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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同样一个覃祥官，同样一个医疗制度，但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中国，与社会主义中国，却是如此天差地别。因此，免费医疗制度，不在于其表面上的制度差异（自由资本主义、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抑或是社会民主主义），而在于根本上的性质，即是资还是社，这一本质差异。纲举目张，只有做什么事情，都是首先考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才会有真正属于人民的医疗。
2、社会主义曾经取得了诸多辉煌的成就，无论资产阶级如何掩饰这都是不能被抹杀的，甚至于每当资本主义遇到危机都要像社会主义学习一点，而当下自由派还要嘴硬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先进，实在是让人捧腹大笑。社会主义从来不是什么乌托邦，更不是什么唯生产力者脑子里的幻想，他为什么能做到免费医疗，根本就是充分发挥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再之就是他的每一分钱都会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用到无产阶级的身上，如果谁敢贪污那么不需要什么青天大老爷来清算，无产阶级自个就能罢免这些寄生虫。而资本主义社会下永远不可能实现免费医疗，因为对于资本而言，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就是为了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赚更多钱。要想获得免费医疗，要想过上好日子，无产阶级就必须要通过革命来彻底清算这些个寄生虫，成为国家的主人。
看病不要钱？这种明显违反价值规律的事情，在自由派看来，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好的医疗资源就必须匹配相对应的成本，医生不可能做慈善白白给人看病，钱从哪里来呢？就算是国家支付，那国家的前根本来说也还是纳税人的钱，而且官僚的过度参与，必然使得整个医疗系统变得臃肿不堪，最后只能带来非常麻烦的排队问题，和低质医疗。完完全全的双输局面。那么我们今天就从典型的资本主义免费医疗失败的案例——英国的NHS体系开始说起。
1、英国“免费医疗”的困境
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曾经被誉为傲人的国家成就，其为英国工党政府留下的重要政治遗产，也被视为二战后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典范。得益于NHS体系，英格兰和威尔士居民的预期寿命显著提升：男性从65.86岁增长到79.46岁，女性从70.29岁上升到83.08岁。
当然，该体系的建立并非资本家“心地善良”的施舍，而是通过无产阶级斗争争取并且巩固下来的成果。NHS体系是英国的资产阶级为当时应对国内工人运动的高涨和国际上其他社会主义国福利制度的道义压力，两害相权取其轻后而做的妥协。
然而，随着苏联解体，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撒切尔夫人当选后随机在英国展开大刀阔斧的激进私有化改良，推动了属于英国自己的春风——新自由主义改革浪潮。其中自然包括公共服务领域的大规模私有化，英国政府开始将服务提供方与资金购买方分离，引入内部市场机制及商业合同。从20世纪80年代起，英国医疗领域的财政投入陷入停滞，甚至出现削减趋势，在通货膨胀背景下，实际医疗资金不断缩水。
2011年，保守党政府继续推进NHS的市场化改革，推行从私营或公营机构购买设备和服务的新政策。改革推行后带来的后果便是预算增长放缓、医护人员工作负担加重且工资下降。医疗服务与药品器械供应的私有化，使NHS只能采购到“高价低质”的服务。
资产阶级议会不再保持原有的在医疗上的财政投入，医院和医务人员难以获得足够资金活动。截至2015年，英国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量为2.8人，低于经合组织的3.3人平均值，且远逊于其他西欧国家。资金不足使公立医院的资源愈加紧张，无产阶级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排队才能获得短短的低质量服务，而资产阶级就可以用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获得的钞票让私人医疗机构为他提供优质的服务。
由此同志们可以看见，只要资产阶级专政存在，即使会因为资产阶级的“开明”妥协，让利给工人一部分从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中榨取的利润，但是一旦时机成熟，比如国际工人运动的低迷，就必然导致资本家反攻倒算，露出他们吃人不吐骨头的真面目，连最基本的“阶级妥协”都懒得维持。
2、新中国时期的卫生政策
资本主义国家的“免费医疗”如何兴起建立，又如何演变消逝，经过上文的讲解，相信同志们已经有所了解。那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免费医疗”应当是什么样的？不妨让我们看看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的医疗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在短短三十年内，人民卫生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 人均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增长至1968年的68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 新生儿死亡率从25%降至80年代初的5%，在发展中国家中遥遥领先；
- 天花、霍乱、性病等流行病被彻底消灭，疟疾和血吸虫病等寄生虫病大幅减少。
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的思想指导和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具体实践。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坚持为人民服务，一切医疗活动的出发点都是用最有限的资源去满足最广大无产阶级的医疗需求，而不是搞什么为利润服务。例如：
- 通过“爱国卫生运动”改善基础卫生条件；
- 推行“预防为主”方针，让有限的医疗资源服务更多群众；
- 在农村普及医疗服务，倡导工农兵公费医疗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医疗基础薄弱，90%以上人口是农民，国家百废待兴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因此，如何解决农村医疗问题成为工作的重点。直到1964年，县以下农村地区的医疗支出仅占全国总支出的16%，卫生技术人员比例仅为10%。相反，城市里的老爷们却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响，占着医疗资源搞起了保健局，还给干部们配上了所谓的保健医生、保健护士，不断利用资产阶级法权扩展自己的特权。
1964年，毛主席批示“保健局应当取消”，“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1965年的“626指示”中，毛主席严厉地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
教员一贯坚持群众路线、支持群众的首创性。在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毛主席指出：
