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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不同于东风记录老牌融工家的融工往事的尾巴主义游击战，当代工厂的游击战同样是与毛主席建设敌后根据地的战略思想是相同的，当代的革命者要做好没有安身的延安边区而伪装在资产阶级最普通岗位上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的准备，也要做好为了保存组织力量牺牲小我的准备，更要做好利用根据地转移后唯一留存下来的更强大的革命组织来组织起更进一步壮大力量的运动。机会主义者是三勤三化后透露自己政治招牌的，从不想着人是怎么聚集起来的，于是即使不与资产阶级白色警察有真正的暴力冲突，也会散；革命者聚集起来的人才会聚集起更多人，此文就是对这个道理的诠释。
编者按2、机会主义者声称自己掌握了政治报路线的全部精髓，但却又只是把政治报当作某种传播”融工“（打工）经验的报刊，而把组织建设这一紧要问题丢到了垃圾桶里，只是空泛地讲着”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意义“这样百年前的空话，是根本无法获得本文提及的”扫帚“，更不用谈在地下对地上领导这一前提下的各种游击作战了。
马列毛主义的大扫帚
什么是扫帚哲学？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里这样说：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陕甘宁边区南面有条介子河。介子河南是洛川，河北是富县。河南河北两个世界。河南是国民党的，因为我们没有去，人民没有组织起来，龌龊的东西多得很。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保安。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中国有句古话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黎明者，天刚亮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是告诉了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毛主席的扫帚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靠着这把扫帚，一寸一寸地将中国的地面打扫了个遍。有了这把扫帚，就去考虑扫地的方法，而不要妄想着通过政治影响力赶走灰尘，毛主席在80年前就总结出的经验，却被现如今的机会主义者无视了。有佳士运动盲动围攻派出所，妄图“以势压人”；还有手工业小组搞纯粹宣传，甚至鼓吹通过坐牢教育群众、扩散影响。他们不懂得毛主席的扫帚哲学，不知道灰尘是靠扫帚扫走的，而不是用言语骂走，更不是用嘴吹走的。没有扫帚就想办法做一条扫帚，当代革命者的扫帚就是先锋队，革命的全部症结就在于缺少这个扫帚。
这个扫帚从哪里来呢？列宁给出了经验：“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在这个本身还很平常、还很细微、但是连续进行的真正共同的事业周围，就会经常不断地挑选和训练出一支由久经考验的战士组成的常备军”，“在这个报纸周围自然地形成起来的组织，由这个报纸的同事（按这个词的广义来说，即指一切为这个报纸工作的人）构成的组织，就会真能应付一切：从在革命最“低沉”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望和继承性起，一直到准备、决定和实行全民武装起义。”
列宁通过组建全俄政治报的共同事业编织出了社会民主党的大扫帚，并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将这个扫帚扎紧，扫干净了整个俄国。而革命者现在就缺这样一把扫帚，就缺这样一种共同的事业去锻炼自己。
但问题是，反动派已经忌恨上了列宁的那一把扫帚，他们看到工人聚在一起就害怕闹事，听到一点点流言蜚语就担忧造反，他们在合法工会中安插进尸位素餐的自己人，千方百计地迫害革命者，一定要把这把扫帚打散。扫帚的名字已经不能用了，就只能巧立名目，换一个名头，比如叫做吸尘器。地上工人小组不必组成什么工会，甚至不必有什么固定的形式、花名册，它可以是个拼团吃饭的小食堂、打架斗殴的黑社会，地下革命家组织办报也不必在乎文章写得多漂亮，也不必把报纸打印出来，无论干的事情是什么，只要能瞒过反动派的视线，通过共同的事业建立起组织联系，扫帚就初步编织成功了。项梁通过办丧事的名义组织起反秦义事，他就是个编扫帚的能手，当代革命者要做的无非就是这样的事。
