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的演变轨迹和未来发展趋势
作者：［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著 路爱国 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07年第1期
英刊《新左翼评论》2006牟7——8月号发表了美国闻名左翼学者、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题为《美目力量的变动曲线》的文章，分析了美目霸权建立和巩固、下降和加速衰落三个阶段的主要过程和内在逻辑，视野广阔，观点清楚。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者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世界格局进入了大变迁的时代，并以此预见作为上个世界格局一极的美日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文章内容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从1945年到1970年左右，美国在世界体系中行使着无可争议的霸权。美国霸权在1970－2001年期间开始衰落，但衰落程度受到了美国战略的阻止。2001年之后，美国力图通过采用更为单边主义的政策恢复自己的地位，但这些政策却让它自食其果——事实上加剧了它衰落的速度和深度。
一、无可争议的霸权：1945－1970年
回溯到1945年，我们能够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一场持续八十年的争斗的终结，这是美国和德国为决定两者中谁将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体系霸主的争斗，而英国至少自1873年以来就处于衰落之中了。这场争斗的最高阶段是1914到1945年的一场三十年战争，战争把世界体系中的所有工业大国都卷了进来，1945年美国赢得了对德战争。
此后美国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绝对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支配地位。不过，当时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个真正的军事大国，那就是苏联。
雅尔塔安排
理性解决这种军事局势的惟一办法就是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达成某种政治交易。所达成的交易象征性地以雅尔塔为名，但它涉及的内容远远超过雅尔塔会议形成的正式协议。这项交易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把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苏联由此得到了红军占领的地区，而美国则控制了其余地区。
由于交易从来都不是公开明确的，因此，在随后年月出现了一些产生疑问的时刻，包括伊朗北部、希腊内战、封锁柏林、朝鲜战争、金门马祖乱局、东欧的各类起义（1953年、1956年、1968年和1980－1981年），以及最为突出的古巴导弹危机。需要指出的是，每当这些小“危机”发生的时候，双方都拒绝动用核武器（所谓恐怖平衡），每次危机也都以返回原来的状态而告终。
雅尔塔安排的第二个方面是经济领域。美国决意重建其盟国的经济基础设施。其原因部分是政治上的：保证它们作为卫星国的忠诚；部分是经济上的：假如其产品没有足够的消费者，做一个世界最高效的生产者就毫无意义。美国不想重建苏联及其集团的经济基础设施。双方都借柏林封锁之机在两大经济区之间构筑堤坝。美国把柏林封锁当作政治借口让国会通过马歇尔计划。后来，它又利用朝鲜战争，以之作为向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提供类似经济援助的依据。在苏联一方，它则与自己的东中欧卫星国成立了经合组织，并与中国和朝鲜建立起广泛的经济联系。结果，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共产主义国家不再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其他部分产生密切互动，进入了某种集体保护主义阶段。苏联集团及其盟国利用这个安排大力推进工业化，在这一阶段实现了非凡的经济增长率。美国利用它构建国家之间的经济秩序，在这种秩序中，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而美国工业和金融业能够繁荣发达。
雅尔塔安排的第三个部分是意识形态。双方都可以——事实上都被鼓励——高声大嗓地谴责对方。美国的宣传把舞台划分为自由世界和极权国家；苏联的宣传把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名称不同，但名单基本上一致。双方都不接受这场意识形态战中的“中立立场”具有合法性。宣传工作的真实职能是使两大区域的领导人能够遏制本阵营潜在的不同政见者，防止出现有可能质疑现存地缘政治安排的群体。其结果是世界舆论分成了两个阵营，各方都有众多支持者。
乌云聚集
