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从创建起就开始传教。当中国还在盛唐时期，天主教的一支已经以“景教”的名字在长安建立纪念碑，并获准在一定范围内传教。当哥伦布预备从西向东环球旅行去发现印度及中国时，他向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君主许诺说，他将“去看那里的君主、人民和土地，看看他们的秉性，并寻找让他们皈依我们神圣信仰的适当方法”。殖民地时期更是欧洲天主教向外扩张的时期，而且殖民主义向外扩张的名义就有传播文明，包括基督教文明。后来大英帝国的势力遍布全球，英国基督新教的传教也成为最广的一支。非凡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新教传教士们成为废奴运动与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从19世纪后期起，伴随着美国势力的崛起，美国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开始取代英国传教士的地位，他们的宗教热情更高，且因为美国富有，他们也表现出一些乐善好施的作风。
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9世纪访问美国时，美国人虔诚的基督教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人的基督教精神与正义感有很多联系，他们认为帮助别人相信基督教是一种善行，因此很愿意传教。基督教不仅渗透在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还成为美国向外扩张的一种工具。
美国对向其他地方传播基督教有很大热情。开始时，传教与扩张是一对孪生兄弟。当美国打败了西班牙，第一次占领菲律宾时，菲律宾人开始是支持美国人的，因为美国人在攻打他们的压迫者西班牙人。然而，菲律宾人要求独立时，遭到了美国人的反对。美国总统麦金利把占领菲律宾看成是一种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他对一帮卫理公会派教徒说：我每夜都在白宫的地板上走来走去，直到半夜。我可以毫不害羞地告诉你们，我不止一次地跪在地上，求万能的上帝给我光明，给我指明方向。一天深夜，我不知不觉地想到：(1) 我们不能把它再还给西班牙……(2) 我们也不能把它交给法国或德国，因为它们是我们在东方的商业竞争对手……(3) 我们也不能让他们放任自流，因为他们还不能自己治理自己……(4)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它接下来，教育菲律宾人，提高他们的道德，让他们开化，让他们信基督教，像上帝的恩赐那样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他们，就像基督为我们而死了一样。从美西战争起，美国的领导人就把美国在海外吞并其他领地的事不断地向美国公众解释成是一种费劲的义务，是一种上帝强加给美国的责任。尽管美国的政治精英在考虑侵占某个地方时，他们的出发点更多的是出于军事战略或商业利益的考虑，但他们总要打出某种基督教徒虔诚帮助他人的旗帜，因为这可以调动起美国人的情绪。
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国际关系专家米德认为，美国的传教活动是美国外交政策中部分“被忘却的历史”，在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世界与美国的关系、日益强烈的世界共同体意识方面，它已经发挥了比一般人想象的更大的作用。不可否认，在日本侵华时期，一些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们记录下了日本军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残酷暴行，这对向世人展示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起了重要作用，甚至为审判日本战犯提供了难得的佐证。但我们并不应忘记，美国传教士在华传教是有传统的，让中国人信仰基督教才是他们的目的。
19世纪初，一批美国学生在威廉学院外召开了闻名的“草堆祈祷会”，他们发誓要献身对外传教事业，于是一批批传教士离开美国到国外工作。此后，美国出现了两次基督教复兴运动，被称为第二次、第三次大觉醒。参加对外传教的青年人越来越多。
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美国传教士在海外的活动，并利用外交手段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专门强调保护美国传教士的权利。比如，美国政府曾与中国、日本、暹罗(今泰国)和奥斯曼帝国签订了条约，规定美国传教士的居住地、财产都受到所在国的保护，其传教活动不受当地法律的起诉。美国政府之所以支持美国传教士在海外推广基督教，甚至用武力保护他们，保护他们的财产及传教活动，是因为他们的传教活动可以影响这些国家朝着美国政府希望的方向发展。
美国政府保护美国传教士在海外的活动，传教士反过来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最有名的例子是1917年美国传教士们说服了威尔逊政府不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友奥斯曼帝国宣战。美国的传教士们在大战前就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不少教堂和学校，传播基督教教义是与组织基础教育、传播文化同时进行的。战争开始后，传教士们告诉白宫，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即意味着教会拥有的巨大教育体系将被迫关闭，教会财产会被没收，那些被基督教化了的少数民族肯定会受到宗教迫害，等等。威尔逊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美国从未对奥斯曼帝国宣战，传教士们在战争期间仍得以经营他们的学校。
