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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一个自发的、松散到手无缚鸡之力的幽灵，盘旋在蒲城的上空。为了对这个幽灵实施神圣的围剿，中修全国的官僚资产阶级都绷紧了弦，陕西省全省的警察都被调集了起来！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为了维稳的目标，毫不吝惜地殴打、进攻手无寸铁，一盘散沙的群众。为了借幽灵之名捞取政治资本，全体全国机会主义团体都高呼小叫起来，都在为自发性的又一次高潮叫好！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为了给手工业小组与自发状态做辩护，毫不吝惜地将“马列毛主义”、“旧制度在坠亡中”这样的谬赞，赐给正在被一步步围剿的自发运动。中修与机会主义者一唱一和，一黑一百，没人在乎蒲城人民的哀嚎。马列毛主义者清晰地看见，在蒲城人民斗争中那一览无余的自发性，那软弱的组织性纪律性，那混乱而无方向的斗争矛头，所将运动拉入的无尽的泥潭。正因为手工业的泛滥，正因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工业化革命组织，正因为运动必然的自发性，所以蒲城人民的斗争必将走向失败。
2､蒲城事件，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的今天，无产阶级爆发的自发性斗争，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而机会主义者却总想着做群众的尾巴，把群众运动拉到一种合法的，工联主义的范畴内，还妄想着，手工业的松散小组，能够领导这样的工人运动，痴心妄想，只有工业化的组织，只有路线正确的组织，才能够领导这样的运动，才能在这样的运动当中发展组织，汇聚溪流成为大海。将资产阶级拖入人民战争。
3､请读者注意，本文倒数第四段“ 不是因为自发斗争不够多，而是因为革命组织的建设已经远远落后于群众的自发斗争的潮流”一句话表述存在错误。不应该说革命组织落后于自发运动，而应该讲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建设程度还不足以领导起群众的自发运动。因为这两种表述，前者更倾向于路线､原则上，即实质的比较；后者则更倾向于建设程度，也即表面量的比较。革命组织一定是领先于自发运动的，因为革命组织的路线、原则是自觉性的路线、原则。现而今，群众运动之所以亟需革命组织的领导，就是因为自发性无法自然而然的发展为自觉性，群众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下才能觉醒自觉意识，而科学社会主义只有从群众的自发运动外面，由职业革命家组织的人灌输给群众，群众才能获得。自发运动纵有千万遍，也是不足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些什么的。执拗于“革命组织落后于自发运动”这样的话，就会落入机会主义的圈套中，忽略革命家组织的建设工作，忽略老鹰飞得可以暂时比野鸡低，但上限一定比野鸡高得成千上万倍，而革命是只有达到老鹰飞翔高度的顶点才能成功，这个基本事实。
2025年1月2日是党昶鑫的人生悲剧的终点，也是另一场悲剧的起点。这天晚上，他的母亲还同往常一样，按时地出现在校门口。她是为了接孩子放学而来的。这姑且算是一份既枯燥又心怀憧憬的“工作”吧。因为但凡理解过为人父母或本身做过家长的人的心情的，都应该感同身受：尽管每周接孩子回家是一件同上班工作一样，客观上毫无新意的事，但每每当见到孩子的脸，自己的内心大概却还是涌出一股止不住的热流，好像温暖的眷爱的春天的朝阳地注视般，从心底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感。大概正是这种快感支撑着她每周固定到学校门口来领取这份隐秘的独属于她的欢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其他的家长都满面欢喜的接到他们的孩子，整个校门口只剩她一人静静伫立在那儿时，情况一定发生了十分可怕的转变。她的内心的憧憬或许渐渐地被一种迷茫的忧郁取代，像民间“血脉相连”的传说那样。直到一位老师将她带进教室严加看管不准离开，她的整个的心大概也终于被极端的恐惧和不安给牢牢攫住了吧！