有了雅尔塔安排，美国在从事霸权国所做的事情上没有碰到严重障碍，即在某种世界社会长期规划基础上，根据它的利益建立全球秩序。在地缘政治领域，美国能在95％的时间内得到95％它想得到的东西。这是世界经济急速扩张时期，总体生活水平在提高，教育和医疗在发展，艺术和科学在繁荣。尽管间歇性地出现了各类激进运动，人们对未来广泛抱有信心。但是，这些年代的和谐——法国人称为“辉煌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过于美妙而不可能持久，出现了破坏战后秩序的两个新进展。第一个是欧洲和日本（加上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复苏。作为美国主导的重建政策的成果，这些地区表现如此出色，以至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它们开始接近美国的经济水平。美国生产者不再能在德国、法国或日本市场上压倒它们本国的生产者。相反，美国开始从这些国家进口工业产品。随着美国与其主要盟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显著缩小，这些国家与美国之间自动的政治和金融联盟开始被重新考虑了。
第二个进展来自所谓第三世界，即其利益甚至观点处于两个超级大国范围之外的所有国家。这些国家采取自主行动，只要有可能，它们甚至率性而为。中国共产党人不顾斯大林的指示，公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共没受美、法、苏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约束，解放了整个国家。阿尔及利亚人拒绝接受让法国共产党支配其战略和未来的观点，发动了民族解放战争。马埃斯特腊（Sierra Maestra）的古巴人在卡斯特罗领导下夺取了全古巴。
简言之，苏联制止第三世界的群众力量破坏雅尔塔安排的能力被证实是有限的，超级大国不得不与它们妥协，尽管既不情愿又比较滞后。结果是，第三世界运动对两个超级大国从未感到多么亲近，尽管现在两国都放弃了它们的“反中立”政策，并开始在这些国家寻找能与它们站在一起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在采取这种行动的时候，美国不可避免地刺激了原来的殖民主义大国，后者认为美国的这种新政策不明智和多管闲事。超级大国政策的默默转变标志着万隆精神的胜利，这是29个亚非国家在1955年举行的会议，它宣告一股新的力量进人世界体系的决策过程，而美苏两国都不得不努力争取这支力量。
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崛起，越南战争对美国造成的打击，以及不但在第三世界而且在西欧和美国内部的“解放”意识形态的扩展，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敲响了1945年之后地缘政治框架的丧钟。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它终结于1968年世界革命。
二、下降趋势：1970－2000年
如下两大变化造就了新时期的框架：1968年大动荡带来的政治文化演变，以及世界经济长期扩张即所谓康德拉季耶夫A阶段结束后出现的经济剧烈波动和后来证实是30年停滞时期即康德拉季耶夫B阶段的开始。
1968年世界革命大致发生在1966年到1970年之间，它是学生以及很多情况下工人的反对各种权威的一次喧哗无序的起义。这些反叛行为爆发得非常忽然，随后通常都逐渐熄灭了，尽管当时卷入其中的人经常感觉像是5级飓风一样。我们可以把这些行动叫做世界革命，因为它们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发生了，跨越了当时世界体系的三个部分，即西方、共产党集团和第三世界。关于这些事件的完整历史还有待书写，大多数评论迄今都只集中在媒体报道的最醒目的事件上，而忽略了大量规模较小、经常针对独裁政权的造反运动。
每个事件中的问题都永远包含地方性和全球性两个维度。几乎在所有的起义活动中，都不断以某种形式提到两个全球性问题。第一是反对雅尔塔安排，通常采取的形式是既谴责美帝国主义（当时是越战期间），也谴责苏联与之“勾结”。事实上，中国毛主义的概念创新，即把世界描述为两个超级大国和其他各国之间的分裂，正是那些年月的一个成果。第二个全球性问题是新的革命者批评“老左派”即三种典型的反体系运动：共产党（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掌权）、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轮班掌权）和民族解放群众运动（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掌权）。新左派对老左派的主要指责是，老左派向其追随者提出了一个两步走方案，第一步取得国家政权，然后改变世界，但是，一旦他们掌了权，他们并没有在国内或国际上改变等级制以及不民主、不平等的秩序。在1968年的革命者看来，掌权的老左派政党本身成为实现这种改变的主要障碍，而那些改变正是他们自己在组织动员阶段曾经许下的诺言。
这两个看法，即苏联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和老左派的政治失败，对老左派运动的政治力量造成了致命破坏。在对群众运动的主要目标应是一国一国取得政权的观点产生广泛幻灭的情况下，必须重新思考激进战略。政治失望之外很快又加上了经济疑虑。1945－1970年时期的支撑物是“发展”的概念，这个观念认为，通过采取正确的国家政策，每个国家好歹都能达到最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美国、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有关发展的语汇无疑是不同的，但它们的基本目标却异常相似。最根本的建议是，工业化、城市化、更高效的农业和更好的教育合在一起，再加上短期保护主义（进口替代），就形成了通往繁荣的希望之乡的途径。
