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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阳和平曾经在反对半外围论者篡夺革命领导权，坚持中帝论的正确理论，并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向地上的群众宣传马列毛主义上，是起到了有利于革命的作用的。但机会主义者的包围中，在长期的地上合法工作中，以及红贝等一系列泥潭路线的代表人物的腐蚀下，他也不能不败下阵来，开始不自觉甚至是自觉地为机会主义路线做辩护，开始成为了革命的阻碍。我们看到，不论一个人在理论上有多么的精进、资历上有多么地老成，一旦走不出“彼得堡”，没法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相结合，与正确路线相结合，那么也不免跑到错误路线那边去。要“井冈山”，不要“彼得堡”！
2､没有工业化组织的实践，自然不会产生工业化组织的认识，阳和平对于组织上的问题是非常糊涂的，错误路线必须要进行批判，否则后果就是佳士篡权，是成千上万人头落地，没有革命组织的实践，自然会说出放跑机会主义的话语，所以阳和平真的要好好想想，是什么导致了他错误的思想，是其所处的环境，必须彻底与泥潭派决裂，才能重塑自己的认识。
最近，我看到阳和平先生的帐号发布了一条视频，题为《且慢批判别人，搞清方向还是方法的分歧再说》，深感忧郁。因为这条视频暴露了阳和平先生像脱水的鱼一样，愈来愈不健康的精神状态。先生在视频里首先教我们要分清“方向还是方法上的分歧”，随后又告诫我们“他（魏巍）的大方向是要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他（魏巍）只是“对形势看得不太清楚”。阳和平先生这里其实犯下了一个错误。因为方向上的分歧说到底由革命的客观规律决定，不应也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有在实践上符合革命的客观规律，坚持正确路线，才叫“没有方向上的分歧”。阳和平先生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大概是因为老革命者的特有的富裕的直觉？先生随后补充道“……只能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搞清楚……”。
正是从这段话起，阳和平先生的观点便一路滑落到一种极为悲观、可怕的境地。先生怨声道“今天我们（我）看不到一个明确的什么样的方法是对的……”，但随后又好像垂死挣扎似，坦言地讲：判断这个分歧“……确实要根据现实情况……”，可惜的是，这种挣扎非但没能使先生回到他呼吸的原本的河流，反而离岸愈来愈远，远到“他（工人阶级）恰恰是通过改良的斗争，一步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在观点没有脱口之前，谁能想象这样离奇的话竟会出自这位曾为保卫“中帝论”而与一众半外围论者顽强斗争的阳和平之口？因为改良的斗争只会使工人获得工联主义的政治觉悟，而工联主义和马列毛主义的政治觉悟间的鸿沟，想先生也是知道的，那为何还要说“ 恰恰是通过改良的斗争”？是因为中国是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若是这样，岂不更荒谬。因为在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鼓吹工联主义的改良的觉悟，等于在白白葬送真正的革命的力量。
阳和平先生在脱离自己的阶级，像1919年身处彼得堡的高尔基一样。“曾热情欢呼过革命暴风雨的高尔基却在（广大工人农民浴血奋战时）抱怨镇压反革命太‘残酷’，却在呼吁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甚至还发牢骚说自己和共产主义的‘分歧在加深’。”人一旦脱离了自己的阶级，就要溜到到阶级异己的包围圈中，被腐化、被侵蚀，被捆住双手不能斗争。因为阶级的力量只能倚靠阶级才能对抗，这是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饶是满腹才识，写出过《母亲》这样伟大的作品的高尔基也不能免俗。而今阳和平先生的转变只是这条规律再一次施加人身的表现罢。
但身处包围圈，却不意味着深临绝境，不可复返。相反，哪怕像王明这样，因坚持“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而对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伤害的人，只要肯醒悟、肯悔改、肯纠正，便可以继续在革命的队伍里为无产阶级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因为无产阶级就像大海，大海不会轻易抛下他的弟兄，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就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鱼要入大海，就像如今的阳和平先生要脱离不健康的精神状态。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重新学习列宁的教导——走出“彼得堡”！——走出机会主义分子的包围圈，投入到革命的正确路线中去。
曾经，列宁在发现“高尔基在逐渐脱离自己的阶级”这个可怕的事实后，百忙之中抽空写出一封长信，告诫高尔基应该离开彼得堡这个地方，舍弃他在彼得堡的地位和生活，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后来，姚文元同志有感于这封长信的内容，又挥笔写下《走出“彼得堡”！—读列宁一九一九年七月致高尔基的信有感》，全文被刊载在1975年4月6日的《人民日报》头版上。可见，短短一句走出“彼得堡”，却包含了列宁对1919年的那位高尔基的全部教导。姚文元同志则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解释了“走出‘彼得堡’！”的含义——走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圈。