毕竟是发生了这样可怕的事！一位年仅十七岁的少年在蒲城职业教育中学的宿舍楼外坠亡。做母亲的却要经过漫长的囚禁等待，才得以在停尸馆见到了孩子最后一面。但那时的她的孩子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学校的官僚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意经”，隐瞒家长，阻止探视。竟将这样的丑事做得炉火纯青，好像已经重复演练了无数次。这句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在去年8月30日湖北航空高级技工学院的一桩案例里也有相似的一幕：家长被挡在校门外苦等几个小时也不见孩子面，期间校方一直拒绝家长进入学校探视的请求，直到家长从路人口中得知孩子坠亡的消息，校方才允许母亲进入校园。呜呼！可怕的悲剧却又重演了一轮。同样的情景，上次我们在商丘也见到了，但这次却远比商丘的反响要大得多。
从事“善后工作”的政府远比从事“医生工作”的政府要更老练，这是因为官僚是具有自觉性的，官僚明白，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官僚资产阶级，而他是这个阶级的一份子。所以出了事情，他第一时间做的就是和自己的阶级站在一起，自觉地掩盖因他们腐朽的残酷的统治而发生的，对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残害。因为这种残害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所以他们才能对这种工作不是一般的老练。瞧瞧，仅仅是在囚禁孩子的母亲期间，他们就将许多善后的工作都做完了。监控没有损坏，但录像永远拿不出了；同学的手机有录像和照片，但都在“囚禁期间”被收走后删除了。后来，当母亲见到了她的孩子的尸体，察觉到离奇的非常多瘀伤的存在后，她便想用手机拍下这一切，但却被收买了良心的随行老师给阻止了。为什么阻止？恐怕也是学校的官僚的命令或心思罢了。不然他凭什么阻止孩子母亲这种中规中矩的行为？！老师自己没有这个权力，只有当他背靠官僚时才有。但单凭官僚一个人也是没有这种权力的，只有当官僚和他的阶级站在一起时，他才有这种权力。
由此可见，一切事业的根本无非是“权力”二字；而一切悲剧的根源，就在于（官僚）资产阶级有权，工人阶级无权。在有阶级社会，权力注定是要为某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中修的官僚政府常常虚伪地讲，这些官僚只是滥用了权力罢了，政府的权力总体上还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事实呢？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内部从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间也会有部分对部分的争斗，这是为资本野蛮的竞争的本性所致。中修官僚资产阶级也是如此，这种竞争决定了他们会反腐，会对部分的“滥用”做出阻止。然而，一旦有谁触及到根本，危害了建立在对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杀害和剥压上的统治秩序的话，那么他就要吃人！就要自觉地联合起来一起吃人！他们的脸在那种时候看是十分可怕的，对于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就是乍一看凶神恶煞，青面獠牙，这无疑是他们露出本相了。而这种本相恰恰是官僚资产阶级对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最最诚实的本相。
如果原因不是官僚资产阶级有权，工人阶级无权的话。那么凭什么学校的官僚为了自己的生意可以隐瞒娃死的真相？又凭什么家长除了满腔粘痰和满眼血泪外，能做的事只有抱着娃的相坐在校门口呼天抢地？亲历了一轮悲剧的家长，哪一位不是先迷茫、忧郁、悲伤、恐惧、绝望，然后愤懑、愤懑、愤懑、愤懑、愤懑？！官僚资产阶级的走狗和机构凭什么制止这种愤懑的发泄，要求家长不要说话，要求我们和社会不要对家长的悲痛做出任何响应，甚至直到1月中旬将近也要在网络上封锁任何关于蒲城的消息？分明是作贼心虚罢了。如果说真相只凭中修政府一张冰冷但是权威（实际是由政府决定的）的纸质通告或鉴定报告就可以定下的话，那么从古到今就不会有任何冤狱。但你们封锁了任何有实质内容的，尤其监控视频的证据不叫外人看，就像你们删除王佳佳案的录像一样，做了这样虚伪的事，还不容许质疑？不容许反抗吗？！