从发展到取消政府管制
在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宣告20世纪70年代为发展的十年。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发展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一种政策的死亡。扩张的世界经济使主要产业生产者倍增（由于西欧和东亚的经济重建），在世界生产最活跃的部门引起了利润的急剧下降。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行中重复出现的现象产生了人们所熟知的后果：很多这类产业转移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半边缘国家（这些国家认为这种转移就是“发展”）；世界范围内失业上升，这在最富裕国家尤为明显，导致实际工资和税收收人下降；美国、西欧和日本／东亚这“三驾马车”竞相向对方出口失业；投资资本从生产性企业转向金融投机；政府负债急剧上升。20世纪70年代还见证了两次石油价格暴涨，严重打击了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集团国家出现了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这是由于接受它们出口产品的富国市场变得疲软，而它们的进口产品变得更昂贵了。石油生产国获得的收人大多存放到了美国和德国的银行，这笔钱又从那里“借给”了当时处于困境的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集团国家。没过多久，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就发现，利息和还款的负担太重，它们的财政难以承受，于是20世纪80年代爆发了债务危机。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为撒切尔和里根政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领导的新自由主义攻势铺设了舞台。
自此以后，通向希望之乡的道路有了一个新定义，即所谓华盛顿共识，它颠倒了发展主义的大部分信条。进口替代工业化现在被界定为腐败的裙带主义，国家能力建设被界定为膨胀的官僚政治，富国的金融援助被说成是白费金钱，政府出面建立组织被说成阻碍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扬。国家被迫减少对教育和医疗的开支。公有企业被说成是无效率的，所以必须加以私有化，并且越快越好。“市场”而不是人民的福祉现在变成了国家所有本职工作的衡量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力推行把贷款与“结构调整”挂钩，而“结构调整”基本上是指遵循华盛顿共识开出的药方。
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发生了急剧变化。第三世界国家丧失了它们在前一个时期获得的自信，随着全球停滞的经济后果伤及国内，它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消失了。它们当中很多政权开始崩溃，内战和其他国内动乱使经济困境雪上加霜。它们一个个地屈从于华盛顿共识的要求。苏联集团也未能幸免于难。其一度不俗的增长率急剧下降，权威维持的内部凝聚力松散了，莫斯科对那些已经不安分的“卫星国”的控制力也一点点消失了。最终，苏联本身也走上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改革”（“改革”加“开放”）道路。治疗方法在很多方面是辉煌的成功；不幸的是，病人却死了。
应对美国衰落
在很多人看来，1970年之后的时期是美国的黄金时代。这完全不对；事实上恰恰相反。首先，美国输掉了反对一个小国的重大战争。尼克松不光彩地撤出了西贡，而美国此后不得不费力克服越南综合症，也就是说，美国人非常不愿意让本国士兵远征世界去参加灾难性的战争。越南问题之外又发生了水门丑闻，它迫使尼克松辞职。然而，军事上战败和国内政治危机只不过反映了更为严重的美国地缘政治问题——它丧失了对其主要盟国即西欧和日本的所有的天然经济优势。因为，一旦三驾马车在经济上旗鼓相当，美国就不能再指望西欧和日本像政治卫星国那样作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得不做出改变。从尼克松开始，在随后三十年里（从尼克松到克林顿直到里根），各届政府都集中关注一个心照不宣的目标——减缓美国霸权的衰落。
他们逐步形成的纲领包括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这是为维持美国政治实力设计的——是向西欧和日本提出建立“伙伴关系”。华盛顿实际上对其主要盟友说，在建设共同的世界地缘政策过程中，它会让它们拥有发言权，而作为交换，西欧和日本不要采取它们自己的单边主义政策。伙伴关系通过建立一系列体制加以推进，其中包括三方委员会、七国集团会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美国的主要依据是需要维护反苏统一阵线，而苏联通过干预支持在阿富汗建立共产党政权，已经开始不太顾及实施雅尔塔安排了。伙伴关系没有完全限制住主要盟国。德国不顾美国政府的愿望，推行所谓东方政策；西欧（包括撒切尔政府）建立了一条从苏联到西方的石油管道；20世纪90年代，韩国则对朝鲜启动了“阳光政策”。但是，美国的伙伴关系政策至少还是做到了这一点：盟国没有偏离太远。
