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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是要实打实的阶级力量，还是要虚无缥缈的影响力，这是区别革命者和不革命者的根本区别。机会主义者幻想只要工人们去思考政治，轰隆隆的上街，这就是革命了；而马列毛主义者要强调，先锋队要去领导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先锋队的领导，革命就不是有组织的，也不会是有力量的。机会主义者走在工人的后面，说要去劝工人思考政治；而革命者走在工人的前面，给工人灌输革命和斗争的方向。
- 组织是无产阶级唯一的武器，如何运用好这个武器是无产阶级能否真正获得解放的关键。为了维持革命运动连续一贯的发展，我们要爱惜我们的武器不使敌人轻易的破坏它，因而必须界限分明的提出职责和标准不同的，秘密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和广泛的工人组织。自诩为革命家的机会主义者也许是不明白也许是故意不看这一点，他们总是发明一些荒谬的定义来逃避组织纪律，试图把它降低到适应个人需要的庸俗地步，为此煮鹤焚琴破坏组织也在所不惜。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从主流媒体上搜集的数据，2024年全年中国工人集体反抗事件共1527起，其中1000人以上参与的有5起。除了工人自发斗争以外，我们在其他媒体上也能看到海量的市民自发斗争（反对社保扣减、反对物业等）、学生自发斗争（反抗学校压迫）和农民自发斗争（反抗土地兼并和强征），其中也不乏千人以上的（例如，8月19日成都上千市民反抗城管和警察欺压小贩；7月26日贵阳经济技术学校两千名学生大规模抗议遭武警戒严；12月5日徐闻渔民反抗海警强拆养殖设备，暴力冲突并扣押了警车……）。不仅在国内，中资作为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到国外激起的反帝抗争也不在少数：3月22日中建五局几内亚马西铁路九标段项目部拖欠工资，当地非洲工人罢工抗议，部分领导还遭到工人用枪指头，有工人手持AK47去讨薪；4月14日，越南隆安工业区内工人全厂罢工反对中方主管打骂侮辱工人；年底，巴西方面揭露了中资比亚迪工厂强迫劳动、超时工作、有辱人格的工作条件以及限制工人的行动自由的奴隶式待遇，引起了广泛关注。
社会各个链条此起彼伏的反抗，描摹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貌。群众反抗的自发性高潮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而爆发，上一轮工潮即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爆发的。经济危机发生时，小资产阶级大量破产，工人大量失业，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扩充，而到了经济复苏时期，企业面临用工荒，蓄积的工人阶级力量就迅速爆发出来。上一轮工潮从2009年起一直持续到2015年，2015年工人集体反抗有2775起之多，是2012年的近9倍。在这期间，爆发了苏州联建工业区大罢工、南海本田大罢工、深圳ASM厂大罢工和东莞裕元大罢工等震惊全国的工运事件。而近两年的工潮也如出一辙，是因为疫情期间的大量破产失业和解封以后的用工高峰两相对比造成的。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它起到消耗掉过剩工业品和吸收失业工人的缓冲作用，房地产的危机就必然辐射到社会上一切产业，从今年建筑业工人罢工以及市民反抗烂尾楼游行的高发，就能看到经济危机的暴风眼。今年的工人集体斗争事件中，以建筑业最频发，占总体的48.53%，工人反抗的主要起因是欠薪（86.25%），相较去年来说建筑行业有4.29%的冲突转移到了工业产业，这证明了危机的扩散。疫情解封前后，2023年（1794起）相较2022年（831起）增加了一倍有多，到今年这种斗争势头维持在较高水平，这些数据揭露了中国阶级压迫的日益加深，绝无缓和之势。
但是，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这一大趋势下面，工人运动的数量和规模从去年到今年却不增反减，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须知，去年全年1000人以上参加的工人运动有7起（今年为5起），其中更是有两起10000人以上参加的（大渡口工人罢工，武钢职工抗议医保补贴下调）。这种波动就说明了群众自发运动的局限性，它是不稳定的、没有继承性的、依靠偶然因素的。 自发运动的要害就是没有一个稳固的组织，不能用有计划的革命去替代偶然的暴动。列宁说：“正因为‘群众不是我们的’，所以现在高喊‘冲击’是不聪明和不恰当的，因为冲击是常备军的攻击，而不是群众自发的爆发。”（《怎么办？》）只要没有一个对运动有着领导作用的组织，到了明年工运是上升还是下降，都只能放任自流。