今天，我们要重新学习列宁走出“彼得堡”的教导，注定不能直接沿用以往的前辈的说法。因为这些说法大都考察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情况，与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情况不完全一致。但这并非意味着“走出‘彼得堡’！”一句话已经失去了意义。相反，其中蕴含的极为重要的意义，无论对于哪个世代的，但凡身处迷茫漩涡的革命者而言，都像鱼身上的鳞片一样闪亮。这决定了我们应该站在我们时代的革命者的阶级立场上，去考察“走出‘彼得堡’！”一句话的含义。
走出“彼得堡”，意味着走出机会主义分子的包围圈。在本世代，中国的左翼运动刚刚兴起时，机会主义者就已经在左翼社会里牢牢地占据了一席之地。打那时起，他们走上了一条无视革命的客观规律，盲目制定计划，“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搞清楚”的道路。直到现在，已经不仅白白葬送了许多革命的有生力量，比如佳士的成果等等，还造成了中国的左翼社会里有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许多个“彼得堡”的局面。这些“彼得堡”作为机会主义的堡垒，为误导左翼青年，宣扬机会主义革命路线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帮助。对于这些“彼得堡”，我们必须要将它们占领，但只能依靠组织的力量。组织从地下发展到地上，拥有顽强的暴力组织，可以改变地上的生产关系，那么占领才可以做到。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揭露机会主义的路线，为还身处在机会主义的漩涡里感到迷茫的人点上一盏可见的指路的灯。因为老话讲：“物质决定意识”，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迷茫?觉得革命的前路无光？无非是因为反复的盲目的实践干扰了我们的思想，如同身处茫茫雾海的人看不到走出幽暗森林的路与方向。为今之计，只有找回自己的阶级，走出诱惑我们的顺心的机会主义的包围圈一种办法而已。
走出“彼得堡”，但不能像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前辈一样，直接到工厂，到农村，到前线，投入到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否则就只是在原地踏步罢。因为我们这个世代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三大革命实践的。但没有了三大革命实践的基础并不意味着革命实践就消失了，相反，规律一直存在着——只有做革命的实践才能走出“彼得堡”。红色熔炉不曾停息，只是表现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罢。那么对于我们而言，什么是革命实践？革命实践就是革命组织统一领导的实践。没有这个统一领导，那么实践就是手工业的实践，就是机会主义的实践。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我们要始终符合革命的客观规律，坚持正确路线，就要学会考察每个阶段的革命的主要问题。我们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缺少一个工业化革命组织。所以我们必须将力量投入到组织建设中去，走“列宁政治报革命路线”，建设地上地下协同工作的脚手架。这是符合当前革命的需要的。
其实，今天的“彼得堡”相比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彼得堡”还在大小上存在很大区别。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无产阶级的地盘大，资产阶级的地盘小，出了资产阶级的“彼得堡”就是无产阶级的地盘。但今天却是无产阶级的地盘小，资产阶级的地盘大，所以出了“彼得堡”也走不出资产阶级的包围圈。实际只是从机会主义的“彼得堡”转移到别的什么“彼得堡”罢。因为一切事物的灭亡都需要经过一个新事物从弱小变强大，旧事物从强大变弱小的过程，这是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产阶级的地盘为什么大？因为官僚资产阶级先天地掌握了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所以我们要使大多数人走出“彼得堡”，走出机会主义或资产阶级的包围圈，就必须要夺权。但夺权并非易事，我们只有沿着辩证法的方向，坚决贯彻“列宁政治报革命路线”，做革命的实践而非机会主义的实践。这样，我们才能彻底的先一步地走出“彼得堡”，走出一切阶级异己和机会主义的包围圈，再带领其他人，以及饱受苦难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也走出包围圈，迎接新世界。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必将看到，坚持政治报路线的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反观资产阶级政府和机会主义的手工业组织却会变得越来越弱小。这正是新事物逐步取代旧事物的过程。
有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向来残酷无比的——“阵地你不占领敌人就要占领。”我们能做的，只有化被动为主动，坚决用革命实践对抗反动的意识形态。因为对于我们而言，舍弃了革命实践就意味着将回到某个“彼得堡”，这是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不可避免的事情，不可避免所以只能顽强斗争。为什么说阳和平先生如今处在机会主义的“彼得堡”里？这其实是在了解了阳和平先生视频观点的前后变化后得出的结论。在改良问题上，阳和平先生过去曾发视频，批判过“改良不彻底”，但这个观点随着实践的推移便而起变化了。原因是阳和平本人没做过革命的实践，无法对抗资产阶级对他的进攻。所以哪怕学得东西再多，马列毛主义的见识再丰富，也不能保证思想永远纯洁正确，反而必然会在资产阶级的进攻中朝着落后的方向堕落去。这正是他后面“改良不解渴，吃饱得另说”的视频观点的由来。现而今他也只是在重复以前的错误罢。但对于一位革命的战士来说，执迷不悟却是最可怕的错误了。