第二个要点是为保障美国军事优势而设计的。由于越南战争暴露了美国地面部队的局限性，维持其核优势就比以前更加重要。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英、苏、法、中都发展出了核武器，美国因而已经丧失了对核武器的绝对垄断。美国决定，让核扩散就此止步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第二个要点就是努力制止核扩散。核不扩散条约于1970年3月5日生效。我们可以说，这第二个目标也获得了部分成功。
美国外交政策修改的第三部分是经济上的。华盛顿共识取代发展主义成为世界主导性的教条之后，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尤其是金融活动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美国国内主导产业的利润率下降。在很多方面，这是外交政策三大修改内容中最成功的部分——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
冷战之后
然而，这些减缓霸权衰落的努力所获得的部分成功本身就在美国庆贺自己成为“惟一超级大国”的时刻给它带来了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苏联解体造成的。
它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后果。华盛顿失去了它能用来说明为什么欧洲需要与美国在政治上绑在一起的最后一个重要根据，即需要维持反苏共同阵线。它还失去了间接遏制第三世界国家政策的最后一个重要手段，即苏联作为雅尔塔安排规则的推行者在反美的国家里所发挥的作用。
在世界经济战线上，幻世纪90年代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长期体制化的十年。其主要工具即世界贸易组织，负责保证让南方国家对北方的贸易和金融开放边界，同时要尊重它们的“知识产权”。其基本信号是十年前撤切尔提出的口号：“别无选择”。美国的初步地缘政治胜利是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它于1994年1月1日生效。原来的社会主义集团国家，包括俄罗斯本身，发起了大规模私有化和取消政府管制运动。许多南方国家也这样做了。
大量国家得到的直接结果就是经济状况恶化，伴随着社会安全网消失、失业率上升以及货币贬值，而所有这一切都与新富阶层炫目的崛起同步发生。世界较不发达国家的国内不平等急剧扩大了。东南亚是经济表现相当不俗的南方地区，该地区1997年遭受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随后俄罗斯和巴西也遭到相似的挫折，这时，新自由主义选择作为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办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可信性。出现了各种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活动。一是原来的共产党在一系列国家重新上台，这些党现在变形为赞同至少提供某些福利措施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另一个是墨西哥恰帕斯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异军突起，他们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那天象征性地发动了起义。他们以原住民名义讲话，要求把握他们自己的生活，并呼吁在全球拒绝新自由主义道路。
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举行会议，要为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秩序制订明确规则，这时，它遭到了群众的示威抗议（主要是美国的社会运动），致使其完全脱离了原定议程。类似的抗议活动在随后几年也出现在其他国际会议上，导致世界社会论坛的建立，它于2的1年1月在阿雷格里港进行了首次聚会。这个论坛是人民大众为回应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而建，后者是全球新自由主义官方集会地点。减缓美国霸权衰落的计划似乎变得停滞不前。需要反思的时刻到了。
三、加速衰落：2001一2025年
新保守主义集团（这个名称很确切）进行了这种反思，乔治•w．布什2⒁1年宣誓就职后，让这些人担任了政府要职。这个群体是幻世纪90年代围绕“新美国世纪计划〃形成的。虽然布什本人并不是该组织成员，但他的副总统、他的国防部部长和副部长、他的弟弟以及他政府中一些高级官员或顾问曾经或仍然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这个团体激烈批评克林顿的外交政策，而事实上，他们还反对1970年之后美国外交政策试图减缓美国霸权衰落的所有努力。他们相信，美国的衰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们认为这不是由于世界体系的结构变化所致（例如，美国对西欧和日本的经济优势已经终结），而是由于历届美国总统的政治错误和缺乏坚强决心。