在今年1527起工人集体反抗中，除了1409起的官方反应为引人遐想的“未知”，其余有104起遭到政府和警察镇压，工人被捕或被打。其中典型的如4月26日，无锡尚德工厂2000工人大罢工与警冲突，当地政府出动了大量警察进入厂区，发生暴力冲突。这些例子再一次揭露了未明子、童润中之流合法“维权”路线的虚伪性。 凡是有一定经验的工人都清楚，合法“维权”不仅没有结果，而且还会受到资方和官方的威胁。童润中高调鼓动普通劳动者去像他一样打官司，然而打官司需要大量财力精力，他自己硕士学历，花钱拍摄为中修教育制度歌功颂德的电影《战考研》，背后还有一个全职老婆支持他专职进行打假作秀，这些条件本来就是一般无产者所不具备的。未明子的改良主义组织“五四青年委员”则是炮制了一本《劳动法学习实操手册》，其中选录的“司法案例”，在浩如烟海的维权失败案例中捡出几条的成功案例，以诱使群众对资产阶级法律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政治作秀粉饰太平，蒙骗群众，掩盖了正确的路线。 他们所谓的“维权”，言外之意无非是有权可“维”，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还是有点权”，这就是否定资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社会性质。现在群众是普遍苦于无权的状态，没有权力就没有权利，必须先夺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有“维权”可言。
闭眼不看现实，让群众自己去和警察进行暴力冲突，看着工人被镇压，“革命者”却在旁鼓吹“你们应该去打官司”，这是一切马列毛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也是将被工人群众鄙夷的。现在，在工人群众中建立武装组织完全不是一个超出运动形势的要求，哪怕这种组织一开始只是善于械斗的打架队。 2022年底的郑州富士康工人运动中，富士康工人面临警察和防疫人员的包围，利用火焰封锁道路，用灭火器回击警察的催泪瓦斯，掀翻了前来镇压的警车，砸坏了富士康那些压迫工人们的领导的车辆，警察和防疫人员节节败退，每位工人争取到了一万元补偿。2023年初的重庆大渡口中元汇吉药厂工人罢工中，2.5万工人劫持黑中介，围堵前来镇压的特警武警，警方的力量在工人面前螳臂当车，最后资方不得不答应兑现本来承诺的待遇。现在，群众迫切需要的是用有组织的暴力代替无组织的暴力，用常备的暴力代替临时的暴力，用政治的暴力代替经济的暴力。 如果不在一般的“革命低潮”时期就开始筹备这种武装组织，则不能在革命高潮来临时迅速行动。
另一情况则是工人对于组织的普遍渴求和自发组织大量破产之间的矛盾。 工人们在讨屡次斗争无果后，自然就要探索如何获得更强大的力量，于是他们每个月都在自发结成组织，但是这样松散的组织每个月也都在被扼杀。就拿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这两个行业来说，这是两个流动性极高的工种，因此其对于串联也最有优势。前几年外卖骑手陈国江组建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就是这样一种工联主义组织，该组织成员把群聊二维码贴在骑手的餐箱上，骑手们在城市里流动，每天都有几十个人扫码进群。当组织具有一定规模后，陈国江计划发起罢工，并且在网上发布揭露饿了么不合理制度的视频，但均因被警方打压而遭遇失败，最后陈国江等人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抓捕，其经常联络的骑手都被公安传唤问话，组织被遣散。而今年同样的案例发生在网约车司机当中。今年4月，上海、宜昌、襄阳、长沙、岳阳、深圳、济南、成都等全国多地的网约车司机在串联，为了抗议平台下调运价、提高抽成比例，而计划在五一劳动节一齐举行罢工，因为劳动节出行人数多，罢工能够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但是因为司机们的罢工行动是通过微信等国内的公开平台组织的，没有注重组织的秘密性，罢工计划暴露。中修立即出台文件要求“密切关注该群体动向，发现有串联聚集上行以及煽动停运等苗头的，及时处置和反馈”，许多参与组织的司机的账号被限制或注销。威海市滴滴服务经理称，想要恢复账号，需要解散群聊，并保证不参与停运罢工活动。在资方和官方的双重威胁下，罢工组织不得不解散。