听听，听听！她的哭号是多么多么痛心！这一定是发自最内心深处的哭号，曾经的温暖的热流变成了炽热的仇恨的岩浆。这使得这位母亲的哭号，像火山爆发般震摄人心。我们蒲城人民就是听到了这种声音，从灵魂深处感受到这种震摄，起了共振，所以才会万人万人地团结起来，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下一代孩子的安危，更是因为我们对源源不断地制造了这种惨案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仇恨。这是一种自发的仇恨，资本主义夺走了我们的劳动成果，让我们日日夜夜受到死累的工作的折磨和“上等人”的歧视，之后又夺走了我们所有反抗的权力，这正是你们搞复辟的结果。当蒲城人民刚刚从最黑暗的冬天醒来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和平的走在街上，用呐喊和高举拳头，挂横幅，吹唢呐来表达我们同那位母亲一样的哀思和愤怒。这是多么和平的一幕。但你们却心虚的害怕得很。为什么心虚，为什么害怕？无非是因为你们知道，谁是制造这一切惨剧的元凶罢了！面对我们的和平的反响，你们竟然将整个省市的警察都调了过来。整个省！就这样，你们也不愿意，也不能够对和平的示威给予和平的回应！这就是你们这个阶级的本面吧！警察是听从你们的命令来行动的。他们先是抓走了死去孩子的舅舅，把这位走在一线的，却还没被警察牢牢看住的先生给围揍了一顿，而后又将想要夺回他的群众殴打了一遍。你们这些警察带着口罩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地，坚定地执行着这份丧良心的，背叛我们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作，你们难道不觉得羞耻吗？！为了这个显然（不只）杀害了一位少年的政府奴颜卑膝。你们做了这样丑恶的事，之后竟还发布那份通告，要求我们稳住情绪，要求我们不要散发“恶意”。我呸，好人就该让你拿枪指着吗？！
维权斗争的计划全部破产了！托你们的福，现在在蒲城，哪怕十三岁小孩都明白了，官僚资产阶级是制造了一切惨案的凶手。政府是他们的，国家机器是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而服务的，所以无论法律、道德、网络、警察乃至军队，都不过是维护他们吃人的统治的工具罢了。一旦我们不让他们吃人，不让他们再从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身上吸血刮肉，他们就要疯狂，就要变成阴间的恶鬼。我们先前的维权斗争，是是妄想从恶鬼的身上找到打败它的法宝，所以我们会想上访，会想汇报习。但最终的借给却再一次狠狠地给了我们一个嘴巴，中央地方在官僚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上，是永远心连心站在一起的。妄图用维权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殊不知，我们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权利从来是假象罢了。只要他们想，他们就可以自由回收，就可以随时封锁信息的传播，自由囚禁孩子的家人，并调来外省的警察去殴打本地和平游行的群众……
呜呼！多么无力的场面，哪怕参与我们蒲城的运动的人有千千万，却还是没有实现我们的诉求的能力。自发斗争的松散性，让我们无法拧成一股绳，无法对运动提出适时的目标，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到帮手，无法获得任何策应……这使得我们的斗争根本无法在警察政府有组织有纪律有目的镇压中存活。看看政府的官僚和警察们，他们拼命封锁着消息，用警棍击打我们的同胞们，好像我们蒲城人都是什么野虎猛兽。难道是我们蒲城人民的诉求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十分合理！首先，要还我们蒲城人民一个关于党姓少年死亡的真相，这是最简单的事了，但官僚资产阶级出于维稳的目的，是绝对做不到的；其次，要使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都受到保护，这一点也是做不到的。因为无论是校园霸凌，还是抑郁、焦虑等精神疾病的威胁，都离不开吃人的社会的给养。资产阶级的阶级压迫落到学校里就是校园霸凌（这种现象在中修校园是普遍的）；教育出于残害我们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孩子目的，用干瘪的僵硬的成绩，硬生生像对待产品似把我们的孩子掰出三六九等。然而工农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大官僚孩子未来的奴隶。但如果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话，那么教育就将成为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是要以人为本，而非以利润为本的。我们的孩子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个有着自己的特点的人。在这样的教育下，我们的每个孩子都将能根据自己的特长，结合实践地去学习，选择自己所要从事的职业。职业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将它给划分出了三六九等罢了。我们的社会的资产阶级的压迫被总体的清除了，教育的目的改变了，这样学校也就能一扫以前黑暗紧张的环境，校园霸凌于是几乎不会存在。所以我们要求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出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这难道还不够合理吗？！