其实，如果阳和平先生保卫魏巍只是回应一些出言不逊的话，像先生所说“但是他对形势看得不太清楚，他抱有幻想都有可能”，那这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马列毛主义者从来反对对分不清形势，但有心革命的机会主义者进行人身攻击。但可惜的是，阳和平先生想保卫的显然不只有魏巍，还有魏巍先生的那条“保党救国”的机会主义革命路线。或许自觉，或许不自觉？阳和平先生的发言都多多少少暴露了这个问题，尤其是这句“……只能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搞清楚……”。
真是可怕至极！这样的话完完全全是邓小平之流“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翻版。因为当我们回看老左们的实践历史时候，就能察觉到这样的问题：魏巍等一派泥潭老左的实践真的还不够多吗？魏巍先生本人作为稳固的三中全会派元老，一生践行“保党救国”的机会主义革命路线，不越雷池半步，甚至死后还在嘱咐我们多学学“普京”。再看继承了魏巍先生遗志的一派泥潭老左，也是坚定地沿着“保党救国”的机会主义革命路线走，搞什么“qq读书会”或“工厂调研”，不越雷池半步。泥潭老左一步步实践造成了什么有益的结果吗？没有。他们的实践最多培养出一批无组织无纪律，只会重复“读书”和“写报告”，然后坐在家里“静待时机”的狡猾的害人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已。这样的实践与阳和平先生在墙内的合法宣传相比，自然是前者不如后者的。毕竟阳和平先生的实践至少培养着不是机会主义的泛左翼，而泛左翼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可以为革命组织的发展提供帮助，因为基数越大，发掘出可用的人才的可能就越多。然而，阶级斗争的事实却又一次无情地打破了这个可怜巴巴的幻想。哪怕阳和平先生这样富有马列毛主义的学识的人，也避免不了在脱离了阶级，脱离的革命实践的情况下遭到落后思想的腐蚀。阳和平先生或许本人没注意到，至少先生的宣传是愈来愈要脱离马列毛主义的范畴，走向机会主义，为错误路线打工了。阳和平先生如今在《且慢批判别人，搞清方向还是方法的分歧再说》里暴露的问题是一次严重的预警。阶级的斗争注定是不能依靠这些松散的泛左翼去进行的。我们可以在适合的情况下争取合法宣传的渠道，但前提是，我们不是一个人在进行这种宣传，我们必须是背靠工人阶级进行这种宣传。怎么能背靠工人阶级呢？办法只有一个，参与和建设革命家组织。
现在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阳和平先生的话，便自然清楚，阳和平先生“……只能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搞清楚……”其实非但不是什么真知灼见，从事实上看，这甚至只是一句与事实相违背的虚话罢。而先生为了稳固这个论据，却又举了井冈山的例子，强调走井冈山道路就是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的过程。的确，井冈山道路是一步一个脚印儿踏出来的，但不是一步一个脚印儿瞎踩出来的。阳和平先生谈到一嘴毛主席《实践论》，然而毛主席却在《实践论》明确说过：“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一步一个脚印儿地踏，是要不断整理以往的错误经验， 发现客观规律，总结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路线。而非依靠庸俗实践论盲目的试错，试好了不管“黑猫白猫”，实用即行。井冈山道路是怎么来的？是毛主席通过不断总结错误经验，发现客观规律，于是得出了不上井冈山不行的革命路线。最后才通过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极为正确的。
最后，阳和平先生是“糊涂”了吗？如果是说思想的正确性的话，就要说“是”。但对于马列毛主义者来讲，“糊涂”其实并非什么难以启齿的事。因为“人的思想相比实践常常是要落后一步”的。关键在于“糊涂”后能否积极改正错误。马列毛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一大沟壑就是对于错误的态度，到底是有错就改还是一错到底。我记得列宁曾在高尔基的《回忆列宁》里说过：“可是我不能经常听音乐，那会刺激我的神经，使我想说些可爱的蠢话和爱抚人们的脑袋，因为他们生活在龌龊的地狱里却能创造出这样美丽的东西来。但今天你就没法爱抚任何人的脑袋，——你的手会给咬断的；你得打他们的脑袋，毫不留情地打，虽然我们的理想是反对用任何暴力对待人们。” 阳和平先生大概因为急于维护老朋友的名誉所以匆忙间忽略了这个问题：对于任何的机会主义路线，我们都只有“下重手”才能在实践中挽救坚持机会主义路线者的名誉，阻止他持续犯错。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要“以斗争求团结”。不然，任由错误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流毒下去，只会危害更多人，更多事业。这对于任何一位马列毛主义者而言都是不可容忍的。今天，我们必须走出“彼得堡”，坚决地与机会主义划清界限。走出“彼得堡”，而后投入到革命的实践中去，为建设地上地下革命组织的脚手架而不懈奋斗，这正是我们与机会主义者划清界限，并挽救他们的最好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