美国人自己认为，传教运动对美国的贡献极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能迅速成为世界领袖与传教运动有很大关系。美国的传教士们在海外传教，他们的子女在当地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成为美国了解外国文化的窗口，也成为美国企业在当地市场扩张的重要信息来源与雇员。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外国文化专家”有一半是美国传教士的后裔。在这次大战中，美国的传教士起了维护当地文化的作用，因此他们办的学校非常兴旺，对当地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战争前，朝鲜半岛没多少基督教影响。但在日本占领期间，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学校是唯一可以传播朝鲜语与朝鲜文化的学校，其他的学校都“日本化”了，只教日语。因此，基督教会成为朝鲜人躲避日式教育的场所，成为朝鲜民族主义的大本营。据说，金日成儿时还受到基督教教育与洗礼，受到美国基督教会的教育。当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朝鲜时，金日成还与卡特谈起当年的回忆。基督教在韩国的迅速传播还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的事。战后，基督教在韩国发展迅速，三分之一以上的韩国人信仰基督新教，还有许多人信仰将基督教与朝鲜传统信仰合二为一的统一教。美国人认为，基督教在韩国的民主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军人政权结束后，民主选举产生的前两位总统中，第一位总统金泳三是新教徒，第二位总统金大中是天主教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美国传教士利用英法等欧洲传统宗主国在非洲、亚洲等地撤退的机会，逐渐渗透进这些地区，美国政府就是靠这些传教士们来了解当地的文化。
在冷战时期，基督教传教也是被美国政府利用来向苏联东欧集团发起进攻的武器。苏联和东欧国家原来广义上的基督教就很兴盛，既有东正教，也有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东欧国家，教徒一般约占人口的50%—60%，波兰的天主教徒占人口的85%。但二战以后，在这些国家，东正教、天主教曾受到“战斗的无神论”的制约。
美国政府正好利用了苏联东欧国家这种政府与教会之间很不正常的关系，利用基督教势力对苏联东欧国家进行思想渗透。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赞赏波兰红衣主教维辛斯基在1956年的波兰事件中所起的作用，高度评价红衣主教在和平地促进同西方的关系、“培养自由的种子”方面所采取的策略。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一书中也多次谈到宗教的力量，说“教皇没有装甲师，但是他拥有的力量不是苏联的坦克所能粉碎得了的”。里根在1982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动员包括教会在内的一切“民间组织”起来参加反对共产主义的“和平攻势”。
在美国与西欧国家的影响下，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苏联东欧国家普遍出现了“宗教复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调和，教徒的宗教信仰也受到尊重，宗教活动也比较多地开展起来。一些国家还与梵蒂冈建立了正式关系。如波兰政府在1971—1973年间归还了各种教会 7 000 件宗教物品，其中90%以上是天主教会的物品。
1978年10月，罗马天主教廷选出了一位波兰裔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原名卡罗尔?沃依蒂瓦，他曾任波兰克拉科夫的大主教。约翰?保罗登基后，调整了对苏联、东欧的政策，“从单纯承认共产党是东方的政治力量”转变为“从道义和宗教的观点对那种力量做出审慎的挑战”。他任命了苏联东欧国家一些持反政府立场的神职人员为主教，这些被任命的红衣主教主持的天主教会也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的活动中心和庇护所。美国对新教皇的决定非常满足。1983年，美国政府拨款45万美元，以加强美国和宗教领袖的合作。1984年，美国同梵蒂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召开之前飞抵罗马拜会教皇，就苏联、东欧的改革问题举行了会谈。
约翰?保罗二世在1979年、1983年、1987年三次访问他的祖国波兰，聆听他布道讲话和参加弥撒活动的信徒分别达到300万、665万和 1 000 万人，盛况空前，在波兰的局势变化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波兰的民意开始变化。根据1987年12月公布的一份民意测验的结果，波兰人对“谁最值得信任”问题的回答首选的是天主教会，占总票数的78.8%。当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为总统后，他直言不讳地说：“没有教会的支持，就没有团结工会的存在，也不可能有大选的胜利。”
冷战之后，美国在全球包括非洲与拉丁美洲的传教活动变得更加积极了。据说，在21世纪初美国在海外传教的基督新教传教士有10万人之众。伊斯兰教在非洲发展很快，但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21世纪初取得了很大突破，基督徒的比例大幅上升。拉丁美洲曾是欧洲大陆天主教的阵地，但美国传教士的积极活动使形势大为改观。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新教传教士在拉美的工作颇有成效，据说有20%的居民都改信了基督新教。