痛哉！就因为官僚资产阶级有权，我们没权！我们就要忍受深重的剥压，我们的孩子也要忍受深重的剥压？！我们的权利都是假的，是官僚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统治才施舍来的。现在，我们要实现自己的诉求，不会再依靠这种被施舍来的权利了。既然你们是制造了一切惨案的凶手，我们就要推翻你们的资产阶级专政。因为这是实现我们蒲城人民的所有合理诉求的唯一方式。脱离了维权这条道路，我们现在该做的只有夺权！我们必须要扭转当前的局面，让工人阶级有权，资产阶级无权。权力只能掌握在一个阶级手里，那么这个阶级一定将是工人阶级。
夺权斗争只有在革命组织的领导下才能很好地进行下去。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我们在革命中的一大任务就是帮助群众夺取资产阶级的权力。这份任务是极为艰巨的，我们要完成他，注定不能图方便，图简单。我们仔细地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史，了解制约群众当前斗争的症结究竟在哪。列宁说：“没有革命的思想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机会主义者对这句话总置之不理，但马列毛主义者对这句话却心领神会。“人的认识决定于社会实践”，一个社会的思想常常是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因此，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我们，哪怕要进行反抗，也常常是按资产阶级的思想去反抗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称之为自发性。我们蒲城人民的斗争为什么会看不清敌人在哪？就是因为自发性阻碍了我们，将我们的视野限制在维权斗争的狭小范围内，看不到夺权斗争和彻底推翻政府才是唯一出路。今天，还有许多斗争也像蒲城人的斗争一样，因为脱离不了自发性，最终功亏一篑。这些惨痛的教训无一不在告诫我们，一定要走出自发性，走向自觉性。
走出自发性，就要彻底批判自发性。最近我又看到一些地方出现了来自蒲城的呼声。他们也是来寻求帮助，寻求斗争的力量的。这里主要有两种力量来回应他们的呼唤。一种是机会主义的组织，另一种就是马列毛主义的组织。机会主义的组织是怎么回应蒲城人民的呼唤？首先，他们会和一切组织一样，先赞赏蒲城人民的英勇斗争。而后开始鼓吹起蒲城人民的自发性，来许诺一些根本完成不了的承诺。比如最近有一家机会主义报社发布了一篇题为《旧制度在坠亡》的文章，他们说：像蒲城人民这样的斗争是好极的，只要多来几遍，就可以推翻旧制度。你们难道没有看到我们的斗争的结果？没有看到在以前同我们类似的，比如宁陵斗争的结果，到底都多么惨烈吗？我们因为自发性而走上了这样一条维权的死胡同，所以我们根本得不到想要的任何诉求。我们是那么的无力啊，简直四肢发软。死去的孩子，不仅他的正义我们没能讨回，现在，就连属于我们自己的正义都要被政府剥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竟还在那许诺什么“只要多来几遍，就可以推翻旧制度”。但是，仅仅只是斗争的事实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蒲城人民，没有实质的组织力量，只有空洞的“政治影响力”，那么全都是扯淡。
还有一种机会主义组织，他们的路线相较前者比较成熟。他们说要广泛地认识群众，你就要大张旗鼓的宣传，这个团体绝对不能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只能以合法的面貌出现！……是否在官方注册并不是本文的合法形式的标准……本节所讲的合法形式，其核心在于团体不直接和政府搞直接对抗，外表不以对抗为存在的目的。然而我们知道，他们的组织是不分什么地上地下，合法非法的，所以合法其实就是他们全部的组织内容。坚持合法斗争，坚持维权斗争，工农解放社的先生们，你们有什么颜面许诺说带领人们的斗争从自发走向自觉？像你们这样崇拜自发性的，无非是用蒲城人民的血来积攒你们做资产阶级的工联书记的政治资本罢了。