这些案例通通指向了一个事实。中国的革命运动现在处于低潮，到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阶级矛盾不够尖锐吗？是因为群众没有反抗意识吗？是因为群众不想组织起来吗？我们认为这些通通都是不合现实的谬论，通通只会引到“等待革命”的投降主义路线上去。唯一的答案仅仅是群众找不到正确的组织路线，群众苦于没有一个真正可靠的、有力量的组织。 列宁说：“我们运动的危急的过渡的状态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述：没有人，而人又很多。”（《怎么办？》）。不满于被压迫现实的人很多，想反抗的人很多，但是分散的状态压制着人们，真正具有反抗能力的人很少，没有人能够把这些自发反抗的愿望转变为能够推翻政府的革命运动。 只要群众看到自己组织的力量比资本家和政府更强大，哪怕平时看起来最“温顺”的工人都会起来反抗。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四个月从革命低潮到革命高潮，其中发生质变的既不是阶级矛盾，也不是什么农民的“斗争觉悟”，而仅仅是农民组织起来了。如今在中国也是一样，只要组织的条件一成熟，革命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组织是通向革命的最后一项物质基础，这项物质基础是靠革命党人去创造的。 毛主席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唯物主义者不搞什么精神胜利法，革命如果不靠革命党扎根到群众中踏踏实实地搞一搞，它不会自己成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群众头脑里占据统治地位的自然是资产阶级灌输的观念，用这种观念不可能自发结成革命组织。列宁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因此，“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怎么办？》）在“外送江湖骑士联盟”和网约车司机五一大罢工的案例里我们就看到了，工人们不会正确分析斗争形势和斗争手段，他们没有意识到微信也是中修的专政阵地，不注重秘密性，更不注重组织纪律的建设。只有依靠马列毛主义才能正确地组织群众。 有一些迷信影响力的自诩“革命者”，他们只注重在线上线下搞宣传，认为只要影响力足够大，革命就是能在屋子里“传檄而定”的。机会主义组织“新十月”的先生们曾拿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来宣传这种影响力论，他们认为革命家的任务就是在“革命草原”已经长成的时候去“放一把火”。然而，“革命草原”是不会自己长成的，革命党是既要当革命种子又要当革命火苗。 任由群众再怎样“想革命”，只要没有真正能干革命的组织，那么革命就是空谈。长期的组织工作远比“掀起暴动”的那一下艰苦得多，也重要得多。陷在泥潭里的机会主义者终日幻想着革命，等到革命者挥洒血汗把无产者一点一点终于组织起来了，他们就要跳出来篡夺革命的领导权了，这种行为就叫做“摘桃子”。
为什么地下的革命家组织能够保障地上运动的稳固发展？这就是因为，对比工人群众的组织直接生产出暴动，革命家组织则是从事这种暴动的再生产。现在缺的不是暴动的生产环节而是再生产环节。 群众组织是广泛而半公开的，就算一两个群众组织被剿灭，只要地下革命家组织这个核心还在，就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能够开展运动的群众组织。要保证这一点，就必须使得革命家组织是秘密的，党群界限分明，地上地下严格进行政治隔离。 革命家在党组织内的工作秘密进行，在群众中公开活动时不能暴露自己马列毛主义立场。列宁说：“对这种组织（革命家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员人数、成员的挑选、职能等等），都应当同这一条件相适应。……我们永远不能使广泛的组织具有高度的秘密性，……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怎么办？》）