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120个宗教利益团体中，以外交政策为关注重点之一的至少有41个团体。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后，正式把在海外推动宗教自由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务院内设立了国际宗教自由法办公室，指派一名大使专门负责海外宗教事务。
从19世纪起，美国就很重视向中国传播基督教。第二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基督教会在中国也很活跃。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是基督徒，她让蒋介石也信了基督教。这些事情对美国舆论影响很大，因此美国政府在知道蒋介石政府十分腐败、国会反对美国继续给蒋介石以支持后，仍然决定要扶植它。
当代美国仍把中国的基督教化当做主要任务。1949年后，美国传教士继续在海外华人中开展工作，在亚洲各国华人加入基督教会的比例与韩国的比例差不多。据说，全世界大约有 5 000 万至1亿华人属于某种基督教会，这远远超过了英国、法国这样的世界大国的人口总数，甚至超过美国传教士开始对中国传教时美国的人口总数。这使美国人相信，让中国人信基督教有很大希望。
尽管新中国不答应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公开传教，但在改革开放后，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势力发展得非常快。艾克曼是《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站站长，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撰写的《耶稣在北京》一书分析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艾克曼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仍非常之惊人：目前已有 7 000 万新教徒，1 200 万天主教徒。艾克曼认为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尤其是在精英阶层中取得蓬勃发展，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在西方接受基督教的中国留学人员归国后对其四周的人产生影响。二是中国许多开明知识分子认为，西方文明之所以不会陷入衰亡或兴衰轮回，而是能不断修正自身，长期在全球占据优势地位，这与它的伦理和信仰有关。基督教不像佛教和儒教那样宣扬历史轮回和宿命论，它放眼未来，坚持历史是朝着一个终极目标前进的。三是基督教艺术能为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的虚无主义提供出路，这对中国艺术家也非常有吸引力。
艾克曼猜测，在今后三十年内中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基督徒，由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国家之一。他认为，中国这条“龙”将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
艾克曼深信，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有利，因为他观察中国的基督徒比较亲美，倾向于支持伊拉克战争和美国的对以色列政策；他们非常羡慕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民主制度，对其社会和文化缺陷则不太理会。艾克曼认为，因为中国的基督徒有这些政治倾向，一旦他们将来能进入外交部、战略思想库甚至政府高层，将会改变中国的外交政策。他甚至认为，基督教化的中国可能会向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派出传教士，去那里传播福音。他认为，一个基督教化的中国，将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而且会在世界上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而一个非基督教化的中国，一旦强大之后将对世界表现出危险和不确定的一面。
为把中国“基督教化”，美国的一些基督教团体与中国的地下基督教会联系密切。它们不仅为中国的地下基督教会提供活动经费，还通过它们“了解”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再反馈给美国政府，成为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的借口。2002年7月，布什政府以联合国人口基金间接帮助中国“强迫妇女堕胎”为由，公布取消2002年度向联合国人口基金提供 3 400 万美元的拨款。
美国传教士施加影响的基础是教育。许多国家的教育很不发达，非凡是受教育程度很不平等，美国的传教士经常是从办学开始。他们肯吃苦，能接近底层群众，在向大众提供免费或基本免费的教育中，逐渐地灌输基督教的教义。此外，美国传教士们也很注重接触当地的精英，影响他们。美国的基督教会有许多大学，可以给这些精英们提供到美国学习、进修的机会。
美国传教士在许多国家还是促进非政府组织建设的积极力量，他们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一起组织许多慈善活动，深深地渗透进当地社会。美国传教士还是人权活动家，他们经常号召教徒们以上帝的名义反对当地的一些不公正行为。因此，美国传教士的活动经常受到当地政府的排斥，却能得到当地一些民众的支持。