扫帚不仅可以换一个名字，还可以拆卸开来，让反动派看不出名堂。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小组就是这把扫帚的须条，一个经过严格筛选、锻炼的革命家组织就是扫帚的主干，须条和主干分开来是看不出有什么用处的，而一旦组装起来，就成了扫清全国的革命大扫帚。我们应该尽全力将两者分开来，尽最大努力将地下的革命家组织与地上的工人小组相隔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把须条摆在反动派眼前，堆成堆，让他摸不着头脑。同时把主干隐藏在地下，把组装的过程隐藏在地下，一旦要用到这把扫帚，就像军队的集结号一样，将所有的须条绑在一起。
大机器小齿轮，大扫帚小须条，无产阶级的组织无非就是如此。
工厂里的游击战
列宁用“常备军”形容先锋队，用“军事纪律”要求革命者，用“军事行动”代指罢工、游行。可见，在列宁眼中，革命的艺术就是战争的艺术，组装扫帚就是动员军队，打扫灰尘就是实施围剿，“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当代革命者有必要以专业的眼光、战争的规律去研究融工。
毛主席是这样研究抗日战争的：“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象苏联，而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它是小国，兵力不足，留下很多空虚的地方，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它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融工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敌人占地甚广，但他兵力不足，基层统治腐朽，要依靠黑社会来辅助管理；先锋队处于地下状态，属于敌后作战，甚至是无后方作战，一旦被发现就要面临围剿；起义是个愚公移山的工作，非要做好十几二十年如一日的准备不可，是场残酷的持久战；暴动没有战线，也不存在正面战场，更没有大后方革命根据地。以上这些特点，就决定了当代融工同样应当将游击战思想从战术上升至战略以指导运动。
一切战争的原则是什么？是保存、发展自己，消灭敌人，游击战争对此原则的阐释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杨文翰无疑是个打游击的高手，“没有情报不动手，没有内线不动手，抢不到枪不动手，决不干赔本买卖，决不死打硬拼，谋划军事行动谨慎而精准，专捡落单的国民党军班级建制的小股部队打”，什么是亏本买卖？损害了组织就是亏本买卖。先锋队的行动原则同样如此，一切以发展组织为重，不能吸引革命群众加入组织的鼓动不做，不能保存革命力量的罢工、游行不干。影响力、宣传教育，那是有组织的情况下才能变现的东西，如果把革命的本钱打没了，宣传再多也没用。
这里称赞杨文翰，是因为他做到了保存自己，但杨终究是失败了，因为他完全没有发展自己。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游击战的真谛在于“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杨失败就失败在不做群众工作，不想办法建设根据地扩充人手，而是陷入了纯粹军事主义，为打而打，结果队伍越打越小。现如今也有一群机会主义小组，为了融工而融工，为了宣传而宣传，说自己的任务只是留下火种，刀耕火种般一个厂一个厂地闹，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种组织自然是要越融越少，越融越看不到希望的，融到最后出现几个坚持不下去的叛徒也完全可以预料。
敌强我弱，敌明我暗，这就决定了融工将长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处于蛰伏、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党组织的活动的基本内容，这种活动的中心，应当是不论在最激烈的爆发时期，还是在完全沉寂的平静时期都可能进行又必须进行的工作”，这种经常的工作绝不是罢工、游行这样的主动进攻、阵地战，（不绝对否认主动进攻、围剿在某些时候是必要的战术，但就总的方面来说，这种主动进攻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亏本买卖），而是相当不起眼的共同事业，在列宁是政治报的投递工作，在整个报刊的供稿、编排、发行的流程中练兵，为将来的起义做好绝大部分准备。这是列宁的扫帚，当代马列毛主义者自可以编制一些其他东西来发展“共同的联系”。