“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被社会主义建设而备受鼓舞的劳动人民在巨大的积极性下自发地进行了许多伟大的制度性创造，这和走资派官僚的“瞎指挥”和“高指标”截然不同，其中就有社办合作医疗的尝试。然而，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某些官僚露出了走资派的尾巴，为了保证自己的乌纱帽，立场发生巨大转变，从极左跳到极右，“一退退到底”：让大量为人民有益的工业项目下马，在农村刮起三自一包的经济主义妖风，社办合作医疗这个农民首创的新鲜事物自然也免不了成为否定对象。
被国际医疗卫生界称为“中国合作医疗之父”的覃祥官，在1966年是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卫生所的年轻医生。乐园公社占地面积大，在湖北北部的丘陵山岭之间，交通不便，社员到公社卫生院看病十分困难。覃祥官受到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感召，他想，毛主席说“亦工亦农”，我们为什么不能“亦医亦农”？于是，向公社党委提出在各个生产队创办合作医疗，并辞掉公职请缨回老家杜家村当“赤脚医生”搞制度试点。在他的动员下，杜家村合作医疗点的医生、护士、卫生员也学习“亦医亦农”的精神，一律拿工分，农村的小知识青年直接就地培养成无产阶级需要的医生、卫生员。
1966年6月18日，杜家村卫生室建立，社员从此小病小痛不用再出村。在正确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指导下，杜家村大队可以轻松做到看病只花五分钱，挂号，打针、吃药不要钱。此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大量的隔壁公社都来学习取经。
1968年，一份《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告送到了毛主席面前，并且受到毛主席高度重视。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了一个整版对报告进行了刊发。
随后，《人民日报》又用一年时间，以开展开展群众大讨论的形式，连续组织了23期专稿。在这次大讨论的推动下，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到70年代末，覆盖率达到了90%。
从上面的内容大家不难发现，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时期，取得了辉煌成果的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完全是在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由毛主席亲自推动建立的。而覃祥官探索成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由此引发的广泛的群众讨论和借鉴学习，则是工农兵在社会主义中国中依靠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和主人翁精神的必然结果，是自下而上地实践正确的为人民服务的路线的革命群众运动。
3、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免费医疗”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简单，但是医疗资源终究不可能免费，医务人员也总归需要吃饭。如何才能保证公费医疗本这一重要人民福利能够长久的运行下去呢？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资源匮乏始终是一项巨大挑战。
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群众自发探索出来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有效地克服了这种困难。覃祥官所在的杜家村大队，社员每人每年一元钱，每次看病只要五分钱的挂号费，其余开支全部由政府公共卫生经费及人民公社来承担。这显然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公有制基础上，在人民公社这项制度基础上才能实现的。
在“6·26”指示中，毛主席指出“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农村也养得起。”半农半医卫生员的培训工作在全国展开，诞生了数以百万计的能够低成本切实满足农村人们需求的赤脚医生。毛主席的农村卫生事业构想，实现前提就是为人民服务，满足无产阶级大众实在需求的教育指导方针。
- 医疗器械和药品生产由公有制下的国营工厂负责，降低了医疗成本；
- 重视预防重视规避小病发展成大病，这反过来又大大降低了预期的医疗开支。
- 不以利润为目的的人民医疗卫生事业中，赤脚医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为贫下中农服务，而社员也会主动为集体利益考虑，从而形成了和谐医患关系，有限的医疗资源在计划体制下得到了高效而公平的配置。
赤脚医生与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基础正是中国农村的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然而，当资本主义在中国全面复辟后，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被逐步瓦解，随之瓦解的就是农村合作医疗体系；赤脚医生制度在80年代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复核资本主义逻辑，为利润服务的规范的高大上的乡村医院机构，卫生人员也变成了经过系统培训的高等医学院的高材生，中国农民看病又回归“自费”——靠无产阶级在自由市场中的“价值”来承担，看病难、看病贵又成了中国农村的突出问题；改革春风下，私人医药公司取代了国营医药公司，随着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被推翻，廉价药消亡，高价药、假药泛滥……
1996年，湖北省的一位领导专门找到覃祥官，鼓励他把“合作医疗”恢复起来，并拨付10万元经费。早已心灰意冷的覃祥官大喜过望，他重振旗鼓，决心准备大干一场，结果钱还没到乡一级就被官僚们挪用“干净”。
同志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基础，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任何所谓的改良和“妥协”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迟早只能在私有制的市场大潮中被提高效率，促进公平等口号“整”得面目全非。
当下中国的无产阶级们，遭受着资本主义的无情盘剥，还要面临开不起病的窘状。资本主义中，弱肉强食，每个人只是为自己的利益负责，一个人根据他自己在社会中的“贡献”，来获取相应质量的医疗服务。其实就是完全不顾无产阶级的死活，否定无产阶级的为维持整个社会运转付出的一切，因为资本主义以金钱至少，自由市场中的劳动力在资本增值中的价值不大，是可以替换的干电池，自然无权享受什么医疗，只有资本家这种为资本主义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才配享受高级的医疗资源，才能支付医学高材生的出场费。
无产阶级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受人摆布的境地，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反抗，推翻这种吃人的制度。随着，阶级矛盾的不断加剧，冷战后资本主义新秩序不断受到挑战，资本主义的好日子快到头了。但是这种反抗不是必然成功的，这需要无产阶级在正确路线指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真实利益的先锋队的领导下，团结协作，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