这个游说集团呼吁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彻底修正。他们希望取消软性的多边主义——这是美国1970－2000年间向其主要盟国提出的伙伴关系的基础，而代之以建立在不容盟国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单边主义决策方式。要迫使那些似乎正在抵制核不扩散的国家立即循规蹈矩。同时要努力使美国摆脱在扩大和更新其本国核武库问题上它以前曾经接受的约束。新保守派不让美国参加任何限制美国国内决策的新国际条约（京都议定书、海洋法，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人中，有很多人——假如不是大多数的话——在里根和老布什政府中曾任高官，但从来没能让这两届政府同意采纳这个计划。他们遭到一大群官僚的阻止，这些人坚持从尼克松到克林顿的战略，认为新保守派的提议危险而又愚蠢。所以，不但萨达姆让他们烦心，美国外交政策圈子也令他们头痛。在布什政府的头八个月里，他们继续处于沮丧状态。后来发生了本•拉登袭击双子大厦和五角大楼的事件。他们几乎马上让布什接受了他们的整套观点。说服布什及其身边政治顾问的理由可能是，接过“战时总统”的衣钵似乎是布什获得连任和实现其最热切的国内目标的最可靠途径。
新保守主义立场的逻辑很简单。用武力把萨达姆赶下台——最好是通过单方面行动——不仅能恢复美国的荣誉，而且能威吓三个势力（后者的政策似乎对美国霸权形成了重大威胁）：要求拥有地缘政治自主性的西欧；潜在的核扩散国家，非凡是朝鲜和伊朗；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他们推三阻四，不愿基本上按照以色列的条件实现以巴冲突的“持久”解决。新保守派认为，假如他们能决定性地迅速实现这三个目标，所有真正威胁美国霸权的势力都会解体，世界也就真正进人了“新美国世纪”。
失算
在行动中，他们犯了几个严重的判定错误。他们设想，军事征服伊拉克相对简单，人员或金钱代价都不会很大。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他们错了。尽管美军2003年非常迅速地进人了巴格达，他们却不能在该国建立起秩序。复兴党军事力量四散后，形成了游击反抗的基础，反抗的范围和有效性都在不断增加。华盛顿对处理复杂的伊拉克国内政治明显缺乏预备，不但陷人了军事泥潭，而且陷人了政治泥潭，迄今难以自拔。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发现自己的活动余地越来越小，就像格利佛让小人国的侏儒们捆住了一样。
此外，威吓政治也只取得了部分成功。2002和2003年，法德两国公开表明它们反对人侵伊拉克，在能够得到的支持极少已经明朗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撤回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第二个决议草案。威吓战略对潜在核扩散国家同样没发挥多少作用。朝鲜和伊朗两国从美国入侵伊拉克中得出了结论，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打击伊拉克并非因为伊拉克拥有核武器，而是因为它没有核武器。对两国政府来说，现政权最可靠的自卫方式显然是加速获得核武库。出于战术考虑，伊朗否认这一点，而朝鲜不否认。美国声称，两国事实上都在推行这样的计划。但由于占领伊拉克，美国本身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被削弱了。很清楚的是，美国没有能力再次成功地发动一次对其他类似国家的地面人侵。它有可能先发制人地发射核导弹，但其后果难料。事实上，它现在更没有能力联合西欧或东亚来采取任何行动，迫使两国停止它们的计划。与新保守派的猜测相反，美国阻止核扩散的能力在入侵伊拉克以后变得比入侵前更软弱。谈到阿拉伯国家的政权，它们从人侵伊拉克中得出的结论是，它们几十年来实行的暧昧政策是他们维持本身生存惟一可行的政策。它们全都让这次入侵对伊拉克和它们本国造成的政治后果吓得不轻。它们肯定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任何进一步行动满怀狐疑。
最后，在新自由主义阵线上，由于美国地缘政治地位因伊拉克问题遭到削弱，华盛顿共识似乎对南方国家不再具有那么强大的约束力。布什政府重启世界贸易组织内部谈判的企图，以及华盛顿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TAA）的打算，都撞上了巴西和其他南方政府设下的路障。在2003年坎昆世界贸易组织大会上，巴西与南非、印度和中国联手组成20国集团与美国和西欧谈判。20国集团的基本立场是，假如南方对北方的贸易和金融进一步开放边界和保护北方企业的知识产权，北方就必须相应地对南方例如纺织品和农产品等领域的贸易进一步开放它的边界。出于国内政治原因，美国和西欧发现它们不可能接受这些要求。20国集团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就不能接受北方的要求。结果形成了僵局。这在事实上终结了世界贸易组织实现其新自由主义目标的能力。几乎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美洲自由贸易区问题上。在委内瑞拉大力支持下，巴西和阿根廷迫使其他南美国家加强它们与南美共同市场的关系，而不是加人美洲自由贸易区。结果，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从未取得多少进展，美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与一些小国家建立双边贸易协议，这种策略实际上减少而不是增加了世界的自由贸易。