这是不是说不要进攻了呢？绝非如此，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是游而不击，事实上，唯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发展自己。什么是无把握之仗？罢工、游行、围堵警察局，在组织发展初期，这些都是无把握之仗，对工业化的革命家组织来说都是如此，更不要说手工业小组了，完全是送死。那什么是有把握的战斗呢？暴打黑社会、班组长，给工人撑腰，这就是有把握之仗。只要我们从一开始就着手于建立低烈度的暴力值班小组，这些目标就完全可以做到，而且由于这种地上暴力组织以兄弟义气作伪装，表面上只是个兄弟会而非革命组织，属于可以公开的灰色地带，暴露了也没有大关系。为什么必须打这种战斗呢？因为中修基层只是组织松散，但不是没有组织，先锋队的工人小组想要扎下根来，就必须靠硬实力划下自己的势力范围，抵御地痞流氓、基层官僚的胁迫、敲诈乃至暴力攻击。只有向工人展现出了这种力量，只有当工人小组将夺取了一小块区域的实际政权，实现了“这块地盘我说了算”，群众才敢于加入组织，才迫切希望加入组织，因为真正困扰群众的是他们的无权状态，而不是那几个臭钱，暴力值班小组恰好就能给群众带来做人的权力。
游击战常常是无后方作战，但这不是战争的属性要求我们这样做的，而是战争的残酷迫使我们这样做的，游击战争实际上离不开根据地的建设。古代的农民战争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流寇思想泛滥，不重视发展根据地，因而导致自己长期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当代融工同样要想办法建设根据地，要在工厂中扎下根来，使得地上小组可以长期控制、影响厂区，营造人心浮动的氛围，暗中发展成员。这种控制靠的就是暴力小组，是一种土霸王式的控制，名义上工厂还是资本家的，生产一切照旧，但如果有什么人欺负工人，暴力小组就围殴惩戒，因而在群众中获得权威，这块厂区就成为革命家组织实际上的兵源、根据地。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彻底夺厂夺权，实现工人治厂，那就是一个白皮红心的微型政权了。
要发展这样一个根据地，没有相当的武装力量是不可能的，但武装力量再怎么强大，面对国家专职暴力机器——警察还是力不从心。一般的策略是伪装，以打架斗殴而非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蹲几个星期派出所，不一般的策略，即基层警察横下心来实施围剿的情况下，就要果断地撤退，打不过就跑。先锋队是一把可拆卸的扫帚，须条千千万万，主干只有一根，当地上工人组织因其广泛性面临暴露、镇压时，地下秘密的革命家组织必须主动地筹划撤退，保留革命的本钱。那么原先的地上组织是替革命家承担无妄之灾了吗？绝非如此，先锋队强调地上地下的严格隔离，强调保守秘密，强调细小的分工，就是为了让大部分人不必参与到秘密运动的中心承担不必要的风险。地上组织中是不会当面宣传、灌输政治内容的，机会主义者就喜欢当面演讲，还觉得自己再做宣传，这不是在教育群众，这是把群众往火坑里推，如果革命家组织因为某个群众泄密导致被捕，那也只能怪革命家自己，让远未成熟的群众坐在忏悔椅上过早接受考验，这是那些天真的手工业者最大的罪过。
这里强调主动的撤退，而非被逼无奈的撤退，也不是一哄而散的崩溃，否则就不是保存组织，而是摧毁组织。主动的撤退是有层次的，有汇合的地点，有下一步的计划，有人先走，有人殿后。只有掌握主动权，才能发挥先锋队在组织能力上的优越性，有计划的撤退让革命工作不至于陷入瘫痪，工人小组中的代办员是殿后的角色，很可能是要以大哥形象与黑警奋战到底的角色，不如此就是打击士气，还招惹怀疑。宣传小组这样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是要先行撤退的，其工作的敏感性让其难以蒙混过关，不如此就是葬送革命，无谓送死。“存人失地，人地皆存”，根据地可以给先锋队提供巨大帮助，但该舍弃还是要舍弃，革命能够胜利的全部原因就在于隐藏在地下的革命家组织，而不是地上的工人小组，机会主义者不做这种划分，只是将两者混杂在一起，这导致他们永远被一网打尽，永远开垦荒地。
革命家组织撤离后，根据地重新被敌人占领，这是不是说做了无用功呢？当然不是，其一，我们依靠根据地发展了组织，锻炼了革命力量，不论是人员的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提升。与刀耕火种的机会主义者的逃窜不同的是，革命家组织至始至终是隐藏在暗地里的，有序的撤退是在资产阶级视线之外实现的，因此，这种撤退就不是韭菜挪窝，而是战略转移。其二，有序的撤退自然也要留下人手观察情况，与积极工人保持联系，为敌人的镇压结束后的复苏工作做准备。地上工人组织因其广泛性，其被捣毁与重建将是革命历程中不可避免的常态，这是一场残酷的持久战。要打赢这样一场战争，就必须有一支在任何时候都善于扎根，同时善于转移的坚强的革命家队伍，他们善于在任何地方、任何平凡的时间里发展工人组织，建设根据地，更要善于在激烈的斗争中保持头脑清醒，避实击虚。敌人的力量不足以在所有工厂发起围剿，哪怕是一片厂区长时间围剿都做不到，唯一的应对方法就是游击转移，而非硬碰硬。群众是先锋队的汪洋大海，是反动派的无底深渊，蛟龙入大海，英雄复自由！