所以，革命家在地上当然不能靠政治宣讲来吸引工人，这种宣讲不会使工人感兴趣，而只会使警察感兴趣。革命家吸引工人群众靠的是力量，这个力量就是靠地下革命家组织来实现的。革命家通过地下网络能够调动起社会各方面的人，有善于打架的，有善于反侦察的，有掌握各个公司情报的“当地通”，总而言之，人就是力量的源泉。这在地上的工人们看来，这位“工友”（实际是革命家）只是“人脉”很广，他们不知道这种“人脉”是怎样实现的，但这足以把群众团结在革命家周围，认他“做大哥”，此时再进行任何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都是顺水推舟的。“人脉”是怎么实现的，当然是靠着地下严格协同的革命党，他们系统性地扎根到社会的一切方面，掌握着各个地方的群众。列宁说：“只有在看到向我们控诉真能发生作用，看到我们是一种政治力量的时候，他们（群众）才会来向我们控诉。我们要想在旁人眼里表现为这样一种力量，就要不断地大力提高我们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怎么办？》）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群众感到红军是“神通广大”的，遇到一点家务琐事都要找红军主持，这正是因为红军凭借铁打的组织能做到“言出法随”，因而成为了群众的靠山。现在群众需要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靠山。
群众组织应当遵循什么原则来建立？ 邓中夏同志在《工会论》中曾对比了两类不同的群众组织，一种是产业组织，即把一条产业中不同工种的工人全都团结到同一组织下，另一种是职业组织，即把各条产业里同种职业的工人团结到同一组织下。产业组织好还是职业组织好，当然是产业组织好，产业组织一来能打破工联主义的狭隘视野，使群众看到整个无产阶级的敌人是整个资产阶级，二来消除了工人中的等级隔阂，三来又利于力量的集中。列宁是这么说的：“这些组织（群众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怎么办？》）。灵活性和广泛性，这就是群众组织应有的特征。 它们涵盖许多不同的业务，有的是打架，有的是分发书刊，有的是经济互助，等等。但无论是哪种组织形式，都总是把群众“撮合”到一起，使得哪怕最底层的劳务工都能了解到整条产业的运作情况：从工厂中的生产，到办公室中的流通，再到上层的资本游戏。 资本家们尽管是企业的所有者，但是他们完全脱离生产，于是对于企业各处的情况鞭长莫及，工人组织则恰恰相反，他们在企业的基层扎根串联，反而比资本家更加了解整个企业整个企业、乃至产业和社会的情况，于是，无产阶级在举行革命以前就已经把整个社会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地下对地上建立稳固的领导，是革命通向胜利的必要条件。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总是被掌握在一定阶级一定路线手里，马列毛主义者不去掌握，机会主义者就会去掌握。要巩固革命党的领导，就要发挥“支部建在连上”的精神，在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建立巩固的“代表会议”，并使革命家成为其核心。 例如对于一个庞大的金融企业——也就是帝国主义生产关系的典型——它有工厂结构负责生产，有办公室结构负责流通，生产操作类职能包括生产、品质、生产工程、实验室、物控、仓库、售后等等，专业辅助支持类职能包括人事行政、采购、财务、审计、秘书、金融、上市、法务、企划、网络等等，那么我们的群众组织就必须细致地涵盖这每一个环节，通过地下革命党的统一部署，使得各环节的群众成为一部工业化大机器中的各个零件，把革命运动以流水线的形式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在各个群众组织中，怎样实现地下领导地上？当然不能通过颁布什么“上级组织指令”，因为不能对群众暴露地下组织的存在，一旦出现什么“上级组织”的字眼就解释不清楚。所以要给予群众组织的一切正式成员以决策权，进行民主投票，这种权力不仅在地上的不同工种之间是平等的，而且在群众和革命家之间也是平等，这也将是对负责意识的培养；但是革命家必须遵守限权委托的原则，他在地上的投票必须反映地下革命家组织的集体意见（政治观点的碰撞都要放在地下完备展开），而不是其“个人意见”。 群众组织中的决策制度要有一定集中性，例如，设置1个“帮主”和5个“护法”，一个决策要通过，不仅要全体正式成员大多数同意，还要“帮主”同意，“护法”的大多数同意；只要保证“帮主”是革命家，5个“护法”中的3个是革命家，就能保证决策结果反映革命家组织的意志。群众组织的任何成员有权力发起对“帮主”“护法”这些地上身份的罢免，但是罢免决策也需要集体表决，只要革命家组织的集体领导足够巩固，就能保证不失去对群众组织的领导权。