布什整个外交政策的最终结果从而是加速了美国霸权的衰落，而不是反降为升。世界进人了地缘政治力量结构相对失衡的多边分裂阶段，多个地区中心纵横捭阖，争夺优势，其中至少包括美国、英国、西欧、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伊朗和巴西。这些中心都不具备经济、政治、军事或意识形态-文化的压倒性优势。当前也不存在一个强大的联盟，尽管它可能会出现。
不确定的未来前景
放眼未来20年，哪种趋势最有可能出现？首先是核不扩散彻底垮台，除了现存核国家之外，将再产生10到20几个核小国。美国力量的衰落加上多个势力中心的利益竞争几乎可以保证：1970－20⒁年中止了核计划的国家将重新启动核计划，无疑还会有其他国家加人进来。这种状况一方面能对世界许多地区的军事行动形成遏制，另一方面也会使这类行动的后果变得更加危险。
在世界金融领域，美元的统治地位很可能消失，让位给一种多货币体系。显然，欧元和日元将更广泛地被用来作为金融积累和商品交换的中介。问题在于，其他货币是否将加入到这个名单中，以及在世界经济实际运行中使用更多的货币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体系失衡或剧烈波动。无论如何，美元中心地位的下降将对美国解决其现存的国家债务问题带来巨大的经济困难，并有可能造成其生活水平下降。
欧洲、东亚和拉丁美洲这三个地区值得非凡关注，因为它们目前都处在大动荡中，其结果很可能改变地缘政治面貌。欧洲的情况最为人所知。在2001－2⒁5年的5年间，这个地区出现了两个新进展。第一个新进展是布什单方面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直接结果。法德两国在2∞3年3月最后一轮会谈中公开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并获得了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它们主动向俄罗斯提议，开始创建巴黎——柏林——莫斯科轴心。作为回应，美国在英国协助下发起了一场反制运动，把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拉进它们的阵营，这些国家就是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相对“老欧洲”而言的“新欧洲”。中东欧国家的动机主要是它们仍然惧怕俄罗斯，因此它们感到需要与美国建立密切关系。
第二个新进展是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决否决了拟议中的欧盟宪法。在这个问题上，分界线与在伊拉克入侵问题上非常不同。一些“反对”票是由于大众反对新自由主义以及担心欧盟新宪法会牢固树立新自由主义的地位；而其他反对票则是由于对欧盟进一步东扩以及土耳其可能加人欧盟感到担忧。在这两种情况下，投反对票的人都希望欧洲更有自主性，能与美国拉开更大的距离。但两个新进展合在一起，即人侵伊拉克问题上的分裂和新宪法失败，到目前为止阻碍了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独立欧洲的所有努力。问题在于，今后十年这个课题能否在更坚实的体制和大众拥护基础上重新启动。假如启动的话，复兴欧洲的这一计划能否与俄罗斯达成某种政治安排，以形成欧——俄地缘政治一极，这也仍然是有待回答的问题。
谈到东亚地区，那里未来的前景非常不同。一个问题是，这个地区只有三个国家，它们都是大国：中国、朝鲜和日本。其中两国目前处于分裂状态。两国各自的统一（朝鲜半岛南北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都不轻易实现，但从目前到2025年之间肯定都有这种可能。不过，还有第二个问题非常不同于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在欧洲，法德之间的历史仇恨基本上已经愈合了，而日本与中国、日本与朝鲜之间的鸿沟都很深，各方的感情因素仍然非常强烈。另一方面，更密切的关系对所有三方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也许有助于减轻历史形成的愤怒感。还有一个困难问题需要解决：中国还是日本将在有可能形成的某种东亚联盟中发挥“领导”作用？这个涉及军事、货币和政治文化各方面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但它需要所有三国出现极富远见的政治领导。假如这些障碍能够得到克服，东亚联盟有可能成为现存北方三驾马车中最强大的一员。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把美国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既作为政治老手，又作为小伙伴。这并不完全是华盛顿为自己设想的角色，但到2025年，它对美国领导层和美国人都可能是一项颇具吸引力的交易。
最后，假如拉丁美洲能够摆脱对美国的依靠并巩固某种形式的经济统一，它有可能成为拥有自主行动能力的重要棋手。假如它能把墨西哥吸引到自己的阵营中，它也许有能力在经济政治上迈出巨大的前进步伐，这肯定对美国非常不利。其他的潜在力量——非凡是其中的印度、伊朗、印度尼西亚和南非——将如何在这个地缘政治大重组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这是未来时期最不明了的问题。在一个深受生态问题和潜在生产力大大超过资本主义积累现有能力困扰的世界上，任何可能出现的世界政治重构背后都潜藏着获取能源和水资源的问题。最具爆炸性的问题可能由此而生，而任何地缘政治运作或改组都不能对此提供任何解决办法。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