列宁曾这么评价过像上述两类机会主义组织的编辑这样经常做出虚伪的许诺的人：“……我始终都要说：蛊惑人心的人就是工人阶级最坏的敌人。”现在，我们马列毛主义者也要站在列宁的立场上，去唾弃像你们这种经常乱夸海口的行为，并为此感到不耻。蒲城人民的斗争陷入瓶颈了，整个中国的群众的斗争都已经陷入瓶颈了，出现这个瓶颈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发斗争不够多，而是因为革命组织的建设已经远远落后于群众的自发斗争的潮流。列宁曾这么评价过这种瓶颈，他说：“没有人，但人有很多。”参与自发斗争的群众很多，但经常出于自发的分散的被压制的状态，缺乏一个革命组织将他们有效的组织起来。因为一条条溪流放任自流只是一股微小的实力，然而， 一旦我们将全国的溪流都汇聚在一起，成为一条满载对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的仇恨的大河的话，那么我们要达成任何来自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合理的诉求都将变得轻而易举。把这样的情景代入到我们蒲城人的斗争当中，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力气都拧成一股绳，警察封锁消息，我们就用组织的地下网络去突破封锁，传播消息；警察从别地调来力量，我们也通知别的地方的工人，在地下组织领导的工人组织的领导下，在各种地方都爆发规模相似的运动；警察要抓走领头的来压制运动，但因为参与和领导的人太多，甚至每个人都可能承担这份责任，导致行动失败……列宁说：“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官僚资产阶级具有自觉性，能认识到阶级的利益团结起来，轻易镇压我们，是因为他们是非常有组织的。因此，我们要具备自觉性，具备斗争的实力，就也要背靠组织，背靠先锋队。
因此走向自觉性，在现阶段要做的参与革命家组织的建设，参与先锋队的脚手架的建设。组织是我们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抗中修政府的唯一的武器。依靠组织的我们，斗争将具备充足的力量，就像人的脚要踏在地上，身体才能使上劲。在先锋队领导下的群众斗争一定是以夺权为基础的，这决定了，先锋队必须有地上和地下的划分。将秘密的职能集中在地下的狭小的革命家组织，将非秘密的职能集中在地上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分工明确，将大大扩张革命家和群众活动的范围。蒲城运动就是因为缺乏这种组织，无法突破政府的消息封锁，也无法获得其他地方的人民的广泛策应……所以才在与警察的斗争中逐渐失去了政治的生命力。现在，马列毛主义者也在给蒲城人民许诺，我们会从根本上实现你们的所有的合理的诉求。但这种许诺不再是空洞的虚话，而是建立在对组织问题理解深入上列宁政治报组织路线上的坚实的承诺。走在这条路线上，我们会用严格的纪律和政治灌输，围绕紧密的协同工作锻造出一批身处地下的革命军，而后开始那种常备军的融工工作。常备军的融工工作，目的是为了建设出在地下组织领导下的地上的工人组织。这条融工路线的重点在于用斯大林的扎根式融工在工厂扎下根，扎根后，工厂将变成我们革命的一座堡垒。这是一种织网的逻辑，先织起地下的网做脚手架，然后沿着脚手架，再织起以代办员为节点，联通地上和地下的更大的网。这张网就是我们实现我们的承诺的基础所在。
毛主席曾说：“枪杆子出政权”。我们走地下›地上的路线，坚持以非法斗争为本，必须要从零开始建设暴力组织。这一点是机会主义那毫无地上地下划分的组织架构根本做不到的。暴力组织就是实现夺权斗争的根本，一旦运动遭到阶级流氓的背叛，或有人拒绝执行组织的纪律，强硬地要破坏组织，那么暴力组织就可以在这些关键时刻保护组织的安全，保护正在执行的运动的稳定。同时，当暴力组织逐渐由小变大后，我们的工人也将拥有初步的和资本家请来的流氓乃至政府的黑皮警察对抗的能力。这样做可以扩大我们斗争的成功和范围。这次的蒲城运动是包含暴力的对抗的，群众也有掀翻警车，打倒警察的能力。但因为斗争是自发的斗争，暴力是无组织的零星的暴力，所以运动的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遭到暴力镇压后了无后续。多么多么惨痛的教训！它像一张催命符，催促我们，必须依靠组织的力量，将自发的斗争提高为自觉的斗争，将无组织的暴力提高为有组织的暴力。
政府不仅将一个省的警察派驻到蒲城，还安排了非常多的特警，多到将蒲城所有宾馆的房间都占满。现在，蒲城运动已经将近停息的，我们的诉求一个没有成功，整个蒲城都笼罩在黑暗的严冬中。寒冷的天，还将持续多久？或许直到下一次梨花开放也不会停止。政府的那27万亩梨花的盛开，带来的只是数不尽的真正的冰雪和彻寒。蒲城人民不会忘记这充满屈辱和绝望的一天！现在，为了不再与正义失之交臂，不再使人们的自发斗争都遭到政府的镇压而耗尽生命，投入革命组织的建设中吧。省去小资产阶级的哭泣和浮躁，剩下了就是作为坚定的工人阶级革命战士的不朽的意志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