群众，将自发运动转为自觉的革命力量的人却很少。
反动派既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可以说是觉醒了阶级意识的，成熟的阶级，他掌握着工业化的组织和暴力机器，就是他作为自觉阶级的最好证明。这句话丝毫不是再夸大敌人，而是陈述事实，因此，无产阶级在组织问题上必须讲究谋略，谋略的核心就在于革命家组织和其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可以说只有在这两个组织带领下的无产阶级，才能够与中修进行抗衡，无产阶级要掌握夺取政权，就必须学会使用“组织”这个武器。
只有建立无产阶级的自觉革命力量，只有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下形成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用自觉地、有计划、有策略，以夺取政权、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为明确目标的斗争取代自发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胜利！
自发斗争和自觉斗争是有根本不同的质的，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路线，就是要抓住自觉斗争这个主要矛盾，以发展无产阶级自觉革命力量为纲，而绝不能做自发斗争的尾巴。
马列毛主义者的融工正是要凭借组织力量成为群众的靠山，走在运动前面。地下革命家组织串联起群众，使得群众能调动起社会各方面的人，有善于打架的，有善于反侦察的，有掌握各个企业情报的“当地通”，以实现群众广泛开展活动的愿望。无产阶级要在举行革命以前就要把整个社会牢牢地掌握在手中。现在的迫切任务就是搭建一个真正能胜任工业化融工工作的革命家组织。要搭建这个组织，就要使用“政治报”这个脚手架。
从当前来说，就是要贯彻列宁政治报路线，组建地下革命家组织，通过地下革命家组织培养全国代办员队伍，通过代办员队伍大规模工业化融工，实现地下革命家组织领导地上工人群众组织，从而发展无产阶级自觉革命力量。
有了无产阶级自觉革命力量的基础，有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那像蒲城事件这样的斗争，就能成为有计划、有策略，既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查明真相、惩办真凶，又能贯彻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在资产阶级调集力量镇压时及时撤退，不使群众遭受重大损失的斗争。同时斗争的目的也不是要制造多大政治影响，而关键是使无产阶级自觉革命力量在群众斗争中进一步增长，能够筛选吸纳更多斗争中涌现出的先进分子，能够使无产阶级控制的红色节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蒲城抗议运动”证明了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逐渐成熟，那么革命的关键便是主观力量的准备——即是否有一支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进行领导与组织。先锋队不是等出来的，更不是在手工业工场中“手搓”出来的，它只可能在集中统一的“政治报”路线下，在长期的地下地上组织建设中诞生。这便是我们当前运动的迫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