革命党人怎样保证思想的先进性？这靠的也是组织。 工业化的革命组织就能产生马列毛主义思想，而手工业方式的“左翼知识分子沙龙”就只能产生小资产阶级思想。列宁为什么强调“职业革命家”是“职业”的？因为职业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进而是意识形态的基础。工人在资本主义工厂里，其生产关系是雇佣制，这个基础上只能产生自发性；而革命者在革命家组织里进行义务劳动，没有薪资，他们执行“革命第一、个人第二”的原则，是认识到了组织里的事务和纪律能够解放自己解放无产阶级，才去自觉地协同起来，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就使得他们比群众更先进。 列宁说：“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进一步，退两步》）而要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也是遵循同样的思路，不能脱离组织这项物质去向他们空谈马列毛，只有使社会各个方面的人开展了协同实践，才有政治灌输的基础。 在群众组织中也要建立一定的劳动纪律。例如，对于打架队来说，就要“召必战”，如果工友需要他们时有人不出动，就要以“不讲哥们义气”一类的理由把不服从纪律的分子踢除出去。自发性习气也就在其中革除，阶级意识也就其中培养起来，于是，职业革命家将从群众中不断地涌现出来。
现在，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就没有革命的一切。 赶“融工时髦”的泛左翼们不建设组织，一味高呼“到工人中去”，结果到了工厂中就做鸟兽散。东风组织的融工爱好者们，就曾聚集了若干名成员选定一个城市计划开启他们的“大业”，然而融工还没开始，一成员被在宾馆例行公事查房的警察吓到，与组织断绝了关系，一成员谈小资恋爱去了，与组织脱离关系，一成员由于心理和思想双重原因脱离组织，最终参与融工工作的只有两人；在一轮融工结束后，只剩下了一人。这种融工笑话不是个例。列宁说：“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怎么办？》）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真正能胜任工业化融工工作的组织。这个组织不是喊着口号凭空捏出来的，而是要通过具体的事务训练出来的。列宁用的就是政治报这个事务，政治报搭建起了革命组织的脚手架，他说：“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怎么办？》）通过办报写作，一来能暴露组织成员的思想，从而批判错误思想，达到组织路线的明确和统一；二来能搭建起工业化革命流水线，训练成员的纪律性，从而锻炼组织的协同能力。 当时的机会主义者们指责列宁这种有条理地组织起来的“军队”所从事的是脱离群众的工作，列宁却认为磨刀不误砍柴工，他说：“我们应当走自己的路，坚持不懈地进行自己的有系统的工作。我们愈是不指靠偶然性，我们就愈不会由于任何‘历史性的转变’而手足无措。”（《从何着手？》）历史证明列宁是正确的，政治报的原理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如今在作为“世界工厂”的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中国，革命者的组织工作不仅将是中国革命的起点，也将是世界革命的起点。一旦组织的条件成熟了，全国的工人举行城市暴动，工业区包围金融中心，占领了各大工业城市，这不仅将推翻垄断资产阶级对国内的统治，也将推翻他们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统治，进而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提供巨大的支援，并联合起来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革命战争，使得以世界革命制止世界战争成为可能。并且，对比历史上的旧中国和俄国，如今的中国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要建立的群众组织一方面将具有更大的潜力，一方面又面临更艰苦的锻炼，所以自然就会造就更成熟的阶级意识和更坚韧不拔的组织。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些群众组织也将为继续革命提供物质准备，他们将以冲决一切的力量冲刷旧制度，建立起基层议政合一的群众政权，为过渡到巴黎公社制度、进一步到国家的消亡做准备。 同志们，我们的未来是值得憧憬的，只要摒弃对自发性的一切浮躁幻想，踏踏实实地进行组织工作，我们就总是在向着那个光明的未来一点一点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