然而，随着美国传教势力在海外的扩张，美国似乎有些控制不住基督教发展的趋势了。这是因为：一方面，美国国内基督教发生了变化，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发展迅速，对海外基督教发展的认同感下降；另一方面，海外美国支持的基督教新教发展逐渐在脱离美国的控制，一些由美国发起的教会开始偏离美国政府希望的方向。
对美国在20世纪60、70年代经历的道德风气自由化，美国的基督教团体反应强烈。70年代末，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运动冒头，他们指责美国社会的风气败坏，使美国偏离了“上帝之城”的道路，美国将无法再给世界指明一条通向天堂的大路。1979年，牧师福尔韦尔成立了“道德伦理”组织，后于1988年解散。1989年，罗伯逊又成立了基督徒联合会，号召美国的基督徒重新团结起来，恢复道德规范，重建美国在世界上的精神领袖地位。罗伯逊大喊：“只要上帝的家与上帝的人民无法保证领导世界的地位，世界就永远不会有和平。当醉鬼们、共产主义者、无神论者、相信撒旦的新哲学的人、世俗的人道主义者、专制独裁者、贪婪的银行家、搞革命的暗杀者、对婚姻不忠者和同性恋者领导一切时，这个世界怎么会有和平呢？”
这股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运动从里根时代开始发展，主要集中在美国中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区。每到星期天，居住得很分散的人们都集中到一些公共场所(体育场、大教堂)，听牧师讲道。牧师手抚圣经，既讲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也讲一些国内外大事，每每用圣经的一些语言来解释现世的问题。尽管牧师的布道有时很夸张，让人听起来驴唇不对马嘴，但却能煽起民众的情绪。讲到激动处，总有些人站起来公布自己忽然感悟了，与上帝有了心灵感应。许多成年人的皈依会使气氛达到高潮。这些人被称为“再生”了，美国的再生派信徒迅速增长。随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展，美国基督教会的排外色彩开始显露，他们开始反对移民，反对天主教会，反对非英语人群，对印第安人、黑人的种族主义情绪上升，大声疾呼美国被外来的非基督教人群、非主流文化所污染，要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防止美国的坠落。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写的《我们是谁？》一书的确反映出美国社会的这种变化，它不仅反映出美国这一基督教社会的担忧，还反映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在美国的发展壮大。
随着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发展，它对美国在海外传播基督教抱着一种复杂的心理。一方面，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希望用基督教来同化世界，并保持美国这个上帝之城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它又怀疑外部的基督教发展反过来会“污染”美国这个纯洁的土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拉美及非洲一些原来由美国支持的基督教会的发展使美国人更感担心。
巴西的上帝王国世界教会(Igreja Universal do Reino de Deus，英语译为Universal Church of the Kindom of God)原是美国支持下办起来的一个基督教派，曾被认为是华盛顿在拉美培育的一支社会力量，20世纪80年代用于抗衡日益兴旺的左派政党和天主教的革命神学。这一教会有400万忠实信徒，后来自己到海外传教，遍布70多个国家，在非洲的发展非凡迅速。2002年巴西总统大选，该教会一反其亲美态度，支持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结果，卢拉获胜，美国人大为不快。里根时代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门杰斯在卢拉当选后第二天在《华盛顿时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巴西的政局，他说：“一个新的拥有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的威胁可能来自包括卡斯特罗的古巴、查维斯的委内瑞拉和左派分子总统的巴西组成的轴心，它们与伊朗、伊拉克与中国保持着密切联系。”
美国人对巴西上帝王国世界教的反应的变化反映出美国对它催生的海外基督教团体的不信任正在加深。这种分裂也反映在美国的基督教团体与罗马天主教之间。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公开抗议布什以上帝的名义发动战争，致使一些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牧师们在宣教中把欧洲的天主教徒称为没有信仰的人。
在美国遭受了“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基督教会的原教旨主义者立即抓到了一个新的敌人，那就是穆斯林世界。然而，这种动员美国基督徒的口号并不被其他海外的基督徒分享。于是，在美国一部分基督徒越来越转向原教旨主义时，美国在海外传播并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运动却与美国本土的